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俞敏洪遭遇到很多质疑，以至于他不得不发微博回应：“最近谈论在线教育不断升温，有些媒体和公司把新东方描述得好像已经分崩离析，恨不得马上唱衰新东方，迫不及待到了不惜编造谣言。而实际上新东方一直健康成长。我认同在线教育对于传统面授是一种挑战，但我更认为是对传统教育的互补而不是取代。另外，做教育要把教育精神和互联网精神结合才能真正做好。”
　　一年前，在新东方20周年庆典上，俞敏洪发表了《坚信理想的力量》的演讲。他提到，新东方站在最好的历史关口，也站在最危急的关口：“在过去的两年中，投入教育的公司，不管是传统的还是高科技的，已经达到3000多家，每一家都是新东方潜在的对手，每一家都有可能把新东方推翻掉。”
　　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压迫下，很多传统行业面临危机。
　　“我一直不认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会给教育带来本质性的冲击。”接受记者采访时，俞敏洪说。
　　在他看来，新技术对学习效率的提高、教学方式的改变以及教学工具的革新，都会带来重大变革，但不存在“互联网教育会推翻传统教育”这一说。“新东方一边在做移动互联，一边在开教学点，而且每开一间都坐满了。”
　　2010年，网易免费推出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公开课，吸引了众多好学之人。但俞敏洪仍坚持认为：“可以互相补充，但不可替代。”
　　“如果今天不是面对面采访，而是视频采访，我们绝对不可能交流这么多，我也没有耐心接受一个小时的采访。这就是面对面带来的好处。”他说。
　　俞敏洪更多的兴趣显然还是在传统的课堂教育方面。2013年，俞敏洪接手创办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这是一所他“期待的大学”，甚至成为了他经营新东方的现实目的之一：“因为新东方垮了，我就没有钱投到耿丹学院来了。”
　　在他的心目中，这种有一才有二的逻辑，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人生。而事实上，在他与记者的交流中，更多谈论的，不是生意，而是人生。
　　或许，一场精彩的人生，就是一次精彩的生意。
　　“一旦人酒足饭饱，哲学思想就会冒出头脑。”他特别强调，“我就属于，每天喝酒吃饭，但是能够在空余时间想着去做一些有点意义事情的类型。”
　　《中国周刊》：创办新东方，现在又办大学，你怎样看待这样的规划？
　　俞敏洪：人活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性命就是确保活下去，不被饿死，有房子住，有辆小破汽车开。生命就一定要有尊严，包括事业成就、爱好以及尊敬。而使命则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
　　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就跟中国教育某些方面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只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我很难想象我的使命是天天游山玩水。
　　《中国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使命感的？创业的时候吗？
　　俞敏洪：做新东方的时候，很难说有使命感。当时的目的就想赚一笔钱以后去美国读书。但是做着做着，做成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命感自然慢慢就被勾引出来了。
　　《中国周刊》：你说的哲学思想指的是什么？
　　俞敏洪：思考宇宙的存在，思考个人的存在。
　　《中国周刊》：你的思考有成效吗？
　　俞敏洪：基本上知道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中国周刊》：比如，办大学？
　　俞敏洪：应该是之一。我觉得，我能做的可能不仅仅是只办一所大学。
　　《中国周刊》：为什么？
　　俞敏洪：我是这么想的，把钱都留给孩子，肯定对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钱捐给某一个机构，让这个机构去做善事，我还真不放心。重要的是，既做善事，又能可持续。这是人的无聊，但也是人的意义，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谁干的。虚荣心在作怪。
　　《中国周刊》：的确，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开始思考传承。
　　俞敏洪：我传承给家庭的应该是家风。对这个世界的传承，我觉得主要还是精神遗产，如果我有生之年可以留下一些著作或者语言，300年以后人们还在读的话，就了不起了。
　　《中国周刊》：你说的是立言。
　　俞敏洪：对。其次才是大学。
　　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从没想到他的言论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是授而不作的。所以精神遗产的流传并不是你想留就留的，而是不经意的。所以，能留下精神遗产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实际上，我离这个太遥远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