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和张弛坐在三里河回民区的一个街边摊喝酒，那时我常在那一片活动，张弛住木樨地，离这儿也不远。大概因为就我们俩人，我便抛出了我的招牌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说你为什么活着呢？记得当时张弛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为我妈活着。然后又说，人三十之前为自己活，三十之后为别人活。那时张弛三十多岁。我又问他对宗教怎么看，你会信个什么教吗？张弛说宗教对他而言像个深坑，他好奇但更多是恐惧，他说有时在坑边探探头，生怕被一只手给拉下去。
　　第一次见张弛应该是1990年，在一个什么文化活动的现场，发小黄燎原介绍我认识了张弛，那时他们在办一本叫《边缘》的民刊。我还记得那天我和张弛坐在活动现场门外的台阶上晒太阳，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初夏时节，天气刚刚热起来，姑娘们开始穿裙子了。聊什么我忘了，只记得他话不多，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印象深的是他穿了双布面老头鞋（那时文青好像流行这个），这不新鲜，新鲜的是他的袜子一只白一只黑，我一时不能断定这是个性时尚还是生活马虎，大概就指着问了，他说麦当娜袜子颜色就不一样……那时张弛是个瘦干狼，戴着圆眼镜，换身行头直接就是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他大学是北外英语系的，后因为自由散漫及“资产阶级思想”等原因被开除，多年后他形容当年的自己是“Skinny Fucker”。
　　后来，因为《边缘》（我也是作者之一），见得多了起来，都是在酒桌上。酒桌上这个戴眼镜的瘦子好像归了位还了阳，他变得活力十足妙语连珠，喝多了还有点挥斥方遒的感觉，酒局气氛因为他的存在也比通常要热烈不少……现在想来，要说边缘，大概我有点，张弛其实是个中心主义者，但在生活中他一直错位，一直被迫边缘，除了在酒桌上。
　　张弛一直想“干事”，也一直在干事，大学被开后去西藏当过一阵导游兼翻译，后来回北京办杂志，做买卖，开公司，搞策划，写剧本，当导演，做演员（他演过不少广告，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斯达舒胃药里那个钻进胃里的绿虫子），等等，但好像一直都没怎么成，至少没达到他的预期。
　　然而，在文学上，他却“成了”。这难说幸还是不幸，也难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反相成，我只想说一点，这绝非无心插柳的结果。世纪之交那几年，一度我和张弛在写作上有点互相砥砺的意思，我们白天在家写东西，晚上出来喝酒，在酒桌上我经常没话找话地问，今天写了吗，他经常的回答是，闷坐一天，一个字没写。
　　在另外一个领域，他也“成了”。还是世纪之交那几年，北京的酒局被好事者分为东局西局，东局局长艾丹，张弛成了西局局长。这当然是无意而为，但似乎又是必然。那时，不止一个编辑说张弛你把大量的才华浪费在了酒桌上，张弛说，我的才华淤了，谁要我分谁点。
　　这些年，东局早已烟消云散，西局还在热热闹闹喝着。像是要为自己正名甚或是为了洗去污名，张弛在网上牵头办起了西局书局，目前书局还在起步阶段，但其包容的态度和独到的眼光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张弛像是在闷一把大牌。当然，不少人奔着西局书局而来，却发现原来还是个酒局。
　　说到喝酒，我和张弛酒量差不多，略有区别的是按单顿算我喝不过他，连续作战（比如去外地连喝几天）他拼不过我。我跟张弛喝酒上的最大区别是，他一人在家滴酒不沾，只是出来跟朋友喝。他说他不好酒，喝酒是为了大家热闹，他受不了酒桌上尴尬，相比而言，我每天在家的“小酌”显得怪没出息的，尤其是我这样的小酌经常没搂住就奔狂饮而去，此时必须得找人，否则狂不起来。这些年我找得最多的人恐怕就是张弛了，经常半夜一个电话cei过去，张弛就下楼在木樨地街边等着我了，相反，张弛若喝多找我则要看我的心情，我经常生硬拒绝，有一段我号称“闭关”，凡是酒局的电话短信一概拒绝，某次他喝完第一场来我家按门铃，闭关闭得心烦意乱的我在对讲器里竟对他咆哮不止：“还他妈让不让人活了，滚……”
　　在写作上，我和张弛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近年慢慢明晰起来的，简单说，张弛的写作是从某种氛围或意象聚焦到细节，像外星人徐徐降临地球，我大概是从个人感触的某一点不断生发出去，像一个梦想成仙飞天的道士？当然无论外星人还是道士，自我折磨都是免不了的，而且还要看运气，对于张弛，搞不好就会一脚踩空不定飞到哪去了，对于我，则经常是揪着头发在地上干拔。
　　这些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一直没什么变化。张弛的写作貌似变化很大，不提写作风格，单从题材上看，早年张弛写的大都是身边事，这些年他更关注古代，两年前他写过一本关于西施范蠡的《琉璃琉器》，一年前他又写了本关于李清照的《花甲之年吃花甲》，但这样的改变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对于外星人，时间不是个问题，人类的历史更不是个问题，或者说，这本来就在他的关照范围之内，早年他来不及眷顾罢了。
　　当然我问过他多次，为什么是李清照（包括西施范蠡）而不是别人？他的回答每次我都听明白了但转眼又忘了，现在我有点真正明白了，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不是李清照或者西施范蠡？别忘了，张弛早年其实是个诗人，虽说他后来对这一称谓和诗人群体嗤之以鼻。当年办《边缘》的时候，张弛只写诗，笔名“白喉”，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小说是后来的事。现在看来，小说很有可能一直都是他诗歌的变体，这一点似乎越来越清晰。
　　对张弛来说，宋代并不遥远，春秋就在眼前。李清照不重要，西施范蠡不重要，我们更不重要，重要的是总有些东西还在或明或暗地闪烁，总有些声音还在忽远忽近地回荡，让人难以将息……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年过半百”，张弛马上就要步入“花甲之年”，引号里的词似乎只适合古人，我和张弛好像都没怎么变，就好像我们生来如此，且将永远如此。我们还在喝着，也还在写。据说人过中年，易走两个极端，一种是幡然醒悟回头是岸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一种是愈演愈烈穷凶极恶一条道走到黑，这两种都是真假好坏难辨，但无论真假好坏，我和张弛大概属于后者。酒不提也罢，写作上，张弛应该早就度过了闷坐一天一个字写不出来的那种苦境，他现在的写作，让我想起他经常在酒桌上浪的那句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我吞噬男人，就像呼吸空气。他现在的写作就像呼吸空气，而他吞噬的，我以为是虚无。
　　说来羞愧，这么多年过去，当年我问张弛的那些“招牌问题”竟然还没被我“活忘了”，而且变本加厉的是，两三年前，在几个年轻人的鼓动下，我们成立了个“比尔狗小组”，就所谓“人生意义”等问题煞有介事访问了若干人等，张弛是其中之一。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弛一上来就直言我们是在某种虚荣心驱动下做无用功，接下来对我们的提问显得颇不耐烦，似乎人生对他来说已经够不耐煩了，而我们还有闲情逸致在此空谈。是啊，无论喝酒也罢，吞噬虚无也罢，时间都不多了。他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
　　大概几年前的一个后半夜，我刚要睡下，楼下有人按门铃，是张弛。他明显喝了，而且好像摔了，因为衣服上有好多土。他进了我那逼仄的小屋直接上床背身面墙和衣而卧，我急不得恼不得，坐在一边不知所措，如此这般鸠占鹊巢莫非要我打地铺吗？还好，僵了大约半个小时，他翻过身问我要纸笔，我极不耐烦地递给他圆珠笔和几张便签纸，他趴在床头柜上刷刷刷狂写一气，然后坐起来喝了口水说我走了。我长舒一口气，目送他晃晃悠悠出门，我一句话没说。我并没有怎么担心他的安全，相反我倒是怀疑丫是不是又酒后闹事被人追杀慌不择路逃到了我家暂避风声，甚至不是慌不择路，而是不想暴露自己住哪儿故意虚晃一枪奔我这儿就为转移目标？多年来，我和张弛就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朋友，我们竟然还都需要这样的朋友。
　　那天张弛在我床头留下的几页便签纸，每页上都是力透纸背（确实有两张戳破了）的两个大字：寂灭。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