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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有两种职业不是“人”做的：一个是老师，一个就是医生。人们不能看到、更不能遭遇他们出现错误——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注定了要不断实验，注定了要累积错误和失败；同时，人们也宁愿忘掉这些人也是世间凡俗肉身，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病痛乏累。因而，如果是好老师好医生，他/她必是专注的、内省的、慈悲的，他/她浑然而纯净，他/她也必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安之若素了。
无法速成的职业
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医生是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事实上，一旦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连带着也就选择了终身的学习。创办于上个世纪初的协和，是中国第一所八年制的医学院，也是它率先在中国提倡“住院医师制度”，这一制度被看做是培养真正医生的起点。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的一代医学大家。今天，翻检《协和医事》，我们知道了好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让我们先来看两张作息表。
第一张，是日后成为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在读协和一年级时的作息时间表。
早8 点从宿舍到学校。12 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 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 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甚至有次，直到午夜1 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 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 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 点以后。因为身处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氛围之中，在协和的学习有人甚至用“磨难”来形容。医本科最后一年，进入实习医师阶段，在各专业科室进行一年轮转。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直接负责10 个病人的诊疗工作，对病人实行“24 小时负责制”。无论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实习医生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这是儿科专家周华康做实习医生时的每日作息安排：一清早到病房，把自己管的病人看一遍，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并抽空腹血做化验。在主治医师每天查房时，要简要地报告病历和病情，说明自己对诊断治疗的看法，解答主治医师提出的问题，并听取意见。结束后，即修改医嘱，填写特殊检查、化验和会诊单，并进行较急的治疗。午饭后在病人午休时，自己也争取时间做短时间休息。下午继续诊断治疗、操作和化验、收新病人、观察原有病人。白天有空闲时还参加一些业务学习活动。晚上饭后先抽时间看看报纸，再去病房对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并给一些对症治疗。然后写病历和病程记录，并读有关书籍。夜间，按病人情况需要，护士打电话到宿舍通知。
八年医学院的学习自不必说。在学校的学习结束后，必须至少花三到五年的时间，在真实的医疗氛围中，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对病人“全面全程负责”，随叫随到，不论日夜。这是年轻医生必须经历的住院医师阶段。
那时的住院医生，常年住在医院中，医院几乎就是他所有的生活空间。虽然条件很好，但任务繁重，基本没有业余生活。胸部外科学家吴英恺回忆当时的经历时说：“医生个个白衣笔挺，皮鞋光亮。宿舍楼道里有电话，二十四小时有服务员，不分昼夜接电话找人。每日三餐，伙食丰富，下午4 点和晚11 点还有两次茶点。夏天常
供应冰淇淋。宿舍楼有文娱室，院内有5 个网球场。只是工作紧张，任务繁重，不折不扣的24 小时负责制，行踪要便于找到，外出要请假并请人代理，有事找你(电话及灯号)半小时找不到，第二天院长就要找你问话。”那时他在协和做助理住院医生，要负责30~40 名住院病人，每天既要早晚两次巡诊，还要有事随叫随到。此外每周上午参加三四次手术，下午五次门诊，还要挤出时间上图书馆查阅文献和期刊。
有准备的头脑
想想看，在学医四五年后，发现同年进入大学的其他专业的同学，不少已经毕业工作，有了收入；或者从八年制医学院毕业了，看到那些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同学已经工作了四年，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自己高，而自己还在大医院里做着小医师，又如何耐住寂寞？
讴歌(笔名)回忆她被临时安排上手术的一次经历：那一天因为科里同时开台的手术很多，助手不够，她就被临时排上了。主刀的是一个传闻中急脾气的女教授。本以为做完一台手术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了12 点这位完全进入状态的专家，决定紧接着开第二台手术。那天，她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站在台上饿得头晕眼花，时时觉得头重脚轻。突然，教授拿止血钳猛地敲了一下她的手，大声说：“发什么呆？”她才意识到拉钩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手被打得生疼。
她说，“类似挨敲的事不在少数，可能是上级医生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时精神高度紧张，另外，也是因为经历有限，常常处事不够周全。”那时在换台间隙待在手术室闲得没事的她，有时也会假想一下自己的未来。她发现这个图画的模式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进了手术科室，工作前三年她会待在拉钩的位置，再往下几年做个二把刀，然后熬着年头做主刀。等到了教授级别，便站到了曾用止血钳敲她手的那位老师的位置。
“这张未来职业的图画，真是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偏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估量就是，如果进入这张带有‘等级’和‘官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最终，这个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还是离开了医生这个行业。对她而言，究竟是当初立志从医的理想太过沉重，还是现实太过沉重，令她难堪重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吧。
讴歌描述的这段遭遇，也让我联想起吴阶平在回忆文章中引述的一段经历。1940 年正在读医本科四年级的吴阶平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因此他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与讴歌当时的处境一样，这看起来都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一次外科主任要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吴阶平分管的病人，所以由他来担任器械员。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他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他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做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他：“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准备修外科。”“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吴阶平的嘉奖。他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5 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10 年的医生的水平。
吴英恺也有过一段相似的经历。1939 年的吴英恺，已经是人人艳羡的协和医院的外科总住院医师，他被挑选参加了食管癌治疗研究组。在查阅了三十年来所有相关的治疗文献后，他认为最新成就当数美国芝加哥大学报道的“经左胸腔切除食管癌并在胸内做食管吻合术”。外科主任同意他的观点，他们选择了一位食管下段癌患者，准备进行这一手术。这个手术原计划由外科主任做。手术前夕，主任患了重伤风， 他对吴英恺说：“我相信你能胜任。”年仅30 岁的吴英恺很有信心地承担了这一安排，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创新手术。“这是有准备的创新，而不是盲目的闯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专注•内省•慈悲
为什么行医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烦恼、操心，是一辈子的困扰；对有些人，则是每日的喜悦，是可以造福人类的快乐人生？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生的时候，轮转到妇产科从事绒癌研究的杨秀玉教授手下。一个月后，他下决心把自己学了8 年的专业废掉，从此不做医生。他说：“因为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这件事被杨秀玉知道后，她吃了一惊。对于一个学了8 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当年杨秀玉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在江西待了整整一年。
一年中，因为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她拒绝了。她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产科值夜班，大夫睡在产科库房的架子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 个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力量使他们忘掉疲劳，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究竟又是什么使他们不为外部世界所惑，过着清苦的生活却甘之如饴？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似对上帝的期待，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似对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作为一种和生命相关的特殊职业，它要求把谋生和兴趣、把工作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源于某种精神——自省、专注和慈悲。
对于一个为医者来说，自省不断优化着他的关注领域，专注决定了他的关注深度，慈悲则是背景和色彩。最后产生的是整体内化的行动，一种清醒的理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为医者安身立命的生活版本。
杨秀玉说，自己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个医生当着病人的面判病人死刑。在她的从医生涯中，她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了宋鸿钊教授领导的绒癌小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造了很多奇迹。在协和的努力下，绒癌病人从20 世纪50 年代前的患病即死，到能活3 个月、能活半年，到今日80%的治愈率。如果医生不对自己有所要求，医学就不会发展。
那些老协和人，自己心中有一套独立的标准，无论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都尽己所能，不为外界所动。他们要求的其实也很简单：做个好医生，给病人看病。林巧稚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昏迷中的呓语是：“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是她留下的最后声音。
在患者看病遭遇压力天下皆知的今天，现代医生面对着超负荷的工作量、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的压力、难相处沟通的病人，还有在医生身边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单凭医生个人力量更无能为力的困难，以及医生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医疗发展方向……然而，尽管世事多变，好医生的准绳没有变，支撑着为医者悬壶济事的神性的力量没有变，仍旧是——专注、内省与慈悲。
无法速成的职业
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医生是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事实上，一旦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连带着也就选择了终身的学习。创办于上个世纪初的协和，是中国第一所八年制的医学院，也是它率先在中国提倡“住院医师制度”，这一制度被看做是培养真正医生的起点。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的一代医学大家。今天，翻检《协和医事》，我们知道了好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让我们先来看两张作息表。
第一张，是日后成为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在读协和一年级时的作息时间表。
早8 点从宿舍到学校。12 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 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 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甚至有次，直到午夜1 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 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 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 点以后。因为身处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氛围之中，在协和的学习有人甚至用“磨难”来形容。医本科最后一年，进入实习医师阶段，在各专业科室进行一年轮转。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直接负责10 个病人的诊疗工作，对病人实行“24 小时负责制”。无论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实习医生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这是儿科专家周华康做实习医生时的每日作息安排：一清早到病房，把自己管的病人看一遍，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并抽空腹血做化验。在主治医师每天查房时，要简要地报告病历和病情，说明自己对诊断治疗的看法，解答主治医师提出的问题，并听取意见。结束后，即修改医嘱，填写特殊检查、化验和会诊单，并进行较急的治疗。午饭后在病人午休时，自己也争取时间做短时间休息。下午继续诊断治疗、操作和化验、收新病人、观察原有病人。白天有空闲时还参加一些业务学习活动。晚上饭后先抽时间看看报纸，再去病房对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并给一些对症治疗。然后写病历和病程记录，并读有关书籍。夜间，按病人情况需要，护士打电话到宿舍通知。
八年医学院的学习自不必说。在学校的学习结束后，必须至少花三到五年的时间，在真实的医疗氛围中，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对病人“全面全程负责”，随叫随到，不论日夜。这是年轻医生必须经历的住院医师阶段。
那时的住院医生，常年住在医院中，医院几乎就是他所有的生活空间。虽然条件很好，但任务繁重，基本没有业余生活。胸部外科学家吴英恺回忆当时的经历时说：“医生个个白衣笔挺，皮鞋光亮。宿舍楼道里有电话，二十四小时有服务员，不分昼夜接电话找人。每日三餐，伙食丰富，下午4 点和晚11 点还有两次茶点。夏天常
供应冰淇淋。宿舍楼有文娱室，院内有5 个网球场。只是工作紧张，任务繁重，不折不扣的24 小时负责制，行踪要便于找到，外出要请假并请人代理，有事找你(电话及灯号)半小时找不到，第二天院长就要找你问话。”那时他在协和做助理住院医生，要负责30~40 名住院病人，每天既要早晚两次巡诊，还要有事随叫随到。此外每周上午参加三四次手术，下午五次门诊，还要挤出时间上图书馆查阅文献和期刊。
有准备的头脑
想想看，在学医四五年后，发现同年进入大学的其他专业的同学，不少已经毕业工作，有了收入；或者从八年制医学院毕业了，看到那些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同学已经工作了四年，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自己高，而自己还在大医院里做着小医师，又如何耐住寂寞？
讴歌(笔名)回忆她被临时安排上手术的一次经历：那一天因为科里同时开台的手术很多，助手不够，她就被临时排上了。主刀的是一个传闻中急脾气的女教授。本以为做完一台手术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了12 点这位完全进入状态的专家，决定紧接着开第二台手术。那天，她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站在台上饿得头晕眼花，时时觉得头重脚轻。突然，教授拿止血钳猛地敲了一下她的手，大声说：“发什么呆？”她才意识到拉钩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手被打得生疼。
她说，“类似挨敲的事不在少数，可能是上级医生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时精神高度紧张，另外，也是因为经历有限，常常处事不够周全。”那时在换台间隙待在手术室闲得没事的她，有时也会假想一下自己的未来。她发现这个图画的模式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进了手术科室，工作前三年她会待在拉钩的位置，再往下几年做个二把刀，然后熬着年头做主刀。等到了教授级别，便站到了曾用止血钳敲她手的那位老师的位置。
“这张未来职业的图画，真是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偏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估量就是，如果进入这张带有‘等级’和‘官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最终，这个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还是离开了医生这个行业。对她而言，究竟是当初立志从医的理想太过沉重，还是现实太过沉重，令她难堪重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吧。
讴歌描述的这段遭遇，也让我联想起吴阶平在回忆文章中引述的一段经历。1940 年正在读医本科四年级的吴阶平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因此他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与讴歌当时的处境一样，这看起来都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一次外科主任要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吴阶平分管的病人，所以由他来担任器械员。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他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他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做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他：“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准备修外科。”“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吴阶平的嘉奖。他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5 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10 年的医生的水平。
吴英恺也有过一段相似的经历。1939 年的吴英恺，已经是人人艳羡的协和医院的外科总住院医师，他被挑选参加了食管癌治疗研究组。在查阅了三十年来所有相关的治疗文献后，他认为最新成就当数美国芝加哥大学报道的“经左胸腔切除食管癌并在胸内做食管吻合术”。外科主任同意他的观点，他们选择了一位食管下段癌患者，准备进行这一手术。这个手术原计划由外科主任做。手术前夕，主任患了重伤风， 他对吴英恺说：“我相信你能胜任。”年仅30 岁的吴英恺很有信心地承担了这一安排，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创新手术。“这是有准备的创新，而不是盲目的闯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专注•内省•慈悲
为什么行医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烦恼、操心，是一辈子的困扰；对有些人，则是每日的喜悦，是可以造福人类的快乐人生？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生的时候，轮转到妇产科从事绒癌研究的杨秀玉教授手下。一个月后，他下决心把自己学了8 年的专业废掉，从此不做医生。他说：“因为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这件事被杨秀玉知道后，她吃了一惊。对于一个学了8 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当年杨秀玉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在江西待了整整一年。
一年中，因为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她拒绝了。她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产科值夜班，大夫睡在产科库房的架子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 个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力量使他们忘掉疲劳，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究竟又是什么使他们不为外部世界所惑，过着清苦的生活却甘之如饴？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似对上帝的期待，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似对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作为一种和生命相关的特殊职业，它要求把谋生和兴趣、把工作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源于某种精神——自省、专注和慈悲。
对于一个为医者来说，自省不断优化着他的关注领域，专注决定了他的关注深度，慈悲则是背景和色彩。最后产生的是整体内化的行动，一种清醒的理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为医者安身立命的生活版本。
杨秀玉说，自己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个医生当着病人的面判病人死刑。在她的从医生涯中，她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了宋鸿钊教授领导的绒癌小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造了很多奇迹。在协和的努力下，绒癌病人从20 世纪50 年代前的患病即死，到能活3 个月、能活半年，到今日80%的治愈率。如果医生不对自己有所要求，医学就不会发展。
那些老协和人，自己心中有一套独立的标准，无论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都尽己所能，不为外界所动。他们要求的其实也很简单：做个好医生，给病人看病。林巧稚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昏迷中的呓语是：“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是她留下的最后声音。
在患者看病遭遇压力天下皆知的今天，现代医生面对着超负荷的工作量、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的压力、难相处沟通的病人，还有在医生身边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单凭医生个人力量更无能为力的困难，以及医生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医疗发展方向……然而，尽管世事多变，好医生的准绳没有变，支撑着为医者悬壶济事的神性的力量没有变，仍旧是——专注、内省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