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剂学发展史》是一部具有极强实用价值的医学是研究著作。在当今的方剂学著作与中医课堂教学中，大多数情况都是只注重于著名或者十分常用方剂的分析、解释、以及相关的临床使用经验的介绍，而关于方剂的理论方面，却往往只有很少的一两页篇幅，而且仅仅局限于八法十剂、君臣佐使以及药物加减。
　　现在有部分学习者为了应付考试，仅仅机械地把一些基本方剂背下来，等到了临床时，已经背熟的方剂如果起不到理想效果的话，就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即便是自出一方，但通常是毫无章法，进行胡乱堆砌药物，根本不知所云。最终导致的结果就像是不明不清，一团浆糊，一笔糊涂账。由此可见，方剂学未能发展进步，而临床医疗更是困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方剂教学源流不明确、原理不清晰以及方法缺如所导致的。
　　中医学中的辩证论治，换言之就是理法方药，而方剂则居于立法方药的枢纽地位。如果方剂不清、不明、无法对症的话，又何谈临床疗效？存在一些聪慧之人，能在临床的实践中，逐渐领会其中奥义，体会到处方用药的真谛，但如今的中医师中，这样的大师，实属寥寥，少之又少。现在的多数临床中医师虽然已经掌握了背方和抄方，但是却无法实现自行制方。当今的方剂学教学内容多只注重理论研究，忽视临床指导，这样就很难保证能够培育出更多的中医临床大师，在当下的中医课堂教学过中，亟待加强方剂学能力和处方方法的培养，这也是迫在眉睫的重点工作。但是，上面所述的问题也不能全是方剂学老师的失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过去没有方剂学史的详尽与系统的研究，如今方剂学史已经成形，无论是教授还是学习者，都能从中获得实用的内容。
　　我在《中医方剂学发展史》整部著作中认真研读了其中主要的处方原则与方法，再结合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做出如下阐述：
　　有历史记录的方剂最早出现时间是在《黄帝内经》与先秦时期，而《黄帝内经》则是奠定了无味配伍原则与“君臣佐使”组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提供了具有示范作用的269方，为后世处方的的直接采用奠定了基础；在制方时有据可依。孙思邈则是提倡外来大复方经，开创了唐代以后的一代医风。方论在北宋时期兴起，开始探索制方中的方圆规则。
　　根据《中医方剂学发展史》中的罗列，可见中医史上制方方法与原则逐渐趋于完善。当中医临床医师在遇到成方不敷使用状况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参照文中所述的相关原则与方法，来准确地根据病人当时的实际情况写出所需的处方，体现了《中医方剂学发展史》的实用价值。《中医方剂学发展史》是第一次对方剂学史进行了完整的、系统的、明确的论述。同时，这本书中的著作体例规范，当中所涉及的方剂刊物多达数百种，本书的作者们在其中付出的辛勤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书中还列入了如郑金生所写的《祖剂》、《小青囊》等新方书，独具慧眼。
　　全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采用了内史为主，同时结合外史研究。在内史研究方面又主要从方剂学本身来开展，分析从单味药到多味药，从单方到复方，从理论释方到理论制方，从方剂学课程到方剂学学科等等学术研究的传承、演变与发展。同時，通过结合外史的研究，从对方剂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哲学、科技、文化、宗教等外部因素来进行探讨。譬如根据文献内容记载，春秋时就有士大夫意识地去搜集验方，并通过“献方”的形式传播，这为早期验方的积累提供了依据。又譬如在宋代流行的“煮散”，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战乱而导致药材紧缺，用煮散的方式可以节约药材。相较以往的多数研究仅仅着眼于对内史的研究，难免不够全面，说服力较弱，因此需要通过外史研究进行扩充。
　　书中对于以往的观点有所修正，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清代罗美所著的《古今名医方论》中写到，方论始自金代成无己。经过作者研究，认为方论应始于北宋，在《南阳活人书》和《伤寒总病论》中已有简单的方药分析了。在南宋考题集《太医局诸科程文》中所记载“论方”的内容，主要研究了论方剂的组成与药物间的配合，并且分析了各药在方剂中产生的具体作用。作者的上述一些列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方论”早于金代。还有学者认为，成无己所著的《伤寒明理论》里二十首张仲景方解是理论用方的标志，但这种观点并不严谨，因为成无己只是运用《内经》里的药性理论和制方来阐释具体方剂的药物配方关系与主治功效，并未有涉及对新方制作的指导方面。由此可见成无己所写的是理论释方，而不是理论制方。关于中医理论指导的新方创制时间，也早于成无己。
　　作者在书中写到近代方剂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医方剂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借鉴与启发意义。自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医方剂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出现了按西医疾病分类的方剂，中西药合用的组方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制剂方法，出现胶囊剂、注射剂等新剂型。方剂学也首次在学校课程设置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同时也编写了方剂学教材，近现代方剂学学科的初步建成为现代方剂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总之，《中医方剂学发展史》是一部内容丰富完整的方剂学专科历专著，其逻辑思路细密严谨，研究方法科学合理，文献资料详实丰富，创新性强，学术研究价值大，填补了我国方剂学史研究空白。诚然，编写如此重要的论著，其中也难免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以及《圣济总录》这三部重要的官修方书，在内容的描写上不免单薄，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专题介绍的相关内容能够更加详实、深入一些的话，或许就更便于读者使用时进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