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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红色文化具有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聚合中华民族力量的重大意义。在过往的红色文化传播中，基本都遵循“傳递观”的主导模式。在新的传播与接受环境中，要增强红色文化的接受度，增大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影响，从思维上更需引入传播“仪式观”的理念，并通过相关场域的建构与叙事模式的改变，使红色文化传播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求产生更好的契合度。
【关键词】场域；叙事；红色；文化；传播
引言
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文化留存与宝贵财富。同任何一种既有文化形态一样，红色文化也需要通过传播来延续、增强其价值内涵与社会影响。过往红色文化传播多遵循“传递观”的思维理念，叙事风格更多地倾向于以教化为主的宣导模式，并取得了相应的传播效果。而目前传播生态越发复杂多元，对传播内容的生产与传递方式均带来了巨大影响，传播的有效性、受众的主动参与愿望等，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必需面对的现实问题。传播的“仪式观”的引入与使用，或许是解决这类难题的一个有效路径。传播的“仪式观”强调思维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重在培养分享、沟通的传播意识，期望实现文化传播对共同社会价值观的维系功能。由此也就带来了两个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一方面需厘清与红色文化传播相关的场域现状与问题，并加强适应新时代媒介环境与社会生态的场域建构，为红色文化传播寻找最佳叙事情境；另一方面需基于惯习培养、资本转化等多重需要调整叙事方向，为特定场域匹配最具效力的叙事模式，并最终通过相应信息平台达到场域呈现与故事传扬的预期效果。
一、场域建构：静态的纪念性场景与动态的精神传播情境并存
场域是仪式化传播的基础，仪式化传播的目标是通过人们在特定场域中的体验来实现的。而场域本是布赫迪厄在社会学上建构的一个空间隐喻，具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其方式类似于磁场），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模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二是场域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可将其类比为一个战场，其间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在场域内能发挥效用的种种资本垄断。场域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存在，而是内含多种力量交织、多层场域互嵌互动、有潜在能量、有生气的空间。具体到任何类型的场域（或子场域），都存在惯习与资本两大要素。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是一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作用。资本则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其间既相互依赖也可以相互转化。而场域便是惯习形塑、资本争夺与转化的空间。①对于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以及场域内外相关的资本、惯习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中的引力、冲突与竞争，是培育受众信仰、形塑信仰共享惯习的空间，也是通过场域内外力量的相互作用，发挥红色文化资本价值，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背景。
根据目前红色文化传播的形态，相应传播场域也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导，利用现实场景培育大众惯习，并能够有效地逐渐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物化形态的红色文化传播场域，集中表现为红色文化纪念性景观的建构，且已在国内较为大众熟知的革命圣地，表现出不同的场域建构策略。一是打造相对独特的个体场域，以自身场景与文化魅力吸引大众，如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等纪念性景观的建立，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存在模式；二是以开放、合作的方式形成更大的场域，以塑造地方独特的文化形象，如江西将众多革命遗址融合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场域熏陶、孕育惯习的作用；三是引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通过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实现场域内文化资本的转化。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兴盛便是突出表现，其中较为典型的场域塑造有“延安·1938”主题街区，通过历史记忆与现实景观体验的结合，在仪式感与现实感交织中，满足了接收者的接受心理，也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紧密结合。
另一种以精神形态为主导，通过与受众信息产品接收的情境互动，实现惯习影响范围的拓展，及资本价值的深化与增加。精神形态主导的传播场域，突出表现为红色文化精神的载体（文化产品）传播的虚拟场景与受众信息接收现实场景的互动，亦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持续、固定的传受关系所构成的场域。以电影、话剧、歌舞剧、皮影戏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代表，在相对封闭的场景中，集中展示某一主题的文化故事。场域中的氛围让情感渗透效果更加明显；二是相对开放、自由的空间中，可随时转换、停止的传受关系所构成的场域。以电视剧、广播剧、文化读本等形式为代表。受众可随时自主转换、终止信息接收途径，也可能在伴随性接收中扩展场域中的活动种类，对文化故事的氛围形成与情感教育力量具有分散性作用。
相对而言，以精神形态为主导的传播场域建构，因其中信息影响的广泛性及其与日常生活的高度关联，将是红色文化传播重点拓展的方向。纪念性景观的场域建构已在各地红色文化传播中达成共识，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场景设计的初衷。而精神形态的场域建构，尤其是以电视剧、历史读物等为主体建构起的信息接收相对自主的场域，对信息范围拓展与影响深度渗透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往往存在与其他场域（信息情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对文化故事的传播场域的吸引力提出更大考验，有时甚至会出现适得其反的解构性效果。这就要求进一步强化特定场域内的叙事魅力，以提升场域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
二、叙事要素：崇高的奋斗精神与细腻的记忆编织共有
叙事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其载体种类繁多、形式各样，是实现“仪式化”传播的必要途径。正如上述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传播场域中，任何物化或基于实物转化而来的精神文化产品均可蕴含红色文化故事一样，叙事反过来也是各类场域与仪式化传播中的重要力量，任何物品或精神文化产品都依托一定的叙事而存在。而完成任何一个叙事行为都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步骤：首先是确定事件，也就是从浑沌的“事件之海”中选择出部分有意义的事件作为叙述的对象；其次是赋予选出的事件以某种“秩序”，也就是把这些事件组合或“编织”成完整的叙事文本。②这两个步骤共同决定着叙事效果。换言之，在通过场域实现红色文化信息传播情境塑造的基础上，叙事主题与叙事模式成为了其中最关键的传播问题。而就红色文化故事的叙述而言，主要须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缝合记忆，培养惯习。由于红色文化故事发生的年代远逝，以及过往的不同时代形成的不同叙述形态，加之互聯网环境下信息繁冗对崇高仪式与精神的解构，普通民众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呈现出多重化、碎片化、表层化的趋势。对历史文化记忆的缝合与标准价值重现，建立大众对红色文化认知与理解的基本图式，是红色文化主题叙事的基点。同时，客观场域中的主观惯习，本身形成于过往的知识经验，受到社会记忆的深度影响。布赫迪厄指出“惯习不是宿命”“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因为惯习产生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而社会结构又生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③由此，利用各种表达形态的文本“再现”、梳理历史故事等方式缝合记忆，也是培养文化自信与革命精神信仰惯习的前提。
二是聚焦神圣，转化资本。神圣性与红色文化资本转化，是在传播中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关键。神圣是红色文化故事叙事主题构建的价值指向，意味着崇高、庄严。神圣性在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具有集体的感染性，并能最终构成以图腾为基础的整体世界观。④在神圣性的塑造方面，革命摇篮井冈山、伟大历史转折之城遵义、革命圣地延安、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西柏坡等，均是已较为成功的典型。“拯救”与“传奇”作为英雄故事叙事中的惯用手法，同样也是红色文化叙事传播的神圣性聚焦，是应给以充分重视的要素。以此为基础，寻找红色故事及相关地区在革命历史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建构更为凸显的传播符号体系，是建立红色经典故事仪式化讲述模式的关键所在。如在红军飞夺泸定桥故事的神圣性建构中，“拯救”与“传奇”就是最有价值的两个要素。其“拯救”价值早已得到公认，“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飞夺泸定桥战役可谓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⑤而传奇所强调的是在生活常态与历史环境中，超出了一般性经验与想象却又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一昼夜徒步行军240里，22位夺桥勇士徒手攀爬13根裸露铁索飞渡泸定桥均是其传奇内涵。换言之，神圣性的任何价值表现，都需要叙事技巧的聚焦来进行凸显，当文化资本主导的场域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并立的场域时，强化红色文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红色文化经典叙事建立地方品牌符号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三是细节叙事，镌刻情感。通过细节刻画深化故事主题与情感内涵，是引导红色文化故事讲述的具体策略。互联网生态下信息传播与叙事手法的最大变化，便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日常叙事，具体细节在主题叙事中的运用越发重要。而作为文学创作中最基本的描写手法，细节描写是对人物、事件、社会现象等进行具体而细微的描写。细节具有抒情性、奇特性与想象性。可于细微处见精神，于毫末处寄远旨，于缝隙中藏深情。⑥延伸到新闻报道、影视剧、舞台表演等红色文化叙事形态中，细节同样具有增强信息可信度、具像化人物情感、深化故事主题等作用。将红色文化信息与精神镌刻于心的是细节的触动，将受众带入现实或历史情境的往往也是细腻情感的共鸣。宏大叙事或许能够在恢宏气势下让人折服，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人与事，很难在生活常态中保存下长久的记忆留存和联想。而细节叙事中的情节往往是人们留存在记忆深处的印迹，也是能与民众日常生活产生关联的真切纽带。正是这种记忆的印迹与日常生活的纽带，让红色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维持其精神内涵与价值影响成为可能。
三、平台实践：“正史的书写”与“民众参与的书写”同在
基于上述红色文化传播场域建构方向与叙事技巧，落实场域呈现与故事叙述的平台空间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向度拓展的又一关键之处。通过平台化空间来书写红色历史经典，既是将红色文化传播场域呈现至大众身边的有效策略，也是集纳红色文化叙事要素、强化场域与叙事预期效果的可行路径。场域与叙事同样反过来影响着平台化实践中的历史书写，也可能使其形成不同的书写范式。正如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家的观点：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不仅确定事件重要，对事件的组织和安排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哪怕是同一件事，在叙事结构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会影响到它的意义表达。⑦由此，红色文化传播基于场域与叙事的平台化实践，至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通过“正史书写”树立红色文化传播的标准与范本，如基于线下官方机构与权威的线上延伸平台，打造常态性的红色文化传播空间。常态性空间是一种线性主导的传播符号，是红色文化传播必须具备的信息渠道，既能吸引社会的高度关注，也能形成一种普遍可见的仪式感。关于常态性平台空间的建构，目前最为通行的做法是设立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基地或干部培训学院，在特定时空中完成红色文化场域呈现、故事传播与精神教育，而这一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传播对象，往往在信息传播网络中占据相对权威的“意见领袖”地位，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形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渠道多元与舆论走向模糊，基于官方机构设立的官方网络平台，对于线下的“正史书写”是有力的线上补充。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且网民手机上网比例继续攀升。⑧这一现实也使得权威的网络平台书写成为必然趋势。比如，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红色教育研究院官网，便通过红色教育培训信息、党史知识和新闻动态等内容呈现，以开放、共享的传播理念，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成本更低、信息更丰富的资源获取渠道。
另一方面，通过“民众参与”拓展文化传播在时间、空间、心理等多元维度的影响，如通过网络平台发起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社会活动，契合重要时空节点打造红色文化“爆款”产品。“民众参与的历史书写”既生发于“正史书写”的框架范围内，又具有不同于正史的自主性、趣味性、生命力与想象空间，恰好弥合了“正史书写”在仪式传播互动层面可能出现的间隙，有效形成“仪式观”所倡导的平等参与、互动沟通的传播闭环。同时，相较于传统用户对于信息传播与接收的简洁方便、丰富全面、准确客观等要求，新时代用户更易青睐于新鲜有趣、表达自我个性的信息，强调娱乐至上、兴趣导向、社交为王，更是新兴的短视频重度爱好者的兴趣点之所在。民众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趋向也为红色文化的“民间书写”提供了势不可挡的力量。网络平台已成为红色文化传播中“参与书写”的可利用的重要阵地。为庆祝建军90周年，人民日报客户端与腾讯天天P图联合推出这是“我的军装照”，四天突破八亿阅读量就是很好的例证，也是民众参与历史书写的典型参考。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传播在传递观主导的思维下已得到广泛实现，但其生命内涵与价值影响随着时间流逝出现了断裂、碎片化现象，基于传递观的文化信息传播基础，引入仪式观的共享、参与理念，应成为当下红色文化传播向度拓展的一种取向，与之相适应的场域建构与叙事要素梳理，以及最终形成的相应传播体系，均是亟须认真思考、规划的问题。一方面，在保证纪念性景观通过联合互动，拓展物化形态传播场域影响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加强自主空间中的移动传播场域建构，以便将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与社会生活场域紧密关联，实现仪式感的日常化、使命感的习惯化。另一方面，在通过场域建构使红色文化传播具备最佳情境后，匹配特定场域的叙事模式亦是传播效果实现的关键。首先需要通过文字、影像等规范文本的“正史书写”，以及受众“参与的互动”缝合历史记忆，在社会现实与历史情境的互动中形塑文化信仰惯习。其次需要通过提炼与强化神圣性在红色文化中的价值焦点，通过核心意义的挖掘、呈现，以细节牵引叙事，让宏伟精神与情怀深入群众心间，满足当前受众信息理解与社会记忆的需求，也使其在成为红色文化經典的同时，达到形塑地方红色文化品牌符号的目标。此外，集纳场域呈现与上述叙事要素的平台化实践，是红色文化传播向度拓展的“落地”路径。从“正史书写”与“民众参与”两方面建构平台空间，不仅契合红色文化历史意义要求，而且符合时代发展中的用户信息传受习惯，是红色文化传播力量最大化的实践方向。简言之，红色文化汇聚着历史经典，具有可挖掘的丰富内涵，关键是如何在主题凝聚、形态建构等方面引入新思维与新手法。从场域与叙事两大维度着力强调仪式化传播转向，让受众深度感悟英雄故事与革命精神，是提升革命圣地品牌与关注度的关键，亦是带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注释：
①〔法〕皮耶·布赫迪厄、〔美〕华康德：《布赫迪厄社会学面面观》，李猛等译，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9页。
②⑦龙迪勇：《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第24-40页。
③〔法〕皮耶·布赫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华康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④杜月：《神圣性与制度化：涂尔干教育史研究的文本再解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4期，第61-77页，186-187页。
⑤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第2卷），长征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⑥林新：《细节的力量——新闻细节的叙事特征与效果分析》，《新闻记者》，2006年第7期，第60-62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
【关键词】场域；叙事；红色；文化；传播
引言
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文化留存与宝贵财富。同任何一种既有文化形态一样，红色文化也需要通过传播来延续、增强其价值内涵与社会影响。过往红色文化传播多遵循“传递观”的思维理念，叙事风格更多地倾向于以教化为主的宣导模式，并取得了相应的传播效果。而目前传播生态越发复杂多元，对传播内容的生产与传递方式均带来了巨大影响，传播的有效性、受众的主动参与愿望等，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必需面对的现实问题。传播的“仪式观”的引入与使用，或许是解决这类难题的一个有效路径。传播的“仪式观”强调思维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重在培养分享、沟通的传播意识，期望实现文化传播对共同社会价值观的维系功能。由此也就带来了两个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一方面需厘清与红色文化传播相关的场域现状与问题，并加强适应新时代媒介环境与社会生态的场域建构，为红色文化传播寻找最佳叙事情境；另一方面需基于惯习培养、资本转化等多重需要调整叙事方向，为特定场域匹配最具效力的叙事模式，并最终通过相应信息平台达到场域呈现与故事传扬的预期效果。
一、场域建构：静态的纪念性场景与动态的精神传播情境并存
场域是仪式化传播的基础，仪式化传播的目标是通过人们在特定场域中的体验来实现的。而场域本是布赫迪厄在社会学上建构的一个空间隐喻，具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其方式类似于磁场），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模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二是场域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可将其类比为一个战场，其间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在场域内能发挥效用的种种资本垄断。场域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存在，而是内含多种力量交织、多层场域互嵌互动、有潜在能量、有生气的空间。具体到任何类型的场域（或子场域），都存在惯习与资本两大要素。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是一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作用。资本则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其间既相互依赖也可以相互转化。而场域便是惯习形塑、资本争夺与转化的空间。①对于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以及场域内外相关的资本、惯习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中的引力、冲突与竞争，是培育受众信仰、形塑信仰共享惯习的空间，也是通过场域内外力量的相互作用，发挥红色文化资本价值，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背景。
根据目前红色文化传播的形态，相应传播场域也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导，利用现实场景培育大众惯习，并能够有效地逐渐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物化形态的红色文化传播场域，集中表现为红色文化纪念性景观的建构，且已在国内较为大众熟知的革命圣地，表现出不同的场域建构策略。一是打造相对独特的个体场域，以自身场景与文化魅力吸引大众，如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等纪念性景观的建立，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存在模式；二是以开放、合作的方式形成更大的场域，以塑造地方独特的文化形象，如江西将众多革命遗址融合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场域熏陶、孕育惯习的作用；三是引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通过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实现场域内文化资本的转化。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兴盛便是突出表现，其中较为典型的场域塑造有“延安·1938”主题街区，通过历史记忆与现实景观体验的结合，在仪式感与现实感交织中，满足了接收者的接受心理，也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紧密结合。
另一种以精神形态为主导，通过与受众信息产品接收的情境互动，实现惯习影响范围的拓展，及资本价值的深化与增加。精神形态主导的传播场域，突出表现为红色文化精神的载体（文化产品）传播的虚拟场景与受众信息接收现实场景的互动，亦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持续、固定的传受关系所构成的场域。以电影、话剧、歌舞剧、皮影戏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代表，在相对封闭的场景中，集中展示某一主题的文化故事。场域中的氛围让情感渗透效果更加明显；二是相对开放、自由的空间中，可随时转换、停止的传受关系所构成的场域。以电视剧、广播剧、文化读本等形式为代表。受众可随时自主转换、终止信息接收途径，也可能在伴随性接收中扩展场域中的活动种类，对文化故事的氛围形成与情感教育力量具有分散性作用。
相对而言，以精神形态为主导的传播场域建构，因其中信息影响的广泛性及其与日常生活的高度关联，将是红色文化传播重点拓展的方向。纪念性景观的场域建构已在各地红色文化传播中达成共识，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场景设计的初衷。而精神形态的场域建构，尤其是以电视剧、历史读物等为主体建构起的信息接收相对自主的场域，对信息范围拓展与影响深度渗透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往往存在与其他场域（信息情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对文化故事的传播场域的吸引力提出更大考验，有时甚至会出现适得其反的解构性效果。这就要求进一步强化特定场域内的叙事魅力，以提升场域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
二、叙事要素：崇高的奋斗精神与细腻的记忆编织共有
叙事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其载体种类繁多、形式各样，是实现“仪式化”传播的必要途径。正如上述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传播场域中，任何物化或基于实物转化而来的精神文化产品均可蕴含红色文化故事一样，叙事反过来也是各类场域与仪式化传播中的重要力量，任何物品或精神文化产品都依托一定的叙事而存在。而完成任何一个叙事行为都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步骤：首先是确定事件，也就是从浑沌的“事件之海”中选择出部分有意义的事件作为叙述的对象；其次是赋予选出的事件以某种“秩序”，也就是把这些事件组合或“编织”成完整的叙事文本。②这两个步骤共同决定着叙事效果。换言之，在通过场域实现红色文化信息传播情境塑造的基础上，叙事主题与叙事模式成为了其中最关键的传播问题。而就红色文化故事的叙述而言，主要须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缝合记忆，培养惯习。由于红色文化故事发生的年代远逝，以及过往的不同时代形成的不同叙述形态，加之互聯网环境下信息繁冗对崇高仪式与精神的解构，普通民众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呈现出多重化、碎片化、表层化的趋势。对历史文化记忆的缝合与标准价值重现，建立大众对红色文化认知与理解的基本图式，是红色文化主题叙事的基点。同时，客观场域中的主观惯习，本身形成于过往的知识经验，受到社会记忆的深度影响。布赫迪厄指出“惯习不是宿命”“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因为惯习产生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而社会结构又生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③由此，利用各种表达形态的文本“再现”、梳理历史故事等方式缝合记忆，也是培养文化自信与革命精神信仰惯习的前提。
二是聚焦神圣，转化资本。神圣性与红色文化资本转化，是在传播中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关键。神圣是红色文化故事叙事主题构建的价值指向，意味着崇高、庄严。神圣性在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具有集体的感染性，并能最终构成以图腾为基础的整体世界观。④在神圣性的塑造方面，革命摇篮井冈山、伟大历史转折之城遵义、革命圣地延安、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西柏坡等，均是已较为成功的典型。“拯救”与“传奇”作为英雄故事叙事中的惯用手法，同样也是红色文化叙事传播的神圣性聚焦，是应给以充分重视的要素。以此为基础，寻找红色故事及相关地区在革命历史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建构更为凸显的传播符号体系，是建立红色经典故事仪式化讲述模式的关键所在。如在红军飞夺泸定桥故事的神圣性建构中，“拯救”与“传奇”就是最有价值的两个要素。其“拯救”价值早已得到公认，“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飞夺泸定桥战役可谓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⑤而传奇所强调的是在生活常态与历史环境中，超出了一般性经验与想象却又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一昼夜徒步行军240里，22位夺桥勇士徒手攀爬13根裸露铁索飞渡泸定桥均是其传奇内涵。换言之，神圣性的任何价值表现，都需要叙事技巧的聚焦来进行凸显，当文化资本主导的场域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并立的场域时，强化红色文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红色文化经典叙事建立地方品牌符号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三是细节叙事，镌刻情感。通过细节刻画深化故事主题与情感内涵，是引导红色文化故事讲述的具体策略。互联网生态下信息传播与叙事手法的最大变化，便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日常叙事，具体细节在主题叙事中的运用越发重要。而作为文学创作中最基本的描写手法，细节描写是对人物、事件、社会现象等进行具体而细微的描写。细节具有抒情性、奇特性与想象性。可于细微处见精神，于毫末处寄远旨，于缝隙中藏深情。⑥延伸到新闻报道、影视剧、舞台表演等红色文化叙事形态中，细节同样具有增强信息可信度、具像化人物情感、深化故事主题等作用。将红色文化信息与精神镌刻于心的是细节的触动，将受众带入现实或历史情境的往往也是细腻情感的共鸣。宏大叙事或许能够在恢宏气势下让人折服，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人与事，很难在生活常态中保存下长久的记忆留存和联想。而细节叙事中的情节往往是人们留存在记忆深处的印迹，也是能与民众日常生活产生关联的真切纽带。正是这种记忆的印迹与日常生活的纽带，让红色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维持其精神内涵与价值影响成为可能。
三、平台实践：“正史的书写”与“民众参与的书写”同在
基于上述红色文化传播场域建构方向与叙事技巧，落实场域呈现与故事叙述的平台空间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向度拓展的又一关键之处。通过平台化空间来书写红色历史经典，既是将红色文化传播场域呈现至大众身边的有效策略，也是集纳红色文化叙事要素、强化场域与叙事预期效果的可行路径。场域与叙事同样反过来影响着平台化实践中的历史书写，也可能使其形成不同的书写范式。正如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家的观点：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不仅确定事件重要，对事件的组织和安排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哪怕是同一件事，在叙事结构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会影响到它的意义表达。⑦由此，红色文化传播基于场域与叙事的平台化实践，至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通过“正史书写”树立红色文化传播的标准与范本，如基于线下官方机构与权威的线上延伸平台，打造常态性的红色文化传播空间。常态性空间是一种线性主导的传播符号，是红色文化传播必须具备的信息渠道，既能吸引社会的高度关注，也能形成一种普遍可见的仪式感。关于常态性平台空间的建构，目前最为通行的做法是设立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基地或干部培训学院，在特定时空中完成红色文化场域呈现、故事传播与精神教育，而这一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传播对象，往往在信息传播网络中占据相对权威的“意见领袖”地位，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形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渠道多元与舆论走向模糊，基于官方机构设立的官方网络平台，对于线下的“正史书写”是有力的线上补充。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且网民手机上网比例继续攀升。⑧这一现实也使得权威的网络平台书写成为必然趋势。比如，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红色教育研究院官网，便通过红色教育培训信息、党史知识和新闻动态等内容呈现，以开放、共享的传播理念，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成本更低、信息更丰富的资源获取渠道。
另一方面，通过“民众参与”拓展文化传播在时间、空间、心理等多元维度的影响，如通过网络平台发起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社会活动，契合重要时空节点打造红色文化“爆款”产品。“民众参与的历史书写”既生发于“正史书写”的框架范围内，又具有不同于正史的自主性、趣味性、生命力与想象空间，恰好弥合了“正史书写”在仪式传播互动层面可能出现的间隙，有效形成“仪式观”所倡导的平等参与、互动沟通的传播闭环。同时，相较于传统用户对于信息传播与接收的简洁方便、丰富全面、准确客观等要求，新时代用户更易青睐于新鲜有趣、表达自我个性的信息，强调娱乐至上、兴趣导向、社交为王，更是新兴的短视频重度爱好者的兴趣点之所在。民众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趋向也为红色文化的“民间书写”提供了势不可挡的力量。网络平台已成为红色文化传播中“参与书写”的可利用的重要阵地。为庆祝建军90周年，人民日报客户端与腾讯天天P图联合推出这是“我的军装照”，四天突破八亿阅读量就是很好的例证，也是民众参与历史书写的典型参考。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传播在传递观主导的思维下已得到广泛实现，但其生命内涵与价值影响随着时间流逝出现了断裂、碎片化现象，基于传递观的文化信息传播基础，引入仪式观的共享、参与理念，应成为当下红色文化传播向度拓展的一种取向，与之相适应的场域建构与叙事要素梳理，以及最终形成的相应传播体系，均是亟须认真思考、规划的问题。一方面，在保证纪念性景观通过联合互动，拓展物化形态传播场域影响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加强自主空间中的移动传播场域建构，以便将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与社会生活场域紧密关联，实现仪式感的日常化、使命感的习惯化。另一方面，在通过场域建构使红色文化传播具备最佳情境后，匹配特定场域的叙事模式亦是传播效果实现的关键。首先需要通过文字、影像等规范文本的“正史书写”，以及受众“参与的互动”缝合历史记忆，在社会现实与历史情境的互动中形塑文化信仰惯习。其次需要通过提炼与强化神圣性在红色文化中的价值焦点，通过核心意义的挖掘、呈现，以细节牵引叙事，让宏伟精神与情怀深入群众心间，满足当前受众信息理解与社会记忆的需求，也使其在成为红色文化經典的同时，达到形塑地方红色文化品牌符号的目标。此外，集纳场域呈现与上述叙事要素的平台化实践，是红色文化传播向度拓展的“落地”路径。从“正史书写”与“民众参与”两方面建构平台空间，不仅契合红色文化历史意义要求，而且符合时代发展中的用户信息传受习惯，是红色文化传播力量最大化的实践方向。简言之，红色文化汇聚着历史经典，具有可挖掘的丰富内涵，关键是如何在主题凝聚、形态建构等方面引入新思维与新手法。从场域与叙事两大维度着力强调仪式化传播转向，让受众深度感悟英雄故事与革命精神，是提升革命圣地品牌与关注度的关键，亦是带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注释：
①〔法〕皮耶·布赫迪厄、〔美〕华康德：《布赫迪厄社会学面面观》，李猛等译，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9页。
②⑦龙迪勇：《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第24-40页。
③〔法〕皮耶·布赫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华康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④杜月：《神圣性与制度化：涂尔干教育史研究的文本再解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4期，第61-77页，186-187页。
⑤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第2卷），长征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⑥林新：《细节的力量——新闻细节的叙事特征与效果分析》，《新闻记者》，2006年第7期，第60-62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