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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犻犾犫犲狉狋牔犌狌犫犪狉’狊犜犺犲犕犪犱狑狅犿犪狀犻狀狋犺犲犃狋犻犮：犃犳狋犲狉犜犺犻狉狋狔犢犲犪狉狊EditedwithanintroductionbyAnnetteR.Federico
ForewordbySandraM.Gilbert
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Columbia，Missouri，2009
吉尔伯特和古巴出版于1979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和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以下简称《阁楼》）早已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里程碑一般的巨著，被命名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成果而经典化。30年后出版的这本论文集，也可以看做经典化的一环：它既是对吉尔伯特和古巴当年所树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追忆，更是表明“疯女人”在后女性主义时代仍不过时的宣言。
本书的编者与辑录的13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活跃在英美文学研究与教学前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文章涵盖了包括19世纪到20世纪的女作家、女性主义理论与课堂教学、生态女性主义、弥尔顿研究、类型研究、电影、种族与后殖民。当然，他们也都要回到“阁楼”，在与吉尔伯特和古巴的对话中打开“疯女人”的新的面向。因此，这些论文既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的多样化特征，也反映了30年来对《阁楼》所描述的19世纪文学经典的极大扩展。
辑录的13篇论文，编排的顺序大致是按照它们与“疯女人”的对话关系，分为三种面向：一是影响的评估，二是观点/方法的延伸，三是观点/方法的质询。而实际上，后两类都可看做对“疯女人”的重估与商榷，并非绝对的认同或颠覆。毕竟，“疯女人”———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修辞———“总有更多需要被阐述的”，编者道，“尤其是在三十年之后”。
影响的激励
编者的导论与前三篇论文，都是对《阁楼》30年来在英语文学研究界引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总结。导论《冲开所有的门：三十年后观阁楼》认为7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证实了19世纪女作家确实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吉尔伯特和古巴揭示了男性文学传统和未经检查的父权制隐喻如何形塑了女作家的经历和创造力，以及她们对于这种强制的文学模式的抵抗。“《阁楼》是第一本研究放在女作家面前那些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障碍物的学术专著”，她们的研究诞生了许多阅读19世纪女作家作品的关键词，开启了那个时代作品与当代女读者的共鸣，改变了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理解。导论里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是编者回想当年，《阁楼》出版时她还是大学生，英语文学系大楼里的大作家肖像画，仅有两位女作家（白朗宁和伍尔芙）。她的老师里没有女教授，自己也没想过将来会当教授，学院里传授的还是新批评的方法。几乎同时，《阁楼》的作者之一苏珊·古巴刚投入教学工作，曾经在收发室里被男同事误认为秘书———那位男同事想当然地认为任何在收发室出现的女人都是“协助”他的秘书。可见，当性别主义被埋藏于新批评的文学解读时，在学院的收发室里却无法隐藏。就在70年代，编者见证了文学研究界的风气转移，与解放的政治相关的文学解读正在兴起。《阁楼》正是其中的代表，充分体现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个人即政治”的口号。当然，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天真的黎明”，《阁楼》从出版到现今都面临着各种挑战，最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本质主义，甚至会令人感觉“她们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都很像是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不过，Federico认为，《阁楼》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隐喻与性别、权力、身体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中的女性的自我想象。正如苏珊·古巴在回顾时所言，《阁楼》是“那个时期（70年代）的书”，而那时女性主义批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自我正名。
第一篇文章《跟随吉尔伯特和古巴：被疯女人激励的疯女人》介绍了作者（SusanFraiman）在教学中使用《阁楼》的经验。多年来Fraiman在教授英美女性文学时通常都是从读《阁楼》开始，而《阁楼》的那种“怀疑的细读”方法不仅教会学生阅读那些空白、那些无意识和那些未言说的，还能引导学生走向别的后现代理论。当然，Fraiman也指出了《阁楼》的弱点：一是受制于当时历史环境，二是它的心理分析学尤其是性心理解读的研究框架。即使不能免于排他性和标准化，《阁楼》所提供的“暂时稳定”的女性身份，虽然不足以全面地思考性别但至少是必要的一步。《以“疯女人”为模范：女性主义运动与学院》建立在一个有趣的调查之上：作者MarleneTromp联络了400位活跃在英美19世纪文学研究的学者，了解《阁楼》一书在他们的学术训练经历中可能产生过的影响。然而，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讨论吉尔伯特和古巴的观点而是她们的“个人即政治”的行动对后来者的激励和提携。正如吉尔伯特和古巴一贯的表示：不同立场的女性主义者不应该歼灭彼此，而是分享革命工程。《吉尔伯特和古巴的女儿们：弥尔顿研究里的“疯女人”幽灵》则是以一个具体的领域来讨论《阁楼》的影响，也是吉尔伯特和古巴面临的艰难挑战的具体化呈现。作者CarolBlessing勾勒了在《阁楼》之后关于《失乐园》的一系列的论战，指出弥尔顿研究在《阁楼》之后都集中在了性别主义和夏娃形象的讨论上，不论是传统的弥尔顿研究者还是后来有着自由人文主义背景的学者都非常抗拒这一趋势，对吉尔伯特和古巴的批评也不能免于性别专断，甚至在2001年还有学者说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会遮蔽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而针对弥尔顿被“弑父”的说法，Blessing认为在《阁楼》之后，弥尔顿反而引发了更热烈的争论，且依然占据着文学典律的中心。
重返“阁楼”
其后的十篇论文都可以看做《阁楼》的观点/方法在不同研究方向的扩展。既有论者对玛丽·雪莱的重读，考察《弗兰肯斯坦》和《最后一个地球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的一种既不同于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传统也不同于浪漫主义传统的见解，而玛丽·雪莱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滥觞。也有论者对《呼啸山庄》在1985/1992/2003的三个电影改编版本进行比较，认为受到《阁楼》的女性主义解读的深刻影响，《呼啸山庄》不再呈现为一个浪漫爱情故事而是女性的困境与突围。接下来的四位论者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了《阁楼》的局限。一类是重读具体的女作家作品，如讨论艾米丽·迪金森，发现《阁楼》如何曲解了她们的文学经验以适应精神分析学框架；一类是重新挖掘被吉尔伯特和古巴忽略的19世纪奇情小说（sensationnovel）女作家和女性哥特小说，认为《阁楼》的关键隐喻———监禁和逃离在她们的创作中早有渊源，但《阁楼》却否认了女性哥特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阁楼》的不少弱点，作为一本洋洋700页的大书，讨论横跨整个19世纪女性文学，又要将其以一个线索贯穿起来，自然不能免于削足适履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本质化。
上面略过的三篇关于《简爱》的论文则更有代表性，它们体现了《阁楼》的中心文本———《简爱》在其之后的两种研究趋势：一是回到文本的阅读，拆解《阁楼》对于简的精神分析尤其是性心理解读；二是从“性别”延伸到“帝国”，在文化研究层面扩展“疯女人”的隐喻。《包围幻想：简爱》是第一种方法的体现，不过，MadeleineWood并没有否定而是继续使用了精神分析方法。她回到塑造简的童年经验的“红房间”，一方面认同《阁楼》的观点，即这是一个“男性空间”，也是一个囚禁意象。另一方面，不同于《阁楼》认为简极度想要逃离“红房间”，Wood指出这个房间正是简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会到爱的地方：来自于瑞德叔叔对她的关爱。简对于爱的渴望与对于自由的渴望同等强烈，而爱的渴望显然与男性角色相联结，于是简始终在自己的幻想与现实的处境中充满了紧张感，她不仅有毁掉父权体系的冲动，也希望被父权体系所接纳，正是这种矛盾感构成了《简爱》的文本张力。笔者认为，Wood的解读固然贴切，但并不足以颠覆《阁楼》的论述，毕竟简的破坏性的一面被吉尔伯特和古巴过渡到“疯女人”伯莎身上，而那个“正常”的简，当然也是渴望来自男性的爱与父权体制的接纳，这种矛盾和张力在《阁楼》的论述里并不缺失。NarinHassan的《简爱的镜像？———殖民进程与印度新女性写作》与DanielleRussell的《重访阁楼：承认简爱与宠儿的共享空间》将《简爱》里的性别议题扩展到第三世界和黑人女性写作，前者提供和分析了一个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女性写作案例，后者则是将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与《简爱》相比较。这两篇文章共同呈现了自《阁楼》出版以来对于“疯女人”伯莎的殖民地属性和《简爱》的帝国色彩的争论。吉尔伯特与古巴将“疯女人”伯莎阐释为简的黑暗、疯狂与破坏的镜像，引来的最大争议是一系列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认为《阁楼》的解读使得殖民地他者不能发声，只能作为简的镜像存在，简所追求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是以伯莎的失语和死亡为代价的，同样地，英美白人女性主义的权威通过牺牲殖民地女性的利益而建立起来。那么，Hassan问道，“如果说这些殖民地女性贡献出形象以支持简爱的女性主义，那我们要如何阅读殖民地女性的叙述？”显然，殖民地女性并非处于绝对的“失语”状态，有时候殖民统治与女性解放之间还呈现出暧昧的关系。Hassan引入了对一位19世纪末印度女作家KrupabaiSatthianadhan的自传体小说Saguna（1887）的解读，女主人公萨古娜是一个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印度新女性”，她是贵族出身又皈依了基督教，有接触英文书和接受西方教育的特权，最终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这在前殖民的印度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解放。有意思的是，Satthianadhan的小说在英国比在印度本土更受欢迎，甚至得到英国女王的激赏，这自然是因为“印度新女性”是一个积极的、帝国进程的象征物。萨古娜身上那种对女性自由的追求反映了与英国女性一致的解放愿望，但小说文本又处处渗透着与英国截然不同印度经验。萨古娜一方面受惠于殖民现代性带来的女性解放，另一方面也还是不能摆脱传统印度的生存处境，夹在殖民现代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新女性”处境两难。《宠儿》写作于《简爱》的一百年之后，但讲述的故事差不多与《简爱》同时。黑人女奴塞丝在逃跑过程中被抓，因为不想两岁的女儿宠儿将来也不免被奴役的命运，狠心掐死了宠儿，自己也因为谋杀罪坐牢。十几年后，宠儿的幽灵返回，影响着塞丝一家的生活和命运。Russell认为，如同伯莎是简的疯狂的化身，宠儿也是塞丝的疯狂的化身。相同地，她们都没有获得反习俗的胜利，反而是在擦除掉那个疯狂的化身以后得到男性伴侣。因此，Russell认为《阁楼》所提供的“疯女人”分析模式仍然有效，虽然必须加入种族等其他视野。她比前一篇论文作者Hassan更激烈地回应了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认为斯皮瓦克虽然提供了一个引起轰动的理论关注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斯皮瓦克对《简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解读的简略性和选择性，比《阁楼》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斯皮瓦克将帝国压迫放置于中心的时候，也放逐了简爱遭受的性别压迫。在《阁楼》的第二版序言中，苏珊·古巴回应了斯皮瓦克的批评，承认自己确实排除了第三世界女性的权益，但是承认伯莎的痛苦并不代表要否认简爱的痛苦，因为她们遭受的压迫（性别/种族）是父权体系内在联系的不同方面，性别和种族的反压迫不必敌对而应联合。从这些争论看来，斯皮瓦克与其说是颠覆了，不如说是延续了吉尔伯特和古巴的论述范式，一个被压迫的系统的发现（性别）其实为别的压迫体系（种族/阶级）的发现打开了论述空间。而斯皮瓦克把种族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忽略简爱的解放需求的时候，也犯了与早期的吉尔伯特和古巴同样的错误，这说明，《三个女性文本和帝国主义批判》扩展了《阁楼》的理论视野，但在方法上并没有超越“疯女人”。
走出阁楼的“疯女人”
纵览全书，我们发现，30年来，“疯女人”并没有被幽禁于阁楼，而是已经成为了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情感结构的一部分，甚至于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疯女人”的影响仍在绵延。
一方面是《阁楼》所树立的女性主义批评范式，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女性文本解读方法。与《简爱》相关的三篇论文，实际上都是《阁楼》的延伸，反映的是种族议题如何在30年间逐渐扩展了性别议题的讨论。《阁楼》被人诟病的本质主义，具体来说，吉尔伯特和古巴被指认的那种树立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传统的“企图”，正在被来自不同种族与第三世界的女性批评挑战和修正。正如我们看到的，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女性主义（Feminism）似乎正在被性别研究取代。众所周知的立场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主体身份需要由多重维度来定义，种族、阶级与性别同等重要，甚至有时候比性别更加重要。性别内部的异性恋霸权也在受到挑战，酷儿理论已经是性别议题中不可或缺的视角，人们也普遍认识到了性别本身就是话语的建构。这一系列的变化带给“疯女人”的难题是，在当代，女性主体似乎已经无法定义了，一旦去讨论“女人”，似乎就不免陷入抽象的本质主义陷阱。那么，女性主义还要如何去建立它的合法性？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什么困扰了女性主义批评？》里写道：“抽象深奥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起源于批评的语言学转向，将女性主义者的思考剥离了文本，或者将文本降低到认识论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议题，以取代文学史和审美评价成为女性文学的论题。”也许古巴的意见是保守的，但反映出的是女性文学传统的自我消解，作为一个本来就很薄弱的文学理论至今仍被批评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其实，笔者认为破而不立也可以看做一种抗拒学院化收编的姿态：拒绝被指认、拒绝被命名，也就永远在体制之外拥有批判的自由。实际上，女性主义在当代，更严峻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有高度实践性的理论，却面临着无法行动的困境。
另一方面，这本论文集就是以召唤70年代的“疯女人”来回应这一实践困境。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普遍提到《阁楼》在70年代的政治意义，这既是呼吁人们历史地看待吉尔伯特和古巴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历史怀想。实际上，“疯女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更是一个行动的政治，她同时穿透了学院与主流文化。在学院内，1979年以后女性学者数量骤增，这反映出的是一个深刻的性别权力调整；在学院外，“疯女人”也影响了大众文化，改变了人们阅读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方式，以至于当我们今天看到《阁楼》里提到的在70年代以前《简爱》并不受文学史重视会感到非常惊讶。在今天，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们或许感受不到，但事实上确实受惠于“疯女人”在70年代的努力。而面对8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反扑，自我解构的当代女性确实表现出行动的无能，除了生态女性主义与环保的结合似乎还保留了一点实践性。也许，斯皮瓦克所提出的“一种策略上的本质主义”仍是行动的必要基础。正如这些论文作者所意识到的，长久以来，人们过分夸大了女性主义者内部的区隔，差异常常被视作分歧。而如今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的压迫形式是内在联系的，父权制依然是压迫体系的核心，被压迫者不需要抹除彼此的差异也可以联合反抗，当然这其中的沟通是非常艰难的。
显而易见，这些论文里或多或少都有对于行动的企盼，对于姐妹情谊的期待。作者们对于吉尔伯特和古巴的《阁楼》，对于那个“个人即政治”的70年代，颇有些追忆黄金岁月之感。“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教会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去质询权力，除了压迫我们的也包括压迫其他人的。”在正视和包容差异的前提下联合，是这本论文集对30年后的“疯女人”们的冀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洪滔）
ForewordbySandraM.Gilbert
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Columbia，Missouri，2009
吉尔伯特和古巴出版于1979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和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以下简称《阁楼》）早已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里程碑一般的巨著，被命名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成果而经典化。30年后出版的这本论文集，也可以看做经典化的一环：它既是对吉尔伯特和古巴当年所树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追忆，更是表明“疯女人”在后女性主义时代仍不过时的宣言。
本书的编者与辑录的13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活跃在英美文学研究与教学前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文章涵盖了包括19世纪到20世纪的女作家、女性主义理论与课堂教学、生态女性主义、弥尔顿研究、类型研究、电影、种族与后殖民。当然，他们也都要回到“阁楼”，在与吉尔伯特和古巴的对话中打开“疯女人”的新的面向。因此，这些论文既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的多样化特征，也反映了30年来对《阁楼》所描述的19世纪文学经典的极大扩展。
辑录的13篇论文，编排的顺序大致是按照它们与“疯女人”的对话关系，分为三种面向：一是影响的评估，二是观点/方法的延伸，三是观点/方法的质询。而实际上，后两类都可看做对“疯女人”的重估与商榷，并非绝对的认同或颠覆。毕竟，“疯女人”———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修辞———“总有更多需要被阐述的”，编者道，“尤其是在三十年之后”。
影响的激励
编者的导论与前三篇论文，都是对《阁楼》30年来在英语文学研究界引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总结。导论《冲开所有的门：三十年后观阁楼》认为7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证实了19世纪女作家确实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吉尔伯特和古巴揭示了男性文学传统和未经检查的父权制隐喻如何形塑了女作家的经历和创造力，以及她们对于这种强制的文学模式的抵抗。“《阁楼》是第一本研究放在女作家面前那些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障碍物的学术专著”，她们的研究诞生了许多阅读19世纪女作家作品的关键词，开启了那个时代作品与当代女读者的共鸣，改变了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理解。导论里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是编者回想当年，《阁楼》出版时她还是大学生，英语文学系大楼里的大作家肖像画，仅有两位女作家（白朗宁和伍尔芙）。她的老师里没有女教授，自己也没想过将来会当教授，学院里传授的还是新批评的方法。几乎同时，《阁楼》的作者之一苏珊·古巴刚投入教学工作，曾经在收发室里被男同事误认为秘书———那位男同事想当然地认为任何在收发室出现的女人都是“协助”他的秘书。可见，当性别主义被埋藏于新批评的文学解读时，在学院的收发室里却无法隐藏。就在70年代，编者见证了文学研究界的风气转移，与解放的政治相关的文学解读正在兴起。《阁楼》正是其中的代表，充分体现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个人即政治”的口号。当然，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天真的黎明”，《阁楼》从出版到现今都面临着各种挑战，最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本质主义，甚至会令人感觉“她们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都很像是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不过，Federico认为，《阁楼》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隐喻与性别、权力、身体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中的女性的自我想象。正如苏珊·古巴在回顾时所言，《阁楼》是“那个时期（70年代）的书”，而那时女性主义批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自我正名。
第一篇文章《跟随吉尔伯特和古巴：被疯女人激励的疯女人》介绍了作者（SusanFraiman）在教学中使用《阁楼》的经验。多年来Fraiman在教授英美女性文学时通常都是从读《阁楼》开始，而《阁楼》的那种“怀疑的细读”方法不仅教会学生阅读那些空白、那些无意识和那些未言说的，还能引导学生走向别的后现代理论。当然，Fraiman也指出了《阁楼》的弱点：一是受制于当时历史环境，二是它的心理分析学尤其是性心理解读的研究框架。即使不能免于排他性和标准化，《阁楼》所提供的“暂时稳定”的女性身份，虽然不足以全面地思考性别但至少是必要的一步。《以“疯女人”为模范：女性主义运动与学院》建立在一个有趣的调查之上：作者MarleneTromp联络了400位活跃在英美19世纪文学研究的学者，了解《阁楼》一书在他们的学术训练经历中可能产生过的影响。然而，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讨论吉尔伯特和古巴的观点而是她们的“个人即政治”的行动对后来者的激励和提携。正如吉尔伯特和古巴一贯的表示：不同立场的女性主义者不应该歼灭彼此，而是分享革命工程。《吉尔伯特和古巴的女儿们：弥尔顿研究里的“疯女人”幽灵》则是以一个具体的领域来讨论《阁楼》的影响，也是吉尔伯特和古巴面临的艰难挑战的具体化呈现。作者CarolBlessing勾勒了在《阁楼》之后关于《失乐园》的一系列的论战，指出弥尔顿研究在《阁楼》之后都集中在了性别主义和夏娃形象的讨论上，不论是传统的弥尔顿研究者还是后来有着自由人文主义背景的学者都非常抗拒这一趋势，对吉尔伯特和古巴的批评也不能免于性别专断，甚至在2001年还有学者说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会遮蔽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而针对弥尔顿被“弑父”的说法，Blessing认为在《阁楼》之后，弥尔顿反而引发了更热烈的争论，且依然占据着文学典律的中心。
重返“阁楼”
其后的十篇论文都可以看做《阁楼》的观点/方法在不同研究方向的扩展。既有论者对玛丽·雪莱的重读，考察《弗兰肯斯坦》和《最后一个地球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的一种既不同于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传统也不同于浪漫主义传统的见解，而玛丽·雪莱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滥觞。也有论者对《呼啸山庄》在1985/1992/2003的三个电影改编版本进行比较，认为受到《阁楼》的女性主义解读的深刻影响，《呼啸山庄》不再呈现为一个浪漫爱情故事而是女性的困境与突围。接下来的四位论者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了《阁楼》的局限。一类是重读具体的女作家作品，如讨论艾米丽·迪金森，发现《阁楼》如何曲解了她们的文学经验以适应精神分析学框架；一类是重新挖掘被吉尔伯特和古巴忽略的19世纪奇情小说（sensationnovel）女作家和女性哥特小说，认为《阁楼》的关键隐喻———监禁和逃离在她们的创作中早有渊源，但《阁楼》却否认了女性哥特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阁楼》的不少弱点，作为一本洋洋700页的大书，讨论横跨整个19世纪女性文学，又要将其以一个线索贯穿起来，自然不能免于削足适履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本质化。
上面略过的三篇关于《简爱》的论文则更有代表性，它们体现了《阁楼》的中心文本———《简爱》在其之后的两种研究趋势：一是回到文本的阅读，拆解《阁楼》对于简的精神分析尤其是性心理解读；二是从“性别”延伸到“帝国”，在文化研究层面扩展“疯女人”的隐喻。《包围幻想：简爱》是第一种方法的体现，不过，MadeleineWood并没有否定而是继续使用了精神分析方法。她回到塑造简的童年经验的“红房间”，一方面认同《阁楼》的观点，即这是一个“男性空间”，也是一个囚禁意象。另一方面，不同于《阁楼》认为简极度想要逃离“红房间”，Wood指出这个房间正是简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会到爱的地方：来自于瑞德叔叔对她的关爱。简对于爱的渴望与对于自由的渴望同等强烈，而爱的渴望显然与男性角色相联结，于是简始终在自己的幻想与现实的处境中充满了紧张感，她不仅有毁掉父权体系的冲动，也希望被父权体系所接纳，正是这种矛盾感构成了《简爱》的文本张力。笔者认为，Wood的解读固然贴切，但并不足以颠覆《阁楼》的论述，毕竟简的破坏性的一面被吉尔伯特和古巴过渡到“疯女人”伯莎身上，而那个“正常”的简，当然也是渴望来自男性的爱与父权体制的接纳，这种矛盾和张力在《阁楼》的论述里并不缺失。NarinHassan的《简爱的镜像？———殖民进程与印度新女性写作》与DanielleRussell的《重访阁楼：承认简爱与宠儿的共享空间》将《简爱》里的性别议题扩展到第三世界和黑人女性写作，前者提供和分析了一个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女性写作案例，后者则是将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与《简爱》相比较。这两篇文章共同呈现了自《阁楼》出版以来对于“疯女人”伯莎的殖民地属性和《简爱》的帝国色彩的争论。吉尔伯特与古巴将“疯女人”伯莎阐释为简的黑暗、疯狂与破坏的镜像，引来的最大争议是一系列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认为《阁楼》的解读使得殖民地他者不能发声，只能作为简的镜像存在，简所追求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是以伯莎的失语和死亡为代价的，同样地，英美白人女性主义的权威通过牺牲殖民地女性的利益而建立起来。那么，Hassan问道，“如果说这些殖民地女性贡献出形象以支持简爱的女性主义，那我们要如何阅读殖民地女性的叙述？”显然，殖民地女性并非处于绝对的“失语”状态，有时候殖民统治与女性解放之间还呈现出暧昧的关系。Hassan引入了对一位19世纪末印度女作家KrupabaiSatthianadhan的自传体小说Saguna（1887）的解读，女主人公萨古娜是一个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印度新女性”，她是贵族出身又皈依了基督教，有接触英文书和接受西方教育的特权，最终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这在前殖民的印度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解放。有意思的是，Satthianadhan的小说在英国比在印度本土更受欢迎，甚至得到英国女王的激赏，这自然是因为“印度新女性”是一个积极的、帝国进程的象征物。萨古娜身上那种对女性自由的追求反映了与英国女性一致的解放愿望，但小说文本又处处渗透着与英国截然不同印度经验。萨古娜一方面受惠于殖民现代性带来的女性解放，另一方面也还是不能摆脱传统印度的生存处境，夹在殖民现代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新女性”处境两难。《宠儿》写作于《简爱》的一百年之后，但讲述的故事差不多与《简爱》同时。黑人女奴塞丝在逃跑过程中被抓，因为不想两岁的女儿宠儿将来也不免被奴役的命运，狠心掐死了宠儿，自己也因为谋杀罪坐牢。十几年后，宠儿的幽灵返回，影响着塞丝一家的生活和命运。Russell认为，如同伯莎是简的疯狂的化身，宠儿也是塞丝的疯狂的化身。相同地，她们都没有获得反习俗的胜利，反而是在擦除掉那个疯狂的化身以后得到男性伴侣。因此，Russell认为《阁楼》所提供的“疯女人”分析模式仍然有效，虽然必须加入种族等其他视野。她比前一篇论文作者Hassan更激烈地回应了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认为斯皮瓦克虽然提供了一个引起轰动的理论关注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斯皮瓦克对《简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解读的简略性和选择性，比《阁楼》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斯皮瓦克将帝国压迫放置于中心的时候，也放逐了简爱遭受的性别压迫。在《阁楼》的第二版序言中，苏珊·古巴回应了斯皮瓦克的批评，承认自己确实排除了第三世界女性的权益，但是承认伯莎的痛苦并不代表要否认简爱的痛苦，因为她们遭受的压迫（性别/种族）是父权体系内在联系的不同方面，性别和种族的反压迫不必敌对而应联合。从这些争论看来，斯皮瓦克与其说是颠覆了，不如说是延续了吉尔伯特和古巴的论述范式，一个被压迫的系统的发现（性别）其实为别的压迫体系（种族/阶级）的发现打开了论述空间。而斯皮瓦克把种族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忽略简爱的解放需求的时候，也犯了与早期的吉尔伯特和古巴同样的错误，这说明，《三个女性文本和帝国主义批判》扩展了《阁楼》的理论视野，但在方法上并没有超越“疯女人”。
走出阁楼的“疯女人”
纵览全书，我们发现，30年来，“疯女人”并没有被幽禁于阁楼，而是已经成为了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情感结构的一部分，甚至于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疯女人”的影响仍在绵延。
一方面是《阁楼》所树立的女性主义批评范式，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女性文本解读方法。与《简爱》相关的三篇论文，实际上都是《阁楼》的延伸，反映的是种族议题如何在30年间逐渐扩展了性别议题的讨论。《阁楼》被人诟病的本质主义，具体来说，吉尔伯特和古巴被指认的那种树立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传统的“企图”，正在被来自不同种族与第三世界的女性批评挑战和修正。正如我们看到的，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女性主义（Feminism）似乎正在被性别研究取代。众所周知的立场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主体身份需要由多重维度来定义，种族、阶级与性别同等重要，甚至有时候比性别更加重要。性别内部的异性恋霸权也在受到挑战，酷儿理论已经是性别议题中不可或缺的视角，人们也普遍认识到了性别本身就是话语的建构。这一系列的变化带给“疯女人”的难题是，在当代，女性主体似乎已经无法定义了，一旦去讨论“女人”，似乎就不免陷入抽象的本质主义陷阱。那么，女性主义还要如何去建立它的合法性？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什么困扰了女性主义批评？》里写道：“抽象深奥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起源于批评的语言学转向，将女性主义者的思考剥离了文本，或者将文本降低到认识论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议题，以取代文学史和审美评价成为女性文学的论题。”也许古巴的意见是保守的，但反映出的是女性文学传统的自我消解，作为一个本来就很薄弱的文学理论至今仍被批评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其实，笔者认为破而不立也可以看做一种抗拒学院化收编的姿态：拒绝被指认、拒绝被命名，也就永远在体制之外拥有批判的自由。实际上，女性主义在当代，更严峻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有高度实践性的理论，却面临着无法行动的困境。
另一方面，这本论文集就是以召唤70年代的“疯女人”来回应这一实践困境。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普遍提到《阁楼》在70年代的政治意义，这既是呼吁人们历史地看待吉尔伯特和古巴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历史怀想。实际上，“疯女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更是一个行动的政治，她同时穿透了学院与主流文化。在学院内，1979年以后女性学者数量骤增，这反映出的是一个深刻的性别权力调整；在学院外，“疯女人”也影响了大众文化，改变了人们阅读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方式，以至于当我们今天看到《阁楼》里提到的在70年代以前《简爱》并不受文学史重视会感到非常惊讶。在今天，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们或许感受不到，但事实上确实受惠于“疯女人”在70年代的努力。而面对8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反扑，自我解构的当代女性确实表现出行动的无能，除了生态女性主义与环保的结合似乎还保留了一点实践性。也许，斯皮瓦克所提出的“一种策略上的本质主义”仍是行动的必要基础。正如这些论文作者所意识到的，长久以来，人们过分夸大了女性主义者内部的区隔，差异常常被视作分歧。而如今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的压迫形式是内在联系的，父权制依然是压迫体系的核心，被压迫者不需要抹除彼此的差异也可以联合反抗，当然这其中的沟通是非常艰难的。
显而易见，这些论文里或多或少都有对于行动的企盼，对于姐妹情谊的期待。作者们对于吉尔伯特和古巴的《阁楼》，对于那个“个人即政治”的70年代，颇有些追忆黄金岁月之感。“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教会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去质询权力，除了压迫我们的也包括压迫其他人的。”在正视和包容差异的前提下联合，是这本论文集对30年后的“疯女人”们的冀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