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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谭恩美是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她的作品传达了不同的文化信息，对女性自我的关注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意义蕴涵。本文探讨了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女性自我主体性、中国情结及中国想象，阐述了身处跨文化语境中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对女性自我的纺织。
关键词：谭恩美 跨文化 情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崛起，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拥有的读者群越来越多，其文学中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内容和文化信息，使其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谭恩美是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因处女作《喜福会》而出名，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谭恩美用独特细致的女性视角，将母女的情感矛盾、女性苦痛的生命体验以及女性自我和她们的文化身份巧妙融合于其作品中，极富深情地描绘了富有生命活力的女儿世界。
一 谭恩美作品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及男性表述
谭恩美在表现女性自我、张扬主体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魄力和力度，她处于华裔英文写作脉络，能自觉地选择个性最基本的构成。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曾经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九个月之久。在这部作品中，谭恩美将龚琳达强烈的自我意识通过她在旧中国的生活完整地表现出来。
龚琳达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嫁到婆家，她独守窗前，内心深处怀着对生活的颖悟，扪心自问：“我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我对自己许诺，我将永远不忘记‘自我’。”谭恩美通过描写龚琳达对自我认同的执著，使其最终逃离旧式婚姻的牢笼，成为独立职业女性。而作家在《喜福会》塑造的女儿形象之一许露丝，本从事美术专业，但嫁给特德后却丧失了自我，由于无视自身的发展，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充满整个生命的奉献精神，却没有收获美满的结果，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巨大差异使她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她的医生丈夫在一次医疗事故之后，不堪忍受露丝的“对一切都没主意”，跟她提出离婚。被抛弃的露丝深深地意识到她只有摆脱传统观念、才能真正地获得女性的自我。经过痛苦的思考，在分割财产时，她对丈夫说：“你反正不能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她之所以要特德最在意的房子，是因为房子在婚姻财产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虽然物质的获得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但它却证实露丝找回了女性的自我。
谭恩美自然地将女性主体意识流露于小说中，在她小说的叙述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和其从属性和男性有着很大关系。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刻意将女性家长替代男性家长，讲述的是四个女儿与女性家长的抗争，作家这种书写策略减弱了父权的男性地位，旨在表明拒绝把女性安置在从属地位。作家笔下所表现的母女关系既有矛盾冲突又有相互依恋，表达了生活在美国的下一代对由生活在旧中国、母亲代表的传统父系家长制的坚决抗议。母亲按中国传统方式对女儿进行培养、教育，力求女儿成为中国式的大家闺秀，她们中国式的慈爱又专横的干涉，使生活在美国大环境中的女儿们无法理解，并在每一件小事上从小就为了自己的独立和权利与母亲们抗争，不愿母亲来干涉她们成长中的任何事。女儿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服从母亲的命令，而母亲也无权干涉她们自己的私事。在这里，作家将母亲扮演的角色实际隐含了父亲的文化角色，母亲对女儿教育的失败，代表了中国男性家长的权威和意志的失败。
在中国传统女性的潜意识中，父与夫是女性生活中重要的男人。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很少见富有阳刚气的男性形象，他们的形象多是形体残缺或精神残障，借以削弱男性的父权权威，如在谭恩美创作的《百种神秘感觉》中，女性仍然是她小说的主要人物。故事中的唯一男性西蒙非常自私，并且没有生育能力。奥利维亚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她是生长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而宽是她父母离开大陆时留下的女儿，她18岁来到美国，小说叙述了奥利维亚与宽复杂细微的姐妹关系以及她与丈夫西蒙的感情纠葛。西蒙是小说现实生活的唯一男士，他以前的恋人与他在一次滑雪中因他不想承担责任而引起争吵后赌气走开，遇到雪崩后死去，这使西蒙一时无法解脱。当他遇到奥利维亚后，在感情上找到了寄托，但仍然跟以前一样自私。当奥利维亚决定要孩子时，意外发现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是奥利维亚的姐妹宽用她充满希望和信任的真挚的爱，使他俩重归于好。而后，奥利维亚在美国生下了一个很像宽的漂亮儿，象征了生命的美好轮回。
二 谭恩美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
用汉语写作的华文文学代表一类华人文化，这类作家用汉语创作，而且在传统上认同中华文化；而在美国出生的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则把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融合在一起，用英语创作，创造了美籍华人的崭新文学，具有时代意义。谭恩美是这个时代富有影响力的美国文坛作家代表。
谭恩美的中国情来源于她母亲的影响，虽然小说《喜福会》中的女儿们非常认同美国文化，以致她们与母亲之间发生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但当女儿们意识到自己的母亲自始至终将本土文化牢记在心，并且她们自己的自由婚姻比自己母亲们当初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好多少时，女儿们才意识到不能再与母亲抗争下去。谭恩美在小说中用女儿许安梅的语言说明了母女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我是母亲生的，也是个女孩。我们这些人就像台阶一样，……都是一个方向。”当女儿们感觉到年老母亲的脆弱时，当她们自己的经历让她们认清了母爱的价值时，母亲对于她们所谓的危险就都不复存在了；当她们能接受自己的母亲时，等待母亲的却是死亡，这成了女儿们最大的一种失落。在小说中，作家在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对母亲的敬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们遭遇的同情。如许安梅述说了母亲因自己有辱家门的婚姻，不能被祖母所接受，但在祖母临终时却牺牲自己，割下胳膊上的肉给老人煨汤，并以精心安排自杀的方式来保护女儿，她用这种坚强忍受一切痛苦来证明自己的爱心。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对母亲前半生的艰辛以及她对中国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描绘，让作者看到谭恩美在心灵上理解了中国母亲。许安梅的母亲深受东方文化浸润，年轻丧夫，由于被诱骗成了富商小妾，没有人格和尊严可言，招致娘家的蔑视，最终不堪忍受欺凌吞食鸦片自杀。而龚琳达幼年时的遭遇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最具典型的写照：她两岁就被父母定了亲，家人对她不存任何希望。12岁时一场洪水把她的家毁了，她只好到婆家作童养媳。婚后，婆婆对她又百般刁难，她过着囚犯式的日子，最后不得不逃出这不幸的婚姻来到美国。在谭恩美的小说《百种神秘感觉》中，宽的形象脱胎于作者的母亲，这源于80年代末谭恩美陪妈妈回中国看望同父异母的姐姐产生的灵感，并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对传统记忆进行了重建，对华人的历史重新进行了回忆，使作家书写出了多重身份与自我本质。进而在作品中，让读者感受到了华裔美国民族的生存。如小说中相信人的灵魂存在以及万物能够轮回转世等，正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的重要内容。而在小说中，作家用奥利维亚对自己同胞姐妹宽的接受，向读者表明了她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回归。
母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母亲可以用来比喻如祖国、故乡、文化传统等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这是因为母亲的养育之恩高于一切。谭恩美小说中表现的母亲形象是她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到的中国文化，因此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并占据着小说的主要情感。她所书写的母亲是来自困苦生活环境中的中国移民，因此母亲的形象成了中国民族历史与母亲记忆的纽带，而在截然不同的美国文化背景中，沉重的历史失落感使她们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她们的后代脱离了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连结，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家谱，并与祖辈之间的记忆隔断，不懂中国的语言与文字，更不能理解自己祖先的传说和神话，丧失了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和原本与他们的身份、心灵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记，中国传统的文化历史在他们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而母亲则成了唯一可以询问的溯源的对象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途径。正如谭恩美以母亲为中心的小说中所叙述的，母亲与历史、记忆连结在一起，成了中国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数据库”。而在美国长大的下一代移民虽然不一定能接受或遵循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的本质却仍然是中国人，这使他们在内心深处能体会到历史的失落感，并通过母亲了解他们民族的历史。
在小说中，谭恩美通过对母亲们历史的回忆与现实的连接，将母亲形象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使女儿们去寻根，以此寻找自我、确定自我，表明了女儿们实际上就是母亲的延续。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生疏，她们通过母亲在情感和意识上渐渐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并最终认同了母亲，认同了悠久的中国文化和她们中国人的身份。在《喜福会》中，谭恩美通过女儿吴晶妹所说的话说明了上述观点：
“当我们驶入中国深圳的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全身的血液正顺着一条全新的通道在奔腾，……我想，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
谭恩美所写的《喜福会》和《灶神之妻》结尾均以母女和解画上句号，这充分表明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体现了谭恩美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表现出正确地对待文化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延续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不断地吸收异国文化，并在文化冲突中寻找平衡的支点。
综上所述，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纽带：通过母亲，中国文化传统得以延伸；通过母亲，中国的历史和记忆得以重建；通过母亲，文本实现了在美国的女儿们对待文化冲突的正确态度，让女儿们能够理解和接受母亲苦难的过去。而这也是作家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三 谭恩美女性书写的意义
现代女性的重要标志是个性觉醒，能自觉地选择她们的个性构成，使她们成为充满自信的、具有个性追求的现代女性。谭恩美在她的小说中更多地赋予了没有自我意识女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谭恩美在表现女性自我，强调主体意识上具有很大的魄力，她以其明朗洒脱的文笔塑造了具有独立个性的现代女性，用女性真挚的内心表现出女性沉着的自信。让现代独立女性找到了自我，实现了她们在生活中的自我价值。
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是美籍华人生活中最强烈的感悟，而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子如何在这种差异中生活并认同自己的中国血统，也成为她们最大的困惑之一。面对两种文化，她们受到双重文化的压力，强迫她们脱离自己。谭恩美所具有的就是这种双重民族身份：作为华裔美国人，她认同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她来说只是精神家园，这使她自我矛盾更深刻内在化；并使中国对她作品中的人物来说，具有他性因素的意义，包含了历史、社会、政治等多方面。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认同，即在改造中逐步同化异质文化，以此辨析自身文化的文化特质，发展包含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她的写作在认同上放弃本质主义，但没有否定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是认识差异的复杂性和过程性。
四 小结
作为一种跨文化写作，谭恩美的小说展现了异国经验，具有丰富的内涵。作家本身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使美国读者对中国充满了想象，她的小说的跨文化特征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涵义，构成了寻找沟通的途径。谭恩美用她的写作，向读者展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并寻找对话解决不同文化价值冲突的危机，这对现实的多元文化写作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注：本文系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作品中对中国女性形象曲解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105。
参考文献：
[1] 谭恩美：《喜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谭恩美，程乃珊、严映薇译：《灵感女孩》，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 刘慧英：《走出男权的藩篱》，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罗冈、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杨南薰，女，1978—，四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英语文化文学，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关键词：谭恩美 跨文化 情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崛起，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拥有的读者群越来越多，其文学中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内容和文化信息，使其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谭恩美是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因处女作《喜福会》而出名，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谭恩美用独特细致的女性视角，将母女的情感矛盾、女性苦痛的生命体验以及女性自我和她们的文化身份巧妙融合于其作品中，极富深情地描绘了富有生命活力的女儿世界。
一 谭恩美作品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及男性表述
谭恩美在表现女性自我、张扬主体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魄力和力度，她处于华裔英文写作脉络，能自觉地选择个性最基本的构成。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曾经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九个月之久。在这部作品中，谭恩美将龚琳达强烈的自我意识通过她在旧中国的生活完整地表现出来。
龚琳达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嫁到婆家，她独守窗前，内心深处怀着对生活的颖悟，扪心自问：“我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我对自己许诺，我将永远不忘记‘自我’。”谭恩美通过描写龚琳达对自我认同的执著，使其最终逃离旧式婚姻的牢笼，成为独立职业女性。而作家在《喜福会》塑造的女儿形象之一许露丝，本从事美术专业，但嫁给特德后却丧失了自我，由于无视自身的发展，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充满整个生命的奉献精神，却没有收获美满的结果，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巨大差异使她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她的医生丈夫在一次医疗事故之后，不堪忍受露丝的“对一切都没主意”，跟她提出离婚。被抛弃的露丝深深地意识到她只有摆脱传统观念、才能真正地获得女性的自我。经过痛苦的思考，在分割财产时，她对丈夫说：“你反正不能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她之所以要特德最在意的房子，是因为房子在婚姻财产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虽然物质的获得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但它却证实露丝找回了女性的自我。
谭恩美自然地将女性主体意识流露于小说中，在她小说的叙述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和其从属性和男性有着很大关系。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刻意将女性家长替代男性家长，讲述的是四个女儿与女性家长的抗争，作家这种书写策略减弱了父权的男性地位，旨在表明拒绝把女性安置在从属地位。作家笔下所表现的母女关系既有矛盾冲突又有相互依恋，表达了生活在美国的下一代对由生活在旧中国、母亲代表的传统父系家长制的坚决抗议。母亲按中国传统方式对女儿进行培养、教育，力求女儿成为中国式的大家闺秀，她们中国式的慈爱又专横的干涉，使生活在美国大环境中的女儿们无法理解，并在每一件小事上从小就为了自己的独立和权利与母亲们抗争，不愿母亲来干涉她们成长中的任何事。女儿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服从母亲的命令，而母亲也无权干涉她们自己的私事。在这里，作家将母亲扮演的角色实际隐含了父亲的文化角色，母亲对女儿教育的失败，代表了中国男性家长的权威和意志的失败。
在中国传统女性的潜意识中，父与夫是女性生活中重要的男人。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很少见富有阳刚气的男性形象，他们的形象多是形体残缺或精神残障，借以削弱男性的父权权威，如在谭恩美创作的《百种神秘感觉》中，女性仍然是她小说的主要人物。故事中的唯一男性西蒙非常自私，并且没有生育能力。奥利维亚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她是生长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而宽是她父母离开大陆时留下的女儿，她18岁来到美国，小说叙述了奥利维亚与宽复杂细微的姐妹关系以及她与丈夫西蒙的感情纠葛。西蒙是小说现实生活的唯一男士，他以前的恋人与他在一次滑雪中因他不想承担责任而引起争吵后赌气走开，遇到雪崩后死去，这使西蒙一时无法解脱。当他遇到奥利维亚后，在感情上找到了寄托，但仍然跟以前一样自私。当奥利维亚决定要孩子时，意外发现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是奥利维亚的姐妹宽用她充满希望和信任的真挚的爱，使他俩重归于好。而后，奥利维亚在美国生下了一个很像宽的漂亮儿，象征了生命的美好轮回。
二 谭恩美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
用汉语写作的华文文学代表一类华人文化，这类作家用汉语创作，而且在传统上认同中华文化；而在美国出生的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则把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融合在一起，用英语创作，创造了美籍华人的崭新文学，具有时代意义。谭恩美是这个时代富有影响力的美国文坛作家代表。
谭恩美的中国情来源于她母亲的影响，虽然小说《喜福会》中的女儿们非常认同美国文化，以致她们与母亲之间发生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但当女儿们意识到自己的母亲自始至终将本土文化牢记在心，并且她们自己的自由婚姻比自己母亲们当初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好多少时，女儿们才意识到不能再与母亲抗争下去。谭恩美在小说中用女儿许安梅的语言说明了母女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我是母亲生的，也是个女孩。我们这些人就像台阶一样，……都是一个方向。”当女儿们感觉到年老母亲的脆弱时，当她们自己的经历让她们认清了母爱的价值时，母亲对于她们所谓的危险就都不复存在了；当她们能接受自己的母亲时，等待母亲的却是死亡，这成了女儿们最大的一种失落。在小说中，作家在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对母亲的敬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们遭遇的同情。如许安梅述说了母亲因自己有辱家门的婚姻，不能被祖母所接受，但在祖母临终时却牺牲自己，割下胳膊上的肉给老人煨汤，并以精心安排自杀的方式来保护女儿，她用这种坚强忍受一切痛苦来证明自己的爱心。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对母亲前半生的艰辛以及她对中国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描绘，让作者看到谭恩美在心灵上理解了中国母亲。许安梅的母亲深受东方文化浸润，年轻丧夫，由于被诱骗成了富商小妾，没有人格和尊严可言，招致娘家的蔑视，最终不堪忍受欺凌吞食鸦片自杀。而龚琳达幼年时的遭遇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最具典型的写照：她两岁就被父母定了亲，家人对她不存任何希望。12岁时一场洪水把她的家毁了，她只好到婆家作童养媳。婚后，婆婆对她又百般刁难，她过着囚犯式的日子，最后不得不逃出这不幸的婚姻来到美国。在谭恩美的小说《百种神秘感觉》中，宽的形象脱胎于作者的母亲，这源于80年代末谭恩美陪妈妈回中国看望同父异母的姐姐产生的灵感，并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对传统记忆进行了重建，对华人的历史重新进行了回忆，使作家书写出了多重身份与自我本质。进而在作品中，让读者感受到了华裔美国民族的生存。如小说中相信人的灵魂存在以及万物能够轮回转世等，正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的重要内容。而在小说中，作家用奥利维亚对自己同胞姐妹宽的接受，向读者表明了她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回归。
母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母亲可以用来比喻如祖国、故乡、文化传统等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这是因为母亲的养育之恩高于一切。谭恩美小说中表现的母亲形象是她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到的中国文化，因此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并占据着小说的主要情感。她所书写的母亲是来自困苦生活环境中的中国移民，因此母亲的形象成了中国民族历史与母亲记忆的纽带，而在截然不同的美国文化背景中，沉重的历史失落感使她们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她们的后代脱离了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连结，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家谱，并与祖辈之间的记忆隔断，不懂中国的语言与文字，更不能理解自己祖先的传说和神话，丧失了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和原本与他们的身份、心灵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记，中国传统的文化历史在他们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而母亲则成了唯一可以询问的溯源的对象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途径。正如谭恩美以母亲为中心的小说中所叙述的，母亲与历史、记忆连结在一起，成了中国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数据库”。而在美国长大的下一代移民虽然不一定能接受或遵循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的本质却仍然是中国人，这使他们在内心深处能体会到历史的失落感，并通过母亲了解他们民族的历史。
在小说中，谭恩美通过对母亲们历史的回忆与现实的连接，将母亲形象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使女儿们去寻根，以此寻找自我、确定自我，表明了女儿们实际上就是母亲的延续。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生疏，她们通过母亲在情感和意识上渐渐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并最终认同了母亲，认同了悠久的中国文化和她们中国人的身份。在《喜福会》中，谭恩美通过女儿吴晶妹所说的话说明了上述观点：
“当我们驶入中国深圳的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全身的血液正顺着一条全新的通道在奔腾，……我想，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
谭恩美所写的《喜福会》和《灶神之妻》结尾均以母女和解画上句号，这充分表明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体现了谭恩美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表现出正确地对待文化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延续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不断地吸收异国文化，并在文化冲突中寻找平衡的支点。
综上所述，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纽带：通过母亲，中国文化传统得以延伸；通过母亲，中国的历史和记忆得以重建；通过母亲，文本实现了在美国的女儿们对待文化冲突的正确态度，让女儿们能够理解和接受母亲苦难的过去。而这也是作家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三 谭恩美女性书写的意义
现代女性的重要标志是个性觉醒，能自觉地选择她们的个性构成，使她们成为充满自信的、具有个性追求的现代女性。谭恩美在她的小说中更多地赋予了没有自我意识女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谭恩美在表现女性自我，强调主体意识上具有很大的魄力，她以其明朗洒脱的文笔塑造了具有独立个性的现代女性，用女性真挚的内心表现出女性沉着的自信。让现代独立女性找到了自我，实现了她们在生活中的自我价值。
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是美籍华人生活中最强烈的感悟，而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子如何在这种差异中生活并认同自己的中国血统，也成为她们最大的困惑之一。面对两种文化，她们受到双重文化的压力，强迫她们脱离自己。谭恩美所具有的就是这种双重民族身份：作为华裔美国人，她认同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她来说只是精神家园，这使她自我矛盾更深刻内在化；并使中国对她作品中的人物来说，具有他性因素的意义，包含了历史、社会、政治等多方面。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认同，即在改造中逐步同化异质文化，以此辨析自身文化的文化特质，发展包含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她的写作在认同上放弃本质主义，但没有否定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是认识差异的复杂性和过程性。
四 小结
作为一种跨文化写作，谭恩美的小说展现了异国经验，具有丰富的内涵。作家本身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使美国读者对中国充满了想象，她的小说的跨文化特征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涵义，构成了寻找沟通的途径。谭恩美用她的写作，向读者展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并寻找对话解决不同文化价值冲突的危机，这对现实的多元文化写作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注：本文系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作品中对中国女性形象曲解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105。
参考文献：
[1] 谭恩美：《喜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谭恩美，程乃珊、严映薇译：《灵感女孩》，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 刘慧英：《走出男权的藩篱》，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罗冈、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杨南薰，女，1978—，四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英语文化文学，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