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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2008年过去了，但“轰轰烈烈”这四个字与中国的图书业无关。倘若前溯十年，这肯定是出版界经历过的最平淡的一年
小说 ：感官快感之后的满地败絮
2008是中国文学的荒年。
从这一年出版的小说中，你很难找出可以在今后仍被谈论的作品。知名作家——即便是多产的名作家——几乎集体消失了。书店里看不到王安忆、贾平凹和莫言这些大腕们的新作，网络文学乘虚而入，辅以花花绿绿的商业宣传，轻易夺占市场。
书店里似乎一时百花齐放，出版社群起追逐轻佻的网络作者，以点击率做市场指南和广告口号，严肃文学则龟缩进文学杂志的小小角落。到了年终，回头再看，却是短暂感官娱乐之后的满地败絮。
2008年版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也许就是一个证明，上榜者多为网络写手或通俗畅销小说作家，与严肃的文学全无干系，也说明今天的文学与市场之间横亘着怎样的鸿沟。
然而，2008年最耸动视听的活动，当属网络游戏巨头盛大公司搞的“30省作协主席竞赛”。这个不伦不类、不清不白的“竞赛”，不仅引发蔓延网络的激烈骂战，亦招致外界对其评比规则和操作过程的普遍质疑。甚至它到底是文学评奖还是网络出版，一时亦不明确——其规则过于模糊，每位参赛的主席却又得到了一万元的稿费。这一事件与此前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关于汶川大地震令人发指的诗作结合，使“作协主席”之身份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大奖，2008年颁出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仍然难以令人信服。通俗小说《暗算》(作家出版社)获奖引起争议的背后，是人们对文学无法摆脱旧有束缚又将投入商业怀抱的深深担忧。
此前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奖后，其多部旧作被迅速重新包装，在书店堂皇上架。可喜地证明诺贝尔文学奖仍然能够赢得充分的敬爱，可悲的是，中国读者只认诺贝尔这一个奖，与之相比，其他外国文学名奖之作所获的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有多少人读了甚至听说2007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聚会》(作家出版社)呢？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黑信封》，及其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和随笔集《论小丑》同时出版了中译本(均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马氏虽非名冠全球的顶级大腕，却有非凡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又因所述个人经历及集体记忆与中国读者多有共通之处，而独具特殊意义。
托马斯·品钦所著、厚达800余页、77万余字的后现代经典小说《万有引力之虹》(译林出版社)，经历翻译家和出版商多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了中译本。而印度裔英国大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名作《午夜的孩子》中译本的问世仍然遥遥无期。此书早于1981年获得布克奖，又在1993年布克奖创办25周年，以及2008年该奖40周年时，两获布克奖历史上最佳作品的称号。虽然数年之前，厦门大学的刘凯芳教授已经完成此书的翻译，却至今不获出版，万般无奈之下，他听从网友的劝告，开始在互联网上连载译稿。由此可见，网络也不完全是文学的垃圾场。
严肃文学的难堪境地，于文学期刊的境况亦有反映。先有上海《译文》杂志宣布停刊，后有《报告文学》杂志被曝光以千字千元的价格叫卖版面。一个没钱，一个丢脸。没钱的死了，丢脸还在苟活的。
非小说：“讲坛”神话不再 读者尚未成熟
对非小说而言，2008也算不上丰年。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年特殊的气氛：奥运主题占据了前三个季度，最后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结尾。相关图书大量问世，却以献礼书为主。
电视清史学者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突遭掌掴，令人同情之余，也宣告了《百家讲坛》造就的畅销书现象盛况不再。然而，即便数千人在书店排队等候易中天和于丹等人签名的离奇现象不再出现，亦不能表明读者已经走向成熟，而只是验证了任何哗众取宠的商业模式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如果易、于现象，能比“超女”和“快男”更快的早早收场，将是一大幸事。
独立的思考和严肃的学术并非不存在。继2007年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札记》之后，历史学家杨奎松的新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此书亦出现在国内多家报刊评选的2008年年度好书之列。杨奎松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多见的真正的史学家，他凭史料说话，不人云亦云，不胡说八道。他认认真真做学问，没有上电视说评书，没有意淫历史，没有心灵鸡汤。当然，他也没有上富豪榜。
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中国文学史》第七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亦值得一读。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顾彬对中国作家自我放弃与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尖锐指责难免令人不快，其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更导致了他与中国文坛的深刻隔阂。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或许可被视作中国文学开始反思的一个良好开端。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简体中文版的最终出版，亦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重视。同时出版的还有阿伦特的学生及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杨-布鲁尔所著《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译林出版社)，它以浅显易读的行文，指出了阿伦特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具有的特殊意义。
奥巴马现象蔓延到了中国出版界。去书店数数架子上的“奥巴马图书”，已不下十几种。其中既有奥巴马本人亲笔，亦有他人所著；既有外来的翻译引进，亦有来历可疑的本土“编著”。
电子书：极速发展
纸价的上涨，已逼使中国的都市类报纸在2008年纷纷提高了零售价。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图书定价也在上涨。较之以往普遍20元左右的图书定价，现在，30元左右的书大为增多。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出版商和读者将有更多的动力转向电子书等数字媒介。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久前表示，2008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总体收入规模将达到53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2002年时仅有15.9亿元，可见发展速度惊人。
从世界出版业来看，2008是电子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一年。亚马逊推出的手持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已经卖出了40万台，引燃了沉寂多年的电子书产业，与较早前推出的不具备独立上网功能的索尼Reader一起，成为今年圣诞节期间英美两国的热销商品——索尼Reader在英国沃特斯通连锁书店的专卖柜台一度卖到脱销。
中国市场上亦有多款电子书阅读器销售。虽然国产品牌占有最多的市场份额，但索尼Reader等外国品牌亦可在购物网站上购得。
更多的电子书产品则瞄准了手机用户，苹果的iPhone持有者，现在已经可以利用一款名为Stanza的免费阅读软件，下载并浏览成千上万的电子书。包括企鹅、兰登书屋、哈泼柯林斯，以及西蒙和舒斯特在内的多家跨国出版巨头，均在2008年宣布了各自的手机图书计划。而中国的出版商更多选择与厂商合作，将内容整体出售。
无论Kindle还是Reader，均开发出主要支持自身独有的电子书格式。此举虽然限制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却不失为保护图书版权的有效措施。反观中国的阅读设备，兼容性普遍高过国际品牌。就如同当年的国产VCD和DVD播放机，以不分区、不锁码、“超强纠错”、各类盘片通吃为卖点一样，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盗版的泛滥。电子书及其阅读器若走类似道路，对出版业恐怕弊大于利。
“黑色星期三”的启示：“大并非好”
2008年的12月3日被称为美国出版业的“黑色星期三”，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多家美国大出版商当天集体宣布裁员，众多高薪名编被扫地出门。最新数据亦显示，美国图书市场10月份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大跌了20%，远高于最初的预期。
“这就好像世界末日快到了……图书出版业亦无法置身事外。”美国《出版商周刊》的主编萨拉·尼尔森说。
分析家指出，最近十年来，美国出版业一直持续的兼并风潮、业外公司在出版业内的兴风作浪，加重了多家老牌出版商对华尔街的依赖。当金融海啸突至，出版业亦遭严重波及。大型连锁书店的垄断性优势，以及亚马逊的崛起，使发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亦随之减弱。亦有专家认为，出版业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错失了应对数字图书和互联网创新的良机。
这些教训理当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前车之鉴。近年来，主管部门一直在大力推动按地域组建出版集团。2008年，跨地区组建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的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主管官员放言，今后两年，中国出版业至少要搞出三个“双百亿”(资产一百亿元以上、年销售收入一百亿元以上)的企业。问题是，以出版业的特性而言，并非“大即是好”。在选题等方面，小的独立出版商反而更具灵活性。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数字仅是原有各出版社业绩和资产的简单叠加，那么组建大集团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小说 ：感官快感之后的满地败絮
2008是中国文学的荒年。
从这一年出版的小说中，你很难找出可以在今后仍被谈论的作品。知名作家——即便是多产的名作家——几乎集体消失了。书店里看不到王安忆、贾平凹和莫言这些大腕们的新作，网络文学乘虚而入，辅以花花绿绿的商业宣传，轻易夺占市场。
书店里似乎一时百花齐放，出版社群起追逐轻佻的网络作者，以点击率做市场指南和广告口号，严肃文学则龟缩进文学杂志的小小角落。到了年终，回头再看，却是短暂感官娱乐之后的满地败絮。
2008年版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也许就是一个证明，上榜者多为网络写手或通俗畅销小说作家，与严肃的文学全无干系，也说明今天的文学与市场之间横亘着怎样的鸿沟。
然而，2008年最耸动视听的活动，当属网络游戏巨头盛大公司搞的“30省作协主席竞赛”。这个不伦不类、不清不白的“竞赛”，不仅引发蔓延网络的激烈骂战，亦招致外界对其评比规则和操作过程的普遍质疑。甚至它到底是文学评奖还是网络出版，一时亦不明确——其规则过于模糊，每位参赛的主席却又得到了一万元的稿费。这一事件与此前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关于汶川大地震令人发指的诗作结合，使“作协主席”之身份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大奖，2008年颁出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仍然难以令人信服。通俗小说《暗算》(作家出版社)获奖引起争议的背后，是人们对文学无法摆脱旧有束缚又将投入商业怀抱的深深担忧。
此前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奖后，其多部旧作被迅速重新包装，在书店堂皇上架。可喜地证明诺贝尔文学奖仍然能够赢得充分的敬爱，可悲的是，中国读者只认诺贝尔这一个奖，与之相比，其他外国文学名奖之作所获的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有多少人读了甚至听说2007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聚会》(作家出版社)呢？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黑信封》，及其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和随笔集《论小丑》同时出版了中译本(均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马氏虽非名冠全球的顶级大腕，却有非凡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又因所述个人经历及集体记忆与中国读者多有共通之处，而独具特殊意义。
托马斯·品钦所著、厚达800余页、77万余字的后现代经典小说《万有引力之虹》(译林出版社)，经历翻译家和出版商多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了中译本。而印度裔英国大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名作《午夜的孩子》中译本的问世仍然遥遥无期。此书早于1981年获得布克奖，又在1993年布克奖创办25周年，以及2008年该奖40周年时，两获布克奖历史上最佳作品的称号。虽然数年之前，厦门大学的刘凯芳教授已经完成此书的翻译，却至今不获出版，万般无奈之下，他听从网友的劝告，开始在互联网上连载译稿。由此可见，网络也不完全是文学的垃圾场。
严肃文学的难堪境地，于文学期刊的境况亦有反映。先有上海《译文》杂志宣布停刊，后有《报告文学》杂志被曝光以千字千元的价格叫卖版面。一个没钱，一个丢脸。没钱的死了，丢脸还在苟活的。
非小说：“讲坛”神话不再 读者尚未成熟
对非小说而言，2008也算不上丰年。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年特殊的气氛：奥运主题占据了前三个季度，最后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结尾。相关图书大量问世，却以献礼书为主。
电视清史学者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突遭掌掴，令人同情之余，也宣告了《百家讲坛》造就的畅销书现象盛况不再。然而，即便数千人在书店排队等候易中天和于丹等人签名的离奇现象不再出现，亦不能表明读者已经走向成熟，而只是验证了任何哗众取宠的商业模式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如果易、于现象，能比“超女”和“快男”更快的早早收场，将是一大幸事。
独立的思考和严肃的学术并非不存在。继2007年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札记》之后，历史学家杨奎松的新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此书亦出现在国内多家报刊评选的2008年年度好书之列。杨奎松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多见的真正的史学家，他凭史料说话，不人云亦云，不胡说八道。他认认真真做学问，没有上电视说评书，没有意淫历史，没有心灵鸡汤。当然，他也没有上富豪榜。
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中国文学史》第七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亦值得一读。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顾彬对中国作家自我放弃与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尖锐指责难免令人不快，其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更导致了他与中国文坛的深刻隔阂。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或许可被视作中国文学开始反思的一个良好开端。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简体中文版的最终出版，亦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重视。同时出版的还有阿伦特的学生及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杨-布鲁尔所著《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译林出版社)，它以浅显易读的行文，指出了阿伦特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具有的特殊意义。
奥巴马现象蔓延到了中国出版界。去书店数数架子上的“奥巴马图书”，已不下十几种。其中既有奥巴马本人亲笔，亦有他人所著；既有外来的翻译引进，亦有来历可疑的本土“编著”。
电子书：极速发展
纸价的上涨，已逼使中国的都市类报纸在2008年纷纷提高了零售价。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图书定价也在上涨。较之以往普遍20元左右的图书定价，现在，30元左右的书大为增多。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出版商和读者将有更多的动力转向电子书等数字媒介。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久前表示，2008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总体收入规模将达到53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2002年时仅有15.9亿元，可见发展速度惊人。
从世界出版业来看，2008是电子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一年。亚马逊推出的手持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已经卖出了40万台，引燃了沉寂多年的电子书产业，与较早前推出的不具备独立上网功能的索尼Reader一起，成为今年圣诞节期间英美两国的热销商品——索尼Reader在英国沃特斯通连锁书店的专卖柜台一度卖到脱销。
中国市场上亦有多款电子书阅读器销售。虽然国产品牌占有最多的市场份额，但索尼Reader等外国品牌亦可在购物网站上购得。
更多的电子书产品则瞄准了手机用户，苹果的iPhone持有者，现在已经可以利用一款名为Stanza的免费阅读软件，下载并浏览成千上万的电子书。包括企鹅、兰登书屋、哈泼柯林斯，以及西蒙和舒斯特在内的多家跨国出版巨头，均在2008年宣布了各自的手机图书计划。而中国的出版商更多选择与厂商合作，将内容整体出售。
无论Kindle还是Reader，均开发出主要支持自身独有的电子书格式。此举虽然限制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却不失为保护图书版权的有效措施。反观中国的阅读设备，兼容性普遍高过国际品牌。就如同当年的国产VCD和DVD播放机，以不分区、不锁码、“超强纠错”、各类盘片通吃为卖点一样，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盗版的泛滥。电子书及其阅读器若走类似道路，对出版业恐怕弊大于利。
“黑色星期三”的启示：“大并非好”
2008年的12月3日被称为美国出版业的“黑色星期三”，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多家美国大出版商当天集体宣布裁员，众多高薪名编被扫地出门。最新数据亦显示，美国图书市场10月份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大跌了20%，远高于最初的预期。
“这就好像世界末日快到了……图书出版业亦无法置身事外。”美国《出版商周刊》的主编萨拉·尼尔森说。
分析家指出，最近十年来，美国出版业一直持续的兼并风潮、业外公司在出版业内的兴风作浪，加重了多家老牌出版商对华尔街的依赖。当金融海啸突至，出版业亦遭严重波及。大型连锁书店的垄断性优势，以及亚马逊的崛起，使发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亦随之减弱。亦有专家认为，出版业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错失了应对数字图书和互联网创新的良机。
这些教训理当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前车之鉴。近年来，主管部门一直在大力推动按地域组建出版集团。2008年，跨地区组建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的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主管官员放言，今后两年，中国出版业至少要搞出三个“双百亿”(资产一百亿元以上、年销售收入一百亿元以上)的企业。问题是，以出版业的特性而言，并非“大即是好”。在选题等方面，小的独立出版商反而更具灵活性。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数字仅是原有各出版社业绩和资产的简单叠加，那么组建大集团的意义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