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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解读“中国特色”，前提在于把握解读“中国特色”的关键词，核心在于弄清楚“中国特色”的内涵、外延、实质，目的在于获取“中国特色”问题上的话语权。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的探析可知：就内涵而言，“中国特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色彩和风格；就外延而言，“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特色”的有机统一；就实质而言，“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长和优势所在。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0-0031-0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内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对外要“阐释好中国特色”，其中就包括要正确认识和阐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国内解读上，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权威界定。在“中国特色”的对外宣传上，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由于中国自己还无法解释好“中国特色”，故不应在对外宣传中过度强调[1]。 这显示了我国在“中国特色”解读、宣传中存在的一种窘境。科学解读“中国特色”，核心在于弄清楚“中国特色”的内涵、外延、实质，目的在于正本清源，获取“中国特色”问题上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特色”建构的根基，又是“中国特色”发展的基本脉络，因而也是“中国特色”解读的根本[2]。新时代背景下，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我们可在审视和反思以往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从内涵、外延、实质三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的概念予以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内涵
“中国特色”的内涵就是指“中国特色”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即“中国特色”概念的内容。目前学者们对“中国特色”内涵的解读各有侧重，如从理论、制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特色；从主体角度将其理解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特色；从国情角度将其理解为立足中国实际的特色等。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缺乏对“中国特色”内涵的整体关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生成、发展的几个根本要素，“中国特色”内涵的界定要善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与这些要素的基本关系。
1.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特色，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集中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得以建构的理论依据。离开马克思主义谈论“中国特色”，就会得出“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背离、否定等错误的观点和看法。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观点之所以存在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自解读“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有所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上，我们还需明确：首先，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产生不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前，我们之所以没有开辟出一条有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一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和做法。其次，抛弃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不了“中国特色”。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江泽民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并非可有可无，它如同“画龙点睛”，明确告诉了人们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4]。再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建构并发展“中国特色”。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就指出，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5]。
2.从时空上看，“中国特色”是以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为时空条件而构建的特色，它包含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客观基因，集中体现着对中国实际以及时代主题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中国特色”建构的客观依据。离开中国国情或时代特征谈论“中国特色”，就有可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等错误。国外学者之所以在“中国特色”认识上会出现一些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其建构的时空条件把握不准，甚至认识错误。在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上我们还需明确：首先，不能把“中国特色”简单地理解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特色。确切地说，“中国特色”是切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特色，也即它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辩证分析、合理利用，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63其次，“中国特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产物，有着鲜明的建构主题。从“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特色”就是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再次，“中国特色”是我国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对外开放的产物。闭关保守、固步自封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崇洋媚外、照抄照搬也产生不了“中国特色”。只有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放眼世界，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才能产生“中国特色”。故“中国特色”不仅包含浓郁的民族性，也体现了鲜明的世界性。邓小平对此总结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6]2 3.从主体上看，中国特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而构建的特色，它包含着中国人民意愿的主观基因，集中体现着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的主体依据。看不到这一点，把“中国特色”看作是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或者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将一些消极、腐朽、没落、丑恶的做法、现象等视为“中国特色”，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在中国人民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上我们还需明确：首先，“中国特色”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3]其次，“中国特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建构起来的，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中，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再次，“中国特色”还是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人们的意愿不同，其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也就不同，世界的发展应是多样性的统一。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特色”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中国不会向他国强制推销，更不会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7]
“中国特色”的三重内涵各有侧重，但又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缺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对“中国特色”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认识。只有依靠这三重内涵的有机统一，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中国特色”的概念内容，并把“中国特色”与其他国家道路、理论、制度等的特色从根本上区别并且联系起来。由于特色有“色彩、风格”之义[8]，故就内涵而言，“中国特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色彩和风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外延
“中国特色”的外延就是“中国特色”概念所指对象的范围，也即学术界所讲的“中国特色”的容量问题。目前学者们对“中国特色”外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特色”的载体、“中国特色”的时空范围、“中国特色”的具体表征、特色与特点的关系等。学界对此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但也存在着分歧、缺点和亟需纠正的错误。
1.从载体看，“中国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而非别的什么事物的“中国特色”。在我党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文献中，“中国特色”的载体都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大众或者媒体将“中國特色”泛化而言的某些特色（如中国饮食的中国特色）并不相同，必须注意严格区分。另外，还需甄别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特殊性”“人文环境的独特性”“所处阶段的特殊性”等，这是不对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都属于中国国情的范畴。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依据，但仅有中国国情，产生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中国国情的特殊、特点、特别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建构的前提性条件，不应包括在“中国特色”的范畴之内。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与中国特殊、中国独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将之等同起来，这种观点不存在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比较非常容易混淆概念，导致张冠李戴，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所在。其实，学术界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独有等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作为一种个性存在，其中必定包含共性，故不应断言只要是“中国特色”的就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的、独有的；当然，也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特色”之中的共性，否则就很容易抹杀其作为个性而拥有的独有性、特殊性。“中国特色”中哪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哪些是与其他国家共有的，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妄下论断[9]。
2.从纵向看，“中国特色”是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特色”的有机统一。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此前因中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故无论在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具有“中国特色”[10]。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但也决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的照抄照搬，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也是有自己的创造和特色的，如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就不乏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起始于1978年，但它继承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积极成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特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割断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的内在关联，就会否定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进而会否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很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从发展趋势而言，“中国特色”不仅包括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有的各类“特色”，还将包括今后高级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类“特色”。“中国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
3.从横向看，“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特色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特色，而且包括在道路、理论、制度等方面的特色，以及在其他领域、方面、层次呈现出来的特色。“中国特色”犹如一道七彩之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各类特色有机结合而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特色。没有其他各类特色，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离开了其他各类特色，“中国特色”也就无从谈起、无处展开。但是，中国特色和其他各类特色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故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的划分与整合。学术界在探讨“中国特色”的基本构成和具体表征时，提出了诸如“四特色说”“五特色说”“六特色说”等观点[9]，这种解读仅仅是一种举例式的罗列，并没有基于系统论的思维从整体上很好地把握“中国特色”，没有将之视为一个“特色体系”，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包括中国的区域特色，把诸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地区发展模式的特色也纳入“中国特色”[11]，这值得商榷。“中国特色”固然可以通过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体现出来，但不能反过来说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特色就属于“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地理概念，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包括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地方发展模式。否则，“中国特色”的外延就会因地方发展模式特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而变得难以确定，并最终会导致对其内涵的庸俗化理解。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有学者提出，特色包含特点，特色的外延要比特点大[12]。这种观点笔者也不能认同。因为就同一事物而言，其特点有好坏优劣之分，而特色只是其优化了的特点，故特色的外延要比特点小。国外学者和媒体在探讨“中国特色”时，由于很少对特色与特点作严格的区分，往往会用对中国社会主义特点的探讨来代替对“中国特色”的探讨，因此得出的部分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综上所述，就外延而言，“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特色”的有机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实质
“中国特色”的实质即本质，是“中国特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对其概念内涵、外延的进一步抽象、概括、提炼。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实质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提出了诸如“特征说”“风格说”“模式说”“优点说”等观点；与国内学者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和媒体往往把“中国特色”的实质解读为第三条道路、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的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含了“中国特色”建构的基本要素，又集中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我们可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的实质。
1.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历史。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搞好了，“中国特色”的建构和发展就会取得进步，否则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包含着“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根本经验、根本机制，它们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以苏联为借鉴，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一条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奠定了“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被我党视为“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至于“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机制，我党领导人也有着既形象又深刻的阐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它比喻为“有的放矢”[13]。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称之为“普遍真理”[14]。在新时期，习近平则明确指出：“能不能实现这个结合，结合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之中。”[15]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机制。
2.从哲学上看，“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的辩证统一。特色就是根据事物的唯物辩证本性，将个性的东西和共性的东西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优势互补，从而使个性的东西和共性的东西均得到发展，最终达到使事物优化的目的[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一形成“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过程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属于共性的东西，中国实际和時代特征是属于个性的东西。“中国特色”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能动实践，将二者有机结合，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产物，因而它集中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的辩证统一。在建构“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是因为教条主义坚持唯理论，夸大事物共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用共性否定个性，用普遍性否定特殊性，用统一性否定多样性。在建构“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反对经验主义，是因为经验主义坚持经验论，夸大事物个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用个性否定共性，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用多样性否定统一性。由于二者都违背了“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因而不可能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上正确的道路。
3.从逻辑上看，“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中国特色”的实质是对其基本建构要素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的深刻揭示。在“中国特色”实质的界定上，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对特色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学者们认为，特色离不开特点，事物的个体特征是其特色的依据所在。同时，特色又不同于一般的特点。特色是事物的特殊规定性，代表着事物的特长和优势，是事物最优的存在方式和演化方向[17]。其次，对“中国特色”与其基本建构要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分析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18]，就是社会主义共性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等观点[19]。第二，分析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结合”特色[20]，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优点等观点。[21]显然，相比前者，后者由于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因而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各建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特色”的关系。
综上所述，就实质而言，“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长和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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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0-0031-0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内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对外要“阐释好中国特色”，其中就包括要正确认识和阐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国内解读上，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权威界定。在“中国特色”的对外宣传上，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由于中国自己还无法解释好“中国特色”，故不应在对外宣传中过度强调[1]。 这显示了我国在“中国特色”解读、宣传中存在的一种窘境。科学解读“中国特色”，核心在于弄清楚“中国特色”的内涵、外延、实质，目的在于正本清源，获取“中国特色”问题上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特色”建构的根基，又是“中国特色”发展的基本脉络，因而也是“中国特色”解读的根本[2]。新时代背景下，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我们可在审视和反思以往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从内涵、外延、实质三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的概念予以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内涵
“中国特色”的内涵就是指“中国特色”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即“中国特色”概念的内容。目前学者们对“中国特色”内涵的解读各有侧重，如从理论、制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特色；从主体角度将其理解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特色；从国情角度将其理解为立足中国实际的特色等。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缺乏对“中国特色”内涵的整体关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生成、发展的几个根本要素，“中国特色”内涵的界定要善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与这些要素的基本关系。
1.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特色，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集中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得以建构的理论依据。离开马克思主义谈论“中国特色”，就会得出“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背离、否定等错误的观点和看法。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观点之所以存在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自解读“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有所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上，我们还需明确：首先，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产生不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前，我们之所以没有开辟出一条有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一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和做法。其次，抛弃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不了“中国特色”。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江泽民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并非可有可无，它如同“画龙点睛”，明确告诉了人们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4]。再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建构并发展“中国特色”。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就指出，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5]。
2.从时空上看，“中国特色”是以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为时空条件而构建的特色，它包含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客观基因，集中体现着对中国实际以及时代主题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中国特色”建构的客观依据。离开中国国情或时代特征谈论“中国特色”，就有可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等错误。国外学者之所以在“中国特色”认识上会出现一些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其建构的时空条件把握不准，甚至认识错误。在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上我们还需明确：首先，不能把“中国特色”简单地理解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特色。确切地说，“中国特色”是切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特色，也即它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辩证分析、合理利用，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63其次，“中国特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产物，有着鲜明的建构主题。从“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特色”就是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再次，“中国特色”是我国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对外开放的产物。闭关保守、固步自封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崇洋媚外、照抄照搬也产生不了“中国特色”。只有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放眼世界，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才能产生“中国特色”。故“中国特色”不仅包含浓郁的民族性，也体现了鲜明的世界性。邓小平对此总结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6]2 3.从主体上看，中国特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而构建的特色，它包含着中国人民意愿的主观基因，集中体现着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的主体依据。看不到这一点，把“中国特色”看作是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或者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将一些消极、腐朽、没落、丑恶的做法、现象等视为“中国特色”，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在中国人民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上我们还需明确：首先，“中国特色”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3]其次，“中国特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建构起来的，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中，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再次，“中国特色”还是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人们的意愿不同，其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也就不同，世界的发展应是多样性的统一。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特色”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中国不会向他国强制推销，更不会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7]
“中国特色”的三重内涵各有侧重，但又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缺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对“中国特色”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认识。只有依靠这三重内涵的有机统一，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中国特色”的概念内容，并把“中国特色”与其他国家道路、理论、制度等的特色从根本上区别并且联系起来。由于特色有“色彩、风格”之义[8]，故就内涵而言，“中国特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色彩和风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外延
“中国特色”的外延就是“中国特色”概念所指对象的范围，也即学术界所讲的“中国特色”的容量问题。目前学者们对“中国特色”外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特色”的载体、“中国特色”的时空范围、“中国特色”的具体表征、特色与特点的关系等。学界对此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但也存在着分歧、缺点和亟需纠正的错误。
1.从载体看，“中国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而非别的什么事物的“中国特色”。在我党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文献中，“中国特色”的载体都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大众或者媒体将“中國特色”泛化而言的某些特色（如中国饮食的中国特色）并不相同，必须注意严格区分。另外，还需甄别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特殊性”“人文环境的独特性”“所处阶段的特殊性”等，这是不对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都属于中国国情的范畴。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依据，但仅有中国国情，产生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中国国情的特殊、特点、特别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建构的前提性条件，不应包括在“中国特色”的范畴之内。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与中国特殊、中国独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将之等同起来，这种观点不存在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比较非常容易混淆概念，导致张冠李戴，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所在。其实，学术界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独有等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作为一种个性存在，其中必定包含共性，故不应断言只要是“中国特色”的就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的、独有的；当然，也不能片面强调“中国特色”之中的共性，否则就很容易抹杀其作为个性而拥有的独有性、特殊性。“中国特色”中哪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哪些是与其他国家共有的，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妄下论断[9]。
2.从纵向看，“中国特色”是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特色”的有机统一。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此前因中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故无论在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具有“中国特色”[10]。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但也决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的照抄照搬，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也是有自己的创造和特色的，如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就不乏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起始于1978年，但它继承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积极成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特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割断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的内在关联，就会否定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进而会否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很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从发展趋势而言，“中国特色”不仅包括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有的各类“特色”，还将包括今后高级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类“特色”。“中国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
3.从横向看，“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特色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特色，而且包括在道路、理论、制度等方面的特色，以及在其他领域、方面、层次呈现出来的特色。“中国特色”犹如一道七彩之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各类特色有机结合而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特色。没有其他各类特色，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离开了其他各类特色，“中国特色”也就无从谈起、无处展开。但是，中国特色和其他各类特色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故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的划分与整合。学术界在探讨“中国特色”的基本构成和具体表征时，提出了诸如“四特色说”“五特色说”“六特色说”等观点[9]，这种解读仅仅是一种举例式的罗列，并没有基于系统论的思维从整体上很好地把握“中国特色”，没有将之视为一个“特色体系”，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包括中国的区域特色，把诸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地区发展模式的特色也纳入“中国特色”[11]，这值得商榷。“中国特色”固然可以通过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体现出来，但不能反过来说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特色就属于“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地理概念，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包括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地方发展模式。否则，“中国特色”的外延就会因地方发展模式特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而变得难以确定，并最终会导致对其内涵的庸俗化理解。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有学者提出，特色包含特点，特色的外延要比特点大[12]。这种观点笔者也不能认同。因为就同一事物而言，其特点有好坏优劣之分，而特色只是其优化了的特点，故特色的外延要比特点小。国外学者和媒体在探讨“中国特色”时，由于很少对特色与特点作严格的区分，往往会用对中国社会主义特点的探讨来代替对“中国特色”的探讨，因此得出的部分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综上所述，就外延而言，“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特色”的有机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实质
“中国特色”的实质即本质，是“中国特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对其概念内涵、外延的进一步抽象、概括、提炼。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实质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提出了诸如“特征说”“风格说”“模式说”“优点说”等观点；与国内学者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和媒体往往把“中国特色”的实质解读为第三条道路、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的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含了“中国特色”建构的基本要素，又集中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我们可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的实质。
1.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历史。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搞好了，“中国特色”的建构和发展就会取得进步，否则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包含着“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根本经验、根本机制，它们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以苏联为借鉴，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一条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奠定了“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被我党视为“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至于“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机制，我党领导人也有着既形象又深刻的阐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它比喻为“有的放矢”[13]。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称之为“普遍真理”[14]。在新时期，习近平则明确指出：“能不能实现这个结合，结合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之中。”[15]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根本机制。
2.从哲学上看，“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的辩证统一。特色就是根据事物的唯物辩证本性，将个性的东西和共性的东西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优势互补，从而使个性的东西和共性的东西均得到发展，最终达到使事物优化的目的[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一形成“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过程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属于共性的东西，中国实际和時代特征是属于个性的东西。“中国特色”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能动实践，将二者有机结合，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产物，因而它集中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的辩证统一。在建构“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是因为教条主义坚持唯理论，夸大事物共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用共性否定个性，用普遍性否定特殊性，用统一性否定多样性。在建构“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反对经验主义，是因为经验主义坚持经验论，夸大事物个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用个性否定共性，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用多样性否定统一性。由于二者都违背了“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因而不可能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上正确的道路。
3.从逻辑上看，“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中国特色”的实质是对其基本建构要素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的深刻揭示。在“中国特色”实质的界定上，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对特色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学者们认为，特色离不开特点，事物的个体特征是其特色的依据所在。同时，特色又不同于一般的特点。特色是事物的特殊规定性，代表着事物的特长和优势，是事物最优的存在方式和演化方向[17]。其次，对“中国特色”与其基本建构要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分析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18]，就是社会主义共性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等观点[19]。第二，分析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结合”特色[20]，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优点等观点。[21]显然，相比前者，后者由于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建构和发展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因而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各建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特色”的关系。
综上所述，就实质而言，“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长和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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