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2—1506），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大航海时代的主要人物之一。作为15世纪欧洲著名的航海家，其出生地、出生时间、家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渡洋远航的动因等，有着不同版本的传说。时至今日，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不解之谜，仍被一些航海家和冒险者们所津津乐道。
　　从时间上来看，哥伦布远航虽然比我国明代郑和下西洋晚了近100年，但是相较而言，他大都选择远离海岸的航线，在首次航行过程中还发现了磁偏角。与其说发现新大陆让哥伦布声名远扬，倒不如说他凭个人勤奋努力、坚定毅志，忠诚的信仰力量和百折不挠的探索冒险精神更令世人景仰。尽管哥伦布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是莱夫·埃里克松），但哥倫布的航海带来了第一次欧洲与美洲的持续的接触，并且开辟了后来延续几个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海外领地的大时代。这些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2019年，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征集到三幅19世纪中期由德国绘制出版有关哥伦布航海的版画（图1至图3）。从这三幅版画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到航海家哥伦布忠诚信仰、勇于创新、坚忍不拔的伟大航海精神。
　　这三幅版画，表面来看是以哥伦布三个生活片段为题材，但实际上正是当时整个德意志帝国所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表述。
　　哥伦布是一名天主教徒，宗教的信仰给哥伦布的航海计划创造了机会，也从精神上给了他无尽的动力。他在《航海日记》中曾经写道：“希望航行终将给基督教事业带来最大荣誉。”是“上帝指引着他，上帝只向他做出了启示，叫他去使远方的异教居民皈依。他一直到晚年都认为是上帝启示他去发现新的天、新的地，并给他指出了道路。”
　　1484年年底，崇尚地圆学说的哥伦布，为到达亚洲东部的印度，把自己的西航计划呈献给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但没有被国王采信，航行计划只好暂时搁置。不久以后，哥伦布离开葡萄牙，带着儿子来到西班牙，在这里曙光顿现，他遇到生命中的贵人——曾任伊萨贝拉女王忏悔牧师的拉比达修道院院长胡安·佩雷斯（图1，左三）。从版画可以看出，佩雷斯院长正襟危坐，左手横放在胸前，右手执一类似圆规的用具。根据桌上的图画，我们大致可以推出，应是一幅航海图，从佩雷斯的表情与动作来看，他是在计算航线的距离，同时与哥伦布彼此交换着意见。哥伦布此时恭恭敬敬地坐在佩雷斯右侧，身体面向左前方，仔细审视着航海图，全神贯注地思索着他的航海计划，他的神情坚定而果敢。哥伦布右侧是一位秃顶男人，具体身份不详，他手握着一卷文稿顺势撑在桌面上，身体稍稍前倾，也在认真地倾听着佩雷斯院长的讲话。与三人表情略有差异而又有趣的是，画面上一个孩子，他的个子不高，长长的卷发，用一条头巾整齐地束起来，微笑着站在院长左手边，他此刻并没有盯着院长的一举一动，目光望向别处，相较之下，给人一种十分顽皮的感觉。不用说，这个小孩子就是哥伦布的儿子。在他的身后还有一只宠物狗，垂着两只长耳朵，一条腿微微抬起，十分悠闲地吐着它那长长的舌头。
　　不久以后，佩雷斯给女王现任神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对哥伦布航行计划极度赞美。但不幸的是，神父见到哥伦布后，觉得他就是一个空想家。转眼到了1486年5月，经西班牙头号大臣红衣大主教德门多斯的引荐，哥伦布受到伊萨贝拉女王的接见。女王虽然对哥伦布航行计划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但是由女王指派的与哥伦布具体对接的学术委员会的人，思想十分保守，做起事来总是瞻前顾后，因此将这件事情一拖再拖。直到1490年，他的计划被西班牙学术委员会彻底否决。第二年，拉比达修道院胡安·佩雷斯院长再次出面觐见女王，为哥伦布寻求物质上的支援，虽然女王下令重审该航海计划，但结果又一次遭到思想保守的学术委员会的否定。
　　多年的等待与无尽的挫折，使年仅40岁的哥伦布鬓发斑白。尽管如此，哥伦布并没有放弃，远航的信念支撑着他“四处奔走，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向人讲述一遍”。就在他对西班牙感到深深绝望、准备动身前往法国实现梦想的时候，恰逢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因而统治者的目光转向对物质的追求，于是决定支持哥伦布远航。“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没错，历经各种坎坷，哥伦布终于向他的人生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为他的航海计划向前推进迈出了实质一步。他积极筹备，招募水手还有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哥伦布不仅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也不断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发现新大陆回到西班牙后名满天下，周围许多人，尤其是以前的一些同行，对他的成功显得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哥伦布只不过是运气特别好，上帝对他格外关照而已。任何人只要有哥伦布的勇气与机会，都可以做到。因此，在一次聚会上，哥伦布举起一枚生鸡蛋大声地问那些同行：“不准借助其他道具支撑，你们有谁能把这个鸡蛋单独竖立在桌子上？”周围的人听了，立刻跃跃欲试，每人拿起一个生鸡蛋尝试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结果鸡蛋不是掉在地上摔碎，就是滚倒在一边。总之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取得成功，现场渐渐变得鸦雀无声。此时只见哥伦布不慌不忙，他靠近桌前，慢慢拿起之前的那枚鸡蛋，朝桌面上轻轻一敲，鸡蛋应声碎了一块，蛋清慢慢地淌了出来，但是随之鸡蛋却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哥伦布头一抬，眼神环顾四周，一字一顿地说：“是的，这件事就这么简单，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发现美洲并不难，几乎和把这枚生鸡蛋立在桌子上一样容易。可是，在我没有立起它之前，你们又有谁想到了呢？”听了他的话，身旁站立的旧毡帽恍然大悟，嘿嘿地笑了，而棉帽子则一脸严肃的样子，只见他歪着头，左手握着鸡蛋，右手手背拱起，抚在桌面上，似乎还在纳闷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再看对面的那位礼帽，只见他身体前倾，面露微笑，左手扶着桌沿儿，右手微微抬起，大拇指高高上翘，食指指着哥伦布的鸡蛋，打心底里满是佩服。而立在桌角的这位伙计，只见他瞪大了双眼，伸长脖子，右手握拳紧紧地顶在胸口，仿佛一不留神那颗激动的心马上就会跳出来，此刻烟也顾不得吸了，横放在桌沿上任其袅袅燃烧。哥伦布以简单形象的事实证明创新就是这么简单，关键看我们要不要钻研思考，有没有不断创新的精神，因此打动了周围的人。此时的哥伦布，目光坚毅，执着信念和思考创新的表情也溢于言表（图2）。 　　哥伦布竖鸡蛋这个故事，其本质是对新问题采取的一个积极态度，它表现为解决问题的新角度。从数学和物理学两方面来解释一下，就涉及到点接触与面接触。首先，从力学角度来看，两物体面接触的稳定性要大于点接触。而鸡蛋是近似椭圆形的，要使鸡蛋足够稳定地立于桌面上，最好采用平面接触，且在鸡蛋尺寸范围内，接触平面越大越稳定。那么问题来了，鸡蛋表面不是平的，怎么辦？数学知识告诉我们，若要确定一个平面，至少要有三个点。为确保鸡蛋稳定性，只要在鸡蛋上任意选取距离足够远的三个点，用这三个点确定一个平面即可。这时你会进一步发现，无论三点选在什么位置，其确定的平面均位于鸡蛋内部！换句话说，要想实现这个平面与桌面的“亲密”接触，只能选择敲碎鸡蛋，别无他法。就是竖鸡蛋这样一个小动作，至少包含物理和数学两门自然科学的知识。
　　这个故事从侧面说明哥伦布的成功源于他对科学知识的努力学习。哥伦布的父亲多米尼科是一名小手工业者，家境贫寒。哥伦布少年时期没受过多少教育，他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来的。但他从小就有一个爱好——啃书。1476年来到葡萄牙之后，好学的他如同饥饿的人看到一块面包，寻找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有时钻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但是很多时候，人们会怀疑这算不得创新，但实际上创新原本就这么简单，关键在于每个人敢不敢想，肯不肯去付诸实践。
　　哥伦布的成功，还在于他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时，始终做到百折不挠，有着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拼搏意志。150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小置身海上，为的是在海上航行，且一直坚持至今。”这与中世纪消极退缩的处世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长期社会历练中，他逐渐形成了西航的思想。要使这一思想转变为一个伟大的航海计划并最终付诸实践，除了要付出艰苦劳动外，还要有超出常人那种坚韧无畏的勇气。在哥伦布筹划航海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仅要忍受那些无知官员荒谬绝伦的闲言冷语和讥讽嘲笑，还要和各种偏见与贫困作斗争。尽管如此，他始终信心满满。相信地圆学说的哥伦布，本身就对当时宗教信仰构成一种挑战。可以想象，当哥伦布拿着自己规划的航海图兴冲冲地向教士们宣讲时，其内心深处必定充满着极大的自信，万丈豪情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但是，他喜悦与希望没有换来教士们的鼓励与支持，相反，周围一片嘲笑之声（图3）。“天哪，你疯了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后面的那位传教士探出身子，用手指着自己的前额，冲着哥伦布毫不留情地喊道。哥伦布右手侧的传教士已经笑趴在桌子上，用食指指着哥伦布，看热闹一样直直地望着。前面那两位上了年纪的传教士似乎对哥伦布的话根本就没什么兴趣，起身准备离去。他们身后这位年轻的传教士，一番嘲笑之后，似乎又觉得不妥，眼睛斜向哥伦布，用本书遮一下自己的窘态。其余的传教士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窃窃私语。在今天看来，哥伦布的探险精神也许没有那么耀眼，可是在当时天主教作为唯一意识形态的中世纪的西欧，理性之光暗淡无比，能努力去挣脱传统思维的羁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消极退缩，倡导积极冒险的探索精神，无异于燎原的星星之火，必然推进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前进征程。
　　三张小小的版画反映了德意志民族追求信仰、崇尚求实创新、在困难面前又始终能够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以独到的眼光，使经济与文化这“两驾马车”实现了完美的契合，从而为该民族奠定了后来者居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