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四大以来，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主要是人事工作方面的部署安排，而三中全会则是出台重要改革政策和体现新一届领导施政纲领的会议。七中全会则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去年年末，新一代领导核心走马上任，人事和反腐上动作颇为抢眼，经过近一年的探底熟知磨合，是到了为发出系统经济主张或者给出顶层设计方向的时刻了。这也正是这段时间十八届三中全会激发来自政界、商界、学界和民间各种利益诉求和思想碰撞的背后逻辑。
　　期盼新动力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是中国经济一个新阶段的开启的信号。”
　　而在10月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从数字上，似乎就已经开始昭示出这样一个新阶段的到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三季度同比增长强劲反弹至7.8%，而二季度的同比增长率为7.5%，而全年的目标是7.5%。可以说，这个数据，让人们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中暂时解脱了出来。
　　但是，伴随着GDP公布的其他数字却隐藏着对未来发展的担忧。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的工业活动增长、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处在环比下行的通道中。在巴克莱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常建看来，这些数字都预示着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根本性挑战，包括工业产能过剩、金融和财政风险、潜在的房地产泡沫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可以说，最新的经济复苏的根基并不稳固。
　　而同样产生忧虑来自10月份公布的9月份CPI数据。由于持续高温导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18%，CPI突破了“3”，同比上涨3.1%。虽然没有突破今年调控的红线，但是给经济下一步的复苏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由于前段时间美国政府关门和债务违约担心所引发的外围市场波动并不会在短期内立刻消除，在未来的一段时长内，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外部因素还将存在。从而，为确保经济的稳步运行，一定的微刺激政策将不可避免。同时，PPI从5月份就呈现出降幅不断收窄的态势。但是PPI的传导作用将会给CPI带来更大的上涨压力。
　　如果在11月份公布的10月份CPI数值能够重回“3”以下，或者维持在3月份水平，那么整体经济压力并不大。但是，如果10月份的CPI数值突破“3”，那么管理层就不得不被迫采取政策措施，控制物价，控制市场的流动性。而这对游移在复苏轨道的中国经济极为不利。
　　面对近期中国经济数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的Luis Kuijs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推进提高生产率的更艰难的政治改革，诸如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引入更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因为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下降。中国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
　　这样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仅在以10年为跨度的长期，甚至也存在着以季度为标尺的短期具有重大经济意义，这也是个经济参与主体的希冀。
　　希望与现实
　　由于涉及到未来十年经济增长战略的制定，新一届“三中全会”又引发了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内幕”。这些林林总总的观点，新旧交加，真假莫辨，或者说，诉求人并不在意相关观点现实可操作性，而只是希望借助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注来测试政策的社会接受度。
　　在一系列被热议的改革措施中，比较热门的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遗产税，房产税，征地制度改革已经对民营经济放开投资领域。
　　从这些被热议的话题，我们可以窥见民众的期待，但是作为一个为十年经济发展布局的战略性会议，给全社会开出具体的经济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
　　其中一度热议会在本次会议上正式推动遗产税出台就是这样一种不现实的判断。在世界各国，遗产税都属于小税种，仅占税收总额的1%-2%。但由于税制复杂，征税成本较高，历来存在争议。在中国这样一个个人财产信息登记还不健全的国家，个人收入还没搞清楚就一步到位收遗产税，只会留下无限的“寻租空间”，滋生腐败。同时，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富裕程度不一，征税难度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户籍制度改革几乎每一次都会被各路媒体和专家拿出来期盼一番，最终的结果却几乎是坚若磐石，纹丝不动。本次，估计不会出现特别的惊喜，毕竟没有强大的倒逼改革的力量存在，相关部门没有动力去推动。而根据一些媒体的描述，对民营经济放开投资领域和征地制度改革在本次会议上会取得一定突破可信度极高，而民营经济、房地产以及相关的金融行业正式改革的核心。但是作为“国本”，稳定导向，将使得深层次的变革不具现实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将是“姿态加方向”的政策措施。
　　就如同之前每一次“三中全会”之前一样，媒体坊间充斥着生动畅想和凿凿之言，但是最终公布的文件，显得要保守许多。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过去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经济的主基调，当政者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各领域的改革。但是，固有的利益集团抵制和阻碍了改革的推进。
　　基于这样的判断，在笔者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股市后市的影响是偏负面的，在政治的影响下，最终的结果未达到投资者的预期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