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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廖伯长得胖胖的，是我父亲所在学校的一名校工。他到那所学校工作的时间比父亲还早。当时，母亲在外地工作，父亲在学校做教务主任，工作繁忙，基本顾不了我。所以，我绕膝撒娇的人就是老廖伯。
老廖伯的工作是敲钟，那时学校上课、下课没有电铃，只能听老廖伯的钟声。他的房间里有一只闹钟，他看着那闹钟，一到时间，就到操场旁边的那棵大樟树底下，握着那根粗粗的绳子，一下一下有力地拉动，悠扬的钟声就“当！当！当！”地响彻整个校园。随着钟声，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一下子全飞出了教室。那棵樟树上挂着一口好几个人都扛不动的大钟，所以敲起来声音特别洪亮。我生性好奇，每次牵着老廖伯的衣角去敲钟时，总想自己也试试，可拉过绳子来，发现重量好沉，我小小的个子根本敲不响那口钟。
除了敲钟，老廖伯还干不少杂活。那时学校没有自来水，食堂灶头旁边有一口巨大的水缸，学生们的用水就取自那里。每天清晨，老廖伯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远远的井里挑水，一趟又一趟，直到把水缸装满，然后是帮学生蒸饭、烧火做菜。
我有一只小小的饭盒，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每次从家中量好米，我就会先到食堂找到老廖伯，然后他手把手教我淘米，因为个子小，爬上两个台阶还够不着锅子，经常是老廖伯过来把我的饭放到锅子的正中间。看着我那只特别小的饭盒稳稳地放在最上面，心里就感到特别开心。至于吃饭，我有一半时间是与老廖伯一起吃的。饭盒自然是老廖伯早早就帮我拿出来的。老廖伯最喜欢吃红烧肉，有肉的时候，他就自己开一个小灶，炒上满满一大碗，抿一口米酒，吃一块肉。然后，脸庞红红地给我讲他为什么特别爱吃红烧肉。
“我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到这儿来的。那是1949年，我被捆着双手带到这个山区，当时我20岁出头，从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害怕极了。可有一天，我正迷迷糊糊地缩在一个屋子的墙角，突然进来几个人，帮我解开了双手捆绑的绳子，又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还问我饿不饿。我说饿了，他们就给我端来一大碗红烧肉。真香啊，我长这么大还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肉，一下子碗就见底了。”老廖伯说，吃完红烧肉后，他才知道来救他的是解放军。他们告诉他，中国解放了，从此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跟着解放军，天天有红烧肉吃。”基于这点，老廖伯就跟着解放军留了下来，从此没再回老家。老家其实没有什么亲人了，后来，老廖伯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工。
老廖伯不识字，但特别喜欢孩子。夏天的夜晚，我们这群没有家长管的教职工子女就会在他身边围成一圈，听他讲故事：嫦娥奔月、猴子捞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每一个故事都非常好听。如果哪个小孩在一边吵闹或不听话，他就会说“挖心肝”和“吸血鬼”的故事，他说如果哪个小孩哭了，给路过的“挖心肝”的人听见了，晚上就会上那个小孩家去挖了那小孩的心肝下老酒。结果吓得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晚上回房间去睡觉，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大家手牵着手回去，遇到小树林，就一阵狂跑，睡觉也不敢关灯。但是越害怕却越喜欢听，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个夏天。
学校放假了，我们都离开学校，但老廖伯放假也住在学校里，因为他没什么亲人，在我的印象中，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儿来看过他。后来，我听大人们说，老廖伯也曾结过婚，但他的爱人因为难产过世了，孩子也没有活下来，从此他就再也不谈婚娶。
开学后，我拿到学校发的新书回到了老廖伯的身边。彩色的新书是我最喜欢和珍爱的，闻着淡淡的油墨香，总是特别开心。老廖伯会为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叠牛皮纸，然后帮我包书皮。他用一把小尺和剪刀，细心地包上带护角的书皮。拿着包好的书本，我好得意。有这又厚又硬的牛皮纸的保护，一个学期用下来，我的书是崭新的。
偶尔，有村民家中办喜事，会给老廖伯送来喜蛋。那染成鲜红的鸡蛋，在我眼里特别漂亮。如果我去，他就会随手塞两个在我口袋里，叮嘱我回去热热吃。
遇上星期天镇上有物资交流会，老廖伯也会带我去逛集市。老廖伯去是为了买一些日常用品，我跟着去只是为了解馋，因为集市上会有很多小吃。没逛多久，我就会在集市边上的小吃摊坐下，吃香喷喷的油煎包子，再上一碗小馄饨。我一边坐着慢慢吃，一边等老廖伯逛好街来带我回去。如果吃好了，老廖伯还没来，我会到菜市场旁边的空地上看小人书，风送过来小笋和萝卜的清香。回去的时候，老廖伯肯定会买上一点好吃的，然后我们便心满意足地往回走。
老廖伯还种昙花，种了好几年都没开花。有一年终于开花了，结果昙花开放的那个夜晚成了整个学校的节日。不仅所有的老师都围到食堂那小小的天井里看昙花，学生也趁机不晚自习了，里三层外三层地来参观。我记得，那晚上老廖伯像喝醉了酒似的陶陶然，不断地向人们介绍他种花的经验。大家也热情地感慨昙花的美丽和难得。夜深了，人渐渐地散了，可老廖伯却意犹未尽，一直守到昙花一朵朵凋谢。那时，幼小的我还没有读过一首有关昙花的诗，但因为老廖伯的昙花，心中已经对“昙花一现”有了感性的认识。
后来，因为要进城上学，我就离开了老廖伯。中间也时常回去看他，每次，他都是乐呵呵的一张笑脸，问我的成绩，问我的生活，我一一相告。
再后来，学业忙了，功课重了，就回去得少了。大学毕业工作后，有一回还特意去了那学校，儿时的景象都已不复存在，那小小的食堂也早就没有了。好在老廖伯还在，只是他已经退休多年。他热心地带我去参观新的校园。此次来，我才知道他一直用自己的退休金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每年都资助好几个。他笑呵呵地说：“我孤身一人，用不了这么多的退休金。我喜欢孩子，多帮帮他们。”
老廖伯挺长寿，85岁那年过世的，他无儿无女，但十里八村的人全都自发来送他，送行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
责任编辑：蒋建伟
老廖伯的工作是敲钟，那时学校上课、下课没有电铃，只能听老廖伯的钟声。他的房间里有一只闹钟，他看着那闹钟，一到时间，就到操场旁边的那棵大樟树底下，握着那根粗粗的绳子，一下一下有力地拉动，悠扬的钟声就“当！当！当！”地响彻整个校园。随着钟声，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一下子全飞出了教室。那棵樟树上挂着一口好几个人都扛不动的大钟，所以敲起来声音特别洪亮。我生性好奇，每次牵着老廖伯的衣角去敲钟时，总想自己也试试，可拉过绳子来，发现重量好沉，我小小的个子根本敲不响那口钟。
除了敲钟，老廖伯还干不少杂活。那时学校没有自来水，食堂灶头旁边有一口巨大的水缸，学生们的用水就取自那里。每天清晨，老廖伯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远远的井里挑水，一趟又一趟，直到把水缸装满，然后是帮学生蒸饭、烧火做菜。
我有一只小小的饭盒，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每次从家中量好米，我就会先到食堂找到老廖伯，然后他手把手教我淘米，因为个子小，爬上两个台阶还够不着锅子，经常是老廖伯过来把我的饭放到锅子的正中间。看着我那只特别小的饭盒稳稳地放在最上面，心里就感到特别开心。至于吃饭，我有一半时间是与老廖伯一起吃的。饭盒自然是老廖伯早早就帮我拿出来的。老廖伯最喜欢吃红烧肉，有肉的时候，他就自己开一个小灶，炒上满满一大碗，抿一口米酒，吃一块肉。然后，脸庞红红地给我讲他为什么特别爱吃红烧肉。
“我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到这儿来的。那是1949年，我被捆着双手带到这个山区，当时我20岁出头，从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害怕极了。可有一天，我正迷迷糊糊地缩在一个屋子的墙角，突然进来几个人，帮我解开了双手捆绑的绳子，又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还问我饿不饿。我说饿了，他们就给我端来一大碗红烧肉。真香啊，我长这么大还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肉，一下子碗就见底了。”老廖伯说，吃完红烧肉后，他才知道来救他的是解放军。他们告诉他，中国解放了，从此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跟着解放军，天天有红烧肉吃。”基于这点，老廖伯就跟着解放军留了下来，从此没再回老家。老家其实没有什么亲人了，后来，老廖伯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工。
老廖伯不识字，但特别喜欢孩子。夏天的夜晚，我们这群没有家长管的教职工子女就会在他身边围成一圈，听他讲故事：嫦娥奔月、猴子捞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每一个故事都非常好听。如果哪个小孩在一边吵闹或不听话，他就会说“挖心肝”和“吸血鬼”的故事，他说如果哪个小孩哭了，给路过的“挖心肝”的人听见了，晚上就会上那个小孩家去挖了那小孩的心肝下老酒。结果吓得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晚上回房间去睡觉，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大家手牵着手回去，遇到小树林，就一阵狂跑，睡觉也不敢关灯。但是越害怕却越喜欢听，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个夏天。
学校放假了，我们都离开学校，但老廖伯放假也住在学校里，因为他没什么亲人，在我的印象中，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儿来看过他。后来，我听大人们说，老廖伯也曾结过婚，但他的爱人因为难产过世了，孩子也没有活下来，从此他就再也不谈婚娶。
开学后，我拿到学校发的新书回到了老廖伯的身边。彩色的新书是我最喜欢和珍爱的，闻着淡淡的油墨香，总是特别开心。老廖伯会为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叠牛皮纸，然后帮我包书皮。他用一把小尺和剪刀，细心地包上带护角的书皮。拿着包好的书本，我好得意。有这又厚又硬的牛皮纸的保护，一个学期用下来，我的书是崭新的。
偶尔，有村民家中办喜事，会给老廖伯送来喜蛋。那染成鲜红的鸡蛋，在我眼里特别漂亮。如果我去，他就会随手塞两个在我口袋里，叮嘱我回去热热吃。
遇上星期天镇上有物资交流会，老廖伯也会带我去逛集市。老廖伯去是为了买一些日常用品，我跟着去只是为了解馋，因为集市上会有很多小吃。没逛多久，我就会在集市边上的小吃摊坐下，吃香喷喷的油煎包子，再上一碗小馄饨。我一边坐着慢慢吃，一边等老廖伯逛好街来带我回去。如果吃好了，老廖伯还没来，我会到菜市场旁边的空地上看小人书，风送过来小笋和萝卜的清香。回去的时候，老廖伯肯定会买上一点好吃的，然后我们便心满意足地往回走。
老廖伯还种昙花，种了好几年都没开花。有一年终于开花了，结果昙花开放的那个夜晚成了整个学校的节日。不仅所有的老师都围到食堂那小小的天井里看昙花，学生也趁机不晚自习了，里三层外三层地来参观。我记得，那晚上老廖伯像喝醉了酒似的陶陶然，不断地向人们介绍他种花的经验。大家也热情地感慨昙花的美丽和难得。夜深了，人渐渐地散了，可老廖伯却意犹未尽，一直守到昙花一朵朵凋谢。那时，幼小的我还没有读过一首有关昙花的诗，但因为老廖伯的昙花，心中已经对“昙花一现”有了感性的认识。
后来，因为要进城上学，我就离开了老廖伯。中间也时常回去看他，每次，他都是乐呵呵的一张笑脸，问我的成绩，问我的生活，我一一相告。
再后来，学业忙了，功课重了，就回去得少了。大学毕业工作后，有一回还特意去了那学校，儿时的景象都已不复存在，那小小的食堂也早就没有了。好在老廖伯还在，只是他已经退休多年。他热心地带我去参观新的校园。此次来，我才知道他一直用自己的退休金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每年都资助好几个。他笑呵呵地说：“我孤身一人，用不了这么多的退休金。我喜欢孩子，多帮帮他们。”
老廖伯挺长寿，85岁那年过世的，他无儿无女，但十里八村的人全都自发来送他，送行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