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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之际独特的政治形势使得早期封建君主专制下的君臣模式有所改变，其中魏晋“宠礼”所表现出的君臣和谐相处模式，在王导与晋元帝司马睿的相处模式中有所体现。本文旨在以《世说新语·宠礼》为例，探讨魏晋时期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相处模式的改变。
关键字：魏晋；宠礼 ；君臣相处模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以江左东晋政权为代表，可以看出君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等级森严，《韩非子》载“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三纲五常等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基础。“君为臣纲”是为历代君臣之间的相处准则。但是这样的准则只存在于一个各方面势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旦遭逢战乱，这一种均势被打破，道德准则怕是已无法再有其约束作用了。
魏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以叙述描写魏晋士人名流言行琐事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致状况和人们的言行处事。在《世说新语》中，有一章专门写了“宠礼”。那么宠礼是什么意思呢？《易·师》：“承天宠也”郑注：“光耀也。”《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由此可知宠礼是指一种礼遇尊崇，指得到君王等上级的优待，这在古代是一种难得的荣誉。汉贾谊《新书·服疑》曰：“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礼宠异。” 宠礼可以看做是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共处模式，下级感谢上级的知遇之恩。然而以宠礼所体现的君臣关系，其实质并没有表象的和谐，在很多情况下，一方的强势则会打破这种模式。魏晋在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君臣和上下级之间模式有很大变化。
首先可以从各个集团对于人才的追求这一方面，来看在魏晋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每个阶层处事模式的改变。摘录《世说新语.宠礼》中第三则：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从此中看出魏晋时期对人才的爱护。大司马桓温领兵灭亡成汉，又曾三次领导北伐，权倾朝野。这样权谋在手的人处于魏晋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招揽名人奇士，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在动荡不堪的年代，即使是门阀士族也期许内揽贤士，外掌兵权。桓温对王珣和郗超的态度，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的“宠礼”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知遇之恩，更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需求，应该是互利的。
在桓温和王珣、郗超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宠礼”即使还保有原来的意思，但也因为魏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有所改变。那么在“宠礼”的另一个方面，君臣关系方面同样也会跟原本的有所不同。摘录《世说新语.宠礼》中第一则：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从此则摘录中可以看出“宠礼”所表现出的君臣关系可谓是到达了一种新的高度。东晋政权因为特定的历史形势影响，并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相反皇权受到门阀士族极大地威胁，这样的情况始于东晋初期司马睿与王导的相处模式。据《晋书·王导传》载：“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由此观之，王导对于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贡献颇大。时睿南下初期，江南门阀多为不附，王导献计笼络江南大姓“由是吴会风靡， 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 渐相崇奉， 君臣之礼始定” 永嘉五年（311）西晋灭亡，江南的司马睿次年称帝，是为晋元帝。王导出任宰相，侨迁世族与原著世族共同辅佐晋元帝，东晋政权建立在南北门阀大族政治联合基础之上，故而“祭在司马，政在士族” 的政权组成模式贯彻东晋始终。即使如此，东晋政权也是在王导忍让，调和各方面的矛盾下，苦心经营起来。在其位居人臣之时，也尽心尽力辅助晋元帝，在新政的建立和维持上都有功绩。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由此观之晋元帝对于王導的“宠礼”看似稍过，但也不可完全当做儿戏，就以东晋的政局来说，即使君臣之礼不可废，其相处模式也会有所改变。
封建君臣的相处模式的改变，不仅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也是对君臣之间和谐关系的挑战。在社会安定的朝代，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会格外的森严，“君为臣纲”是君臣相处模式的信条，同样也维持着君臣之间的和谐和信任，当这一种张力被打破，或是被弯曲，这一种和谐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类似东晋而言，就会有功高震主，权倾朝野的大臣。君臣之间的和谐模式的改变，在小的方面会影响一些家族的命运，而在大的方面则会影响到整个朝代的更替，极其脆弱的君臣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堪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晋书·王敦转》载“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 永昌元年，爆发王敦之乱，而东晋朝廷孱弱，无以重兵抵抗，晋元帝抑郁而终。故而，臣子对于君主的忠诚与否关乎王朝的命运。
可以说较为普遍的是臣子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起兵反抗，会尽力做到与君的和谐关系，因为其一人代表着一整个世家大族的沉浮。就王导而言，“臣下何以瞻仰！”就表现了他对于君臣名分不可逾越是奉作信条的，臣子的努力也会调和君臣之间的关系，促进之间的信任，以至于王导历经元帝，明帝，成帝三朝。王导面对宠礼时的态度，应该是值得标榜的，即使其有助君建朝之功绩，也没有辱没臣子的义务。宠礼是君臣和谐的相处模式，也承载着臣下对君上的“敬畏”，例如前人对《诗经.湛露》的评价：“君恩愈宠，臣信愈谨，乃可免愆尤而昭忠敬，讵可恃宠而失仪乎？” 就是指王导所标榜的君臣关系。“宠礼”在历史背景中不断演化，但是即使有再多的因素的影响，和谐的君臣关系还是处于君臣模式的核心，也是君臣所共同追求的制衡。
参考文献：
[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
[2] 刘熙 、《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
[3] 贾谊、《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
[4][5][7]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8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潘雁飞，“封建社会君臣和谐张力的失衡与重构《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考论”， 广 西社会科学 ，2005年10期
作者简介：王越（1993—），女，陕西宝鸡人，陕西师范大学2011级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
关键字：魏晋；宠礼 ；君臣相处模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以江左东晋政权为代表，可以看出君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等级森严，《韩非子》载“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三纲五常等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基础。“君为臣纲”是为历代君臣之间的相处准则。但是这样的准则只存在于一个各方面势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旦遭逢战乱，这一种均势被打破，道德准则怕是已无法再有其约束作用了。
魏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以叙述描写魏晋士人名流言行琐事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致状况和人们的言行处事。在《世说新语》中，有一章专门写了“宠礼”。那么宠礼是什么意思呢？《易·师》：“承天宠也”郑注：“光耀也。”《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由此可知宠礼是指一种礼遇尊崇，指得到君王等上级的优待，这在古代是一种难得的荣誉。汉贾谊《新书·服疑》曰：“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礼宠异。” 宠礼可以看做是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共处模式，下级感谢上级的知遇之恩。然而以宠礼所体现的君臣关系，其实质并没有表象的和谐，在很多情况下，一方的强势则会打破这种模式。魏晋在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君臣和上下级之间模式有很大变化。
首先可以从各个集团对于人才的追求这一方面，来看在魏晋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每个阶层处事模式的改变。摘录《世说新语.宠礼》中第三则：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从此中看出魏晋时期对人才的爱护。大司马桓温领兵灭亡成汉，又曾三次领导北伐，权倾朝野。这样权谋在手的人处于魏晋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招揽名人奇士，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在动荡不堪的年代，即使是门阀士族也期许内揽贤士，外掌兵权。桓温对王珣和郗超的态度，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的“宠礼”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知遇之恩，更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需求，应该是互利的。
在桓温和王珣、郗超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宠礼”即使还保有原来的意思，但也因为魏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有所改变。那么在“宠礼”的另一个方面，君臣关系方面同样也会跟原本的有所不同。摘录《世说新语.宠礼》中第一则：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从此则摘录中可以看出“宠礼”所表现出的君臣关系可谓是到达了一种新的高度。东晋政权因为特定的历史形势影响，并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相反皇权受到门阀士族极大地威胁，这样的情况始于东晋初期司马睿与王导的相处模式。据《晋书·王导传》载：“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由此观之，王导对于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贡献颇大。时睿南下初期，江南门阀多为不附，王导献计笼络江南大姓“由是吴会风靡， 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 渐相崇奉， 君臣之礼始定” 永嘉五年（311）西晋灭亡，江南的司马睿次年称帝，是为晋元帝。王导出任宰相，侨迁世族与原著世族共同辅佐晋元帝，东晋政权建立在南北门阀大族政治联合基础之上，故而“祭在司马，政在士族” 的政权组成模式贯彻东晋始终。即使如此，东晋政权也是在王导忍让，调和各方面的矛盾下，苦心经营起来。在其位居人臣之时，也尽心尽力辅助晋元帝，在新政的建立和维持上都有功绩。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由此观之晋元帝对于王導的“宠礼”看似稍过，但也不可完全当做儿戏，就以东晋的政局来说，即使君臣之礼不可废，其相处模式也会有所改变。
封建君臣的相处模式的改变，不仅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也是对君臣之间和谐关系的挑战。在社会安定的朝代，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会格外的森严，“君为臣纲”是君臣相处模式的信条，同样也维持着君臣之间的和谐和信任，当这一种张力被打破，或是被弯曲，这一种和谐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类似东晋而言，就会有功高震主，权倾朝野的大臣。君臣之间的和谐模式的改变，在小的方面会影响一些家族的命运，而在大的方面则会影响到整个朝代的更替，极其脆弱的君臣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堪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晋书·王敦转》载“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 永昌元年，爆发王敦之乱，而东晋朝廷孱弱，无以重兵抵抗，晋元帝抑郁而终。故而，臣子对于君主的忠诚与否关乎王朝的命运。
可以说较为普遍的是臣子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起兵反抗，会尽力做到与君的和谐关系，因为其一人代表着一整个世家大族的沉浮。就王导而言，“臣下何以瞻仰！”就表现了他对于君臣名分不可逾越是奉作信条的，臣子的努力也会调和君臣之间的关系，促进之间的信任，以至于王导历经元帝，明帝，成帝三朝。王导面对宠礼时的态度，应该是值得标榜的，即使其有助君建朝之功绩，也没有辱没臣子的义务。宠礼是君臣和谐的相处模式，也承载着臣下对君上的“敬畏”，例如前人对《诗经.湛露》的评价：“君恩愈宠，臣信愈谨，乃可免愆尤而昭忠敬，讵可恃宠而失仪乎？” 就是指王导所标榜的君臣关系。“宠礼”在历史背景中不断演化，但是即使有再多的因素的影响，和谐的君臣关系还是处于君臣模式的核心，也是君臣所共同追求的制衡。
参考文献：
[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
[2] 刘熙 、《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
[3] 贾谊、《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
[4][5][7]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8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潘雁飞，“封建社会君臣和谐张力的失衡与重构《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考论”， 广 西社会科学 ，2005年10期
作者简介：王越（1993—），女，陕西宝鸡人，陕西师范大学2011级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