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温州瑞安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乡镇经济极富特色。经济的改变使人们对娱乐也有了更多需求，在这个消费的时代，各色各样的乡村娱乐项目或豪华或简单或趣味或荒诞，它们都会以一种自己的方式附着于各种载体，如麻将、扑克、台球、音乐等出现于乡村各个角落，不在乎高雅不在乎庸俗，而在乎娱乐的满足感。
　　在这些多元而复杂的娱乐活动的，我们可以用一种并列而富有条理的方式来解读娱乐的各种细节，各种问题，如乡村娱乐方式中的新旧冲突，乡村娱乐的文化缺失，乡村娱乐的两极化，乡村娱乐和城市娱乐的关系等等。我拍摄乡村娱乐的目的并不是评判乡村娱乐中文化价值的高低，道德观念的对与错，而是希望通过借助乡村娱乐的娱乐文化情境特征，来探讨城市化进程中温州乡村中各种人的生存特征和文化观念，从而尝试理解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和现实，更希望通过对乡村娱乐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理解新型社会关系下社会各阶层对健康文明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乡村娱乐》不仅仅呈现了我对家乡现状的观看，更表达了我对家乡观看的态度。摄影最基本的语言就是记录，但不同的记录方式就会有不同的表达。我明白自己不能用猎奇的态度来观看，努力约束自己保持客观、保持正常，利用摄影最本质、最基本的记录特征，用朴实不夸张的镜头语言以及恰当的观看距离来表达和呈现各色各样的娱乐景观。我非常注意乡村娱乐的原生态样貌，并非一味突出主要人物和娱乐内容，更注重娱乐中人与人、人与娱乐、人与环境的复杂关系。这种脱离故事性的影像叙述更能让我们理解乡村娱乐的情趣性、变化性、多元性和荒诞性，从而明白这个时代这个地区这里人的文化立场，并对娱乐中表现出的真实人性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
　　温州在全国的发展中具有的典型性，也使这里乡村娱乐的兼具了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些不断变异的娱乐方式同样以大同小异的面貌在中国的其他乡村普遍流行。
　　《乡村娱乐》的视觉文本虽然取样于温州乡村，但国人娱乐精神的共性却使其观看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温州。文本具有的普遍性带来了更广义性的思考，这或许就是我希望得到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