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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的苏童，曾梦想成为诗人或作家，然而写了两三年，两眼一抹黑。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有了要发表的福音，“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发表苏童诗歌处女作、在关键时刻给他信心的编辑，就是时任《星星》主编的叶延滨。
时光荏苒，近四十年了，苏童依然深深记得当年的情景。他说，自己“先打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延滨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
而那时的叶延滨，尽管刚刚走出人生的低谷，却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热情和敏锐。不知道自《星星》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有多少，苏童、阿来……有些在叶延滨的记忆中深藏，有些则随着时间淡忘了。
自《延河》，叶延滨步入写诗的起点。他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
舒晋瑜：1973年，您参加《延河》组织的诗歌创作会的时候，还没有发表过诗歌。一个月之后就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上发表作品，是巧合吗？
叶延滨：巧合。创作是有准备的，而且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创作准备。我最早写诗是1972年，那时我在陕南略阳的2837工程处当团委书记和新闻干事，以工代干。大山里没有多少新闻可写，所有读物，除报纸之外，只有一本《解放军文艺》。当时诗人李瑛出版了一本《红花满山》，是写边塞哨所的，很美，我读了很感动，就想，我也在山里，我也能写！
我从1973年开始投稿，每个月都寄稿。因为是部队的工厂，也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个角就寄走了。有件事，很让我感动。解放军文艺社寄来一个很大的信封，是我这一年寄给他们的稿子，编着号，一封不少；还有一封回信，说我是编辑见过的最勤奋的作者，让我好好写，同时寄给我一本解放军文艺社的笔记本。落款：雷抒雁。
雷抒雁是第一个给我回信的。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尽管性格有很大差异。
到1973年年底，我收到一封《陕西文艺》诗歌创作座谈会的邀请函，到西安参加“诗歌创作会”。在山里能到西安开会，我很高兴。去了一看，陕西一线作者都在那里，会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梅绍静，他后来到《诗刊》当编辑。开会的時候，人家都在说去年创作什么今年发表什么，我是唯一没有发表作品的，不知道该怎么说，王丕祥替我说话了，他介绍说，这个叫叶延滨，这是个好娃，就写他身边的事情，我们准备让他在这里当一段时间的工农兵编辑。
《延河》是在东木头市74号，杜鹏程、王汶石都在这个小院里，我接触的一些人中，陈忠实是刚出头的最优秀的作者，路遥比我早几个月当业余编辑，也见了贾平凹，背着稿子来投稿。那时当编辑和现在不同，每封来稿都要登记。回信都用复印纸，有底稿，一是给来稿编号；二是写回信，要留底稿存档；三是如果送审，三审通过，要给作者单位写外调信，审查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单位是否同意发表。
当时有一条规定，允许到图书馆借需要的书供批判用。半年时间里，我从图书室里借了至少二三百部中外诗歌名著，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中外诗歌，才知道诗歌是这样。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我文学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
原来他们是想“枪毙”那篇诗歌，所以，前面提的意见就是不断刁难，我那次创造了修改纪录。这首诗的修改过程是很好的训练，这是我真正的写诗的起点。
舒晋瑜：您真是那么倔吗？
叶延滨：我的性格确实很倔，是能够做事做到底的人。我举个例子。
50年代读小学，我上的是省政府干部子弟小学“育才小学”，育才小学与原来的“延安育才保育院”有点瓜葛，还是供给制，穿的小皮鞋，发的毛呢小大衣。当时一般公务员每月伙食费就是六块钱，这所学校算是够资格的“贵族学校”了。因为母亲已经在某个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从宣传部长直降为教育局中教科长，父母由某党委批准并签发离婚书。我母亲不是“右派”，但她被派往大凉山去当下放者的“领队”。到了西昌，母亲不愿坐办公室做“管理下放干部”的事，自愿申请去师范校当一名教师。一年后，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你是大男孩了，愿意去陪伴母亲吗？我去了大凉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要急转弯，从省城到蛮荒偏僻山区。从成都到西昌城，坐了三天长途汽车
进入高考复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头版点了父亲的名字并冠以“走资派黑帮分子”。因为闹革命，不上课更没有高考了。因为毛主席要接见造反红卫兵，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得到一次大路朝天的机会，坐车上北京“大串连”。我因为父母成批斗对象，无路可去。少年气盛，便找到同班其他三个也不够当红卫兵资格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四个人商量决定做一件大事，深夜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见毛主席”的堂皇宣言，背上行李卷，连夜离校出走。从西昌到成都，一路上害怕红卫兵和校方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什么叫闯江湖？我想那时我们就想闯开一条能走的道，无论是宽是窄，走一回就憋不死！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乏味，艰苦，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有心气，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就难了，走着走着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早饭，就到了八九点钟了。走不了三十里，太阳当头，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军，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累得倒头睡觉。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在雅安休整一天，四个人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说了大话，贴了告示，回头丢死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头几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八十多里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在看不见路的黑天起身。文雅点讲：路是走出来的，天是脚踩亮的！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得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背的军用铝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行程近一半，走出了三四十里路。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钟，就到了当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我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当地的邮局，请邮局的人在本子上盖上一个邮戳。天一黑，烫脚睡下。开初是天天都后悔吹了牛，后来是天天都惊奇居然又走了一天。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拂晓前就醒了。
走了四个半月，一步步量完了6700里路。这是我和三位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也是年轻胆大才可能去冒的风险。完成这漫长旅程有许多因素促成，比如说全社会都无事可干，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情结而我们追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向红卫兵们叫板……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始于无路可走的困境，建立拂晓前摸黑上路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出来前，让眼前有全新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让一无所有的自己有了成就感。
舒晋瑜：一路上应该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吧。
叶延滨：最有诗意的是，我们从西昌走到延安，走了两个多月，和家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家里人知道，我们会走到延安，再走到北京。到延安的时候，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挂了很长的一排白纸，是各地的家长给孩子的汇款单，都寄到延安红卫兵接待站。突然有一个人叫：叶延滨，有你的名字！
一听，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一张汇款单五块钱，每半个月给我寄一张。一条街上挂着白白一串汇款单，全写着小孩子的名字。那是家人的惦记，母爱和温情的力量深深地感动了我。
就这样走到北京。
我要证明我们也能串联。我们这几个人，因为“黑五类”或家庭出身不好，没资格坐车，步行却可以！我到清华大学找到姐姐，她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你长大了。
舒晋瑜：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什么？
叶延滨：当时我们四个还是高中生，能走下这四个半月，主要还是边远地区的孩子那种上进、奋发的精神支撑。人生一世，宽路窄巷，少年时的经历让我领悟：不怕堵，不畏窄，咬牙迈脚，过去了就只是一个坎！在宽路窄巷都被堵死的长夜里，我用双脚走过了一生最长的一条6700里的长路，从西昌出發，在延安过元旦，走进北京已是1967年春节。三十年后，2006年夏天我重回西昌，四位老同学见面，留下了一幅合影。
舒晋瑜：在您的经历中，救父亲也堪称是个奇迹。
叶延滨：我陪着母亲在那里读完中学。把我召回到父亲身边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张报纸。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抛出了陆平，南京大学抛出了匡亚明，于是，省城的省报头版，以几乎一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在大学当校长和党委书记的父亲。大段的声讨文字中流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走资派”叶某某被愤怒的革命师生包围，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免于一死。就这样，我赶回省城，来到父亲身边。
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大概是怕这些“当权派”在武斗中被莫名其妙地弄死了不好交代。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硝烟浓烈。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了。听说其中一位还与父亲同住一室，大白天正写着材料，推开窗就一头栽了下去。听到这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会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连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资派”领回去。我早早骑自行车赶到宾馆门口守候，看到有的开着小车把人接走，有的是派人和家属一道来接人。父亲的那个大学“造反派”威猛，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贴满“打倒”“砸烂”的大标语，车帮上架着高音喇叭。来者不善。一群“造反派”，拥着父亲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父亲双臂，按着头，哈着腰，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篷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急驶而去，我一路紧追，紧追慢赶，追进大学的校医院。我没见到父亲被打的情形，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浑身青紫的伤痕。我带父亲去校医院，医生的鉴定是：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我很吃惊，也很恼火。我想，父亲这样下去一定会出问题，我必须把父亲救出来！
我立即就找当地的军管会，军管会的答复是，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当时父亲被关在学生宿舍大楼里，校门口都是沙袋、机枪。父亲关在学生大楼里被三个学生看管同住。武斗开始后，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常常有人朝这里打枪。父亲的家不能住了，我数了数墙壁上被重机枪打出的弹孔，正好有18个打穿进屋的孔，和我当时的年龄一样。我找了一个工人、一个老师，还找了一位姓黄的工程技术员，商量怎么才能把父亲营救出来。
我每个星期去两趟 ，我可以见父亲，每次买两大包东西给父亲，另外的送给三个看管父亲的学生；每个星期给父亲推一次头发，不管样式，被批斗的时候揪不住就行。时间长了，和看守的学生关系有了改善，我给看管父亲的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父亲能在早上打开水的时候，在院子里走一圈，活动一个钟头。他们答应了。那还是夏末秋初，六点钟的太阳已经很大。到了11月份的时候，早上六点还漆黑一片，天气越来越冷，轮值陪同父亲的人就不愿意看管父亲了。父亲独自一人，照常去打水，再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从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
11月的成都雾很多，我和工人老张选了一个晚上，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人家中。早上五点，我俩推着自行车，带着准备好的梯子来到围墙外，等父亲走过来，我把梯子从铁栅中间塞进去。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爬上去，再抽出竹梯递下来……工人老张骑车在前面带路，我的脚哆嗦得蹬不动，我努力地蹬起车子，从西郊一直跑到川大，在川大化学楼的楼顶层藏了半个月，才把父亲交给了军管会，我又回到了西昌。
我身上的潜能全被开掘出来了。如果不是那个时代，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978年，命运从这里转折。叶延滨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当时，广院只在西昌招一名学生。
舒晋瑜：在西昌，您的工作也不错，为什么想到考大学？
叶延滨：当时西昌12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我在学校学理工科，排名总在前三。考试的时候，数学的三角函数考试，我半个小时就交卷。老师看过卷子说，下面请延滨同学代我监考——这是最高荣誉。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是地委的新闻报道员。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道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就想参加高考，领导说，你上大学是为什么？我说学知识，有知识才能更好地工作。领导说，上大学学了本事，回来分配工作也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位子别人干了，你就没有了，还不见得能有你现在的工作好。
这个故事跟农民晒太阳的故事一样。
我完全是被一棵大树砸进学校的。我上班的地方是一个斜坡，前面是个三岔路口，在路口上有一个马路工人在修树，他把树锯断的时候，正好我骑车路过。我睁开眼，发现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脸是血，我的飞鸽自行车两个轮子还立着，梁断了。
我想的第一个事是一定让他赔我自行车。
工人叫了救护车，检查后发现，我的骨头和内脏都没问题，但是全身都是擦伤。单位批准我在家休养。这时我就想，我要考大学。
但是快三十的人了，我想學理工学不出什么了。在墙上贴了世界地理、历史年表，背地理知识，通过历史年表记年代、事件、人物。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打高分的是的历史、地理，语文得了68分。
舒晋瑜：这个结果很意外。
叶延滨：当时我一拿作文题目就笑，是要求把长文章改成600字的新闻报道。我想这是我每天上班干的活儿。我就拿笔在上面钩，画完也没算字数。但是那一年是把四川师大的学生集中起来在阅卷中数字数，我的字数超了，扣了很多分。我是广院82届毕业生，一个同学后来当了学校的教务处长，把当年的大学毕业成绩单每人复印了一份，我成绩最低的一门功课是90分。
舒晋瑜：1978年，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您在大学里收获了什么？
叶延滨：上大学以后，主要是写作，我在大学里得奖，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加入了中国作协。
从《干妈》开始，诗坛无人不晓叶延滨。
舒晋瑜：主要是《干妈》这首诗，影响太大了。
叶延滨：这首诗是我的成名作。那是我在延安和老农民生活一年的体验。这个体验是其他知青没有的。我想，我既然到农村里，那我就住到农民家里去。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干妈》写的都是真实感觉。当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有几千万人当过知青，大学里坐满了从农村回到课堂的知青。我写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细节，也是这几千万知青自己的情感，轰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们还总提起这篇诗作，是因为有一代人不会忘记的这段历史。除了共同的命运以外，我认为，我在诗中不仅写了知青的命运，还说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将失去发芽的生命力！”四十年前对一个执政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只有诗人！
舒晋瑜：回顾一下，走上诗坛，您受到谁的影响？您的诗歌创作的营养来自哪里？
叶延滨：最早是受到李瑛影响。在《诗刊》发表作品以后，邵燕祥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从《延河》开始，到上大学后，我力图摆脱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文艺”体。尤其是看了很多诗歌以后，我必须谁都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一段时期朦胧诗很流行，我在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就跟另一位诗人说，我参加这个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必须跟他们不一样。我和北岛们完全一样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舒晋瑜：您的写作，一开始就不贴标签，不打旗号，好像“不入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坚持？
叶延滨：我有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现在很多年轻人，从走上文坛开始，想到的先是和编辑搞好关系，参加各种学习班。我在一开始进入写作时，只是因为，我曾经想当一个将军，没有机会；想当科学家、探险家，也没有机会。只有一纸一笔还能向世界证明我自己，我必须找到和民众相通的地方，找到艺术探索中我的位置，以及我和时代之间关系。反过来说，我绝对不会追随谁。这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舒晋瑜：您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能谈谈当时的盛况吗？您有哪些收获？
叶延滨：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头条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写了“文革”中的三个孩子。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17个青年诗人中，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注意到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其他诗人都是新朋友，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一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舒晋瑜：那时您就提出“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屋建瓴的理论认识？
叶延滨：我以为，我对时代、读者和艺术之间三点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倾向。
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诗刊》老编辑王燕生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生前回顾当年的青春诗会，还提起我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这个发言。
舒晋瑜：“青春诗会”对您来说，有怎样的收获和意义？
叶延滨：“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十七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这种姿态和气氛，空前民主和空前开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時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时我已经三十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
先后在两家全国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任主编，叶延滨有自己恪守的原则。他说：“我是职业的编辑，必须对职业操守负责。读者和作者请客，我从来不去。”
舒晋瑜：在诗坛有这样大的影响，后来回到《星星》，是怎样的机遇？
叶延滨：我是一首诗得奖，一首诗加入中国作协。大学毕业时，包括《诗刊》在内的五家单位要我，但是，我作为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到最后待分配的只有一个，就是叶延滨。
舒晋瑜：什么原因？
叶延滨：我当时写过一句话：爱情需要不断更新。这是鲁迅《伤逝》里的一句话。被一位记者写了内参，成为精神污染的重要典型。《中国青年报》还以“爱情需要不断更新——谈正确的婚恋观”展开讨论。
舒晋瑜：这件事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我被分配到《星星》，省报和一家刊物继续把我当反面人物批判精神污染，我没写过一个字的检讨。这件事拖了八年，后来总算重归平静。
舒晋瑜：您从1982年担任《星星》诗刊编辑，后来又担任副主编、主编，有什么体会可以分享一下？
叶延滨：当时编辑部看稿的编辑有四个，围着一个方桌，旁边是一个竹筐，一个月要看四百斤稿子，相当于一个编辑看一百斤稿子。
我接手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流派。比方说，我不赞成“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我认为它所宣扬的是无法与创作发生关系的理论，没有诗人能在写作中实践的理论。但是，对当时站在这个旗号下的许多年轻诗人有个人追求的作品，《星星》同样刊登。
没有所谓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师。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地宽容和理解。这两条缺任何一条，哪怕样子很先锋，或者很主流，都没多大上升空间。
舒晋瑜：担任主编，您做了哪些事情？
叶延滨：在四川工作期间，我是不喝酒不请吃、不让作者进门的人。这就避免了一些干扰。
这里，还有个故事。当时有位和我父亲认识的副省长找到我，问怎么能帮助我？我说你帮助四川作协所有的刊物吧，到年底把所有印刷费付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星星》杂志当时的发行量是另一家刊物的20倍。
舒晋瑜：《星星》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我在主持《星星》期间也挨批，也被人写过内参，日子不好过。但我主持工作期间，《星星》没有一篇作品挨批，没有一个作者或编辑挨整，创造了刊物发行的最高量和刊物经营的最好时期。刊物办得好了，麻烦也会找上门，记得有一天上级突然找我谈话，在谈话期间找到财务收走全部账本。鸡飞狗跳地查了几个月，查出会计多记了十九元的收入。在《星星》最红最火的时候，我主动离开《星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当系主任。
我在当《星星》副主编以后开始写杂文。我的杂文的影响是在《星星》时形成的。我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明白这是我为社会服务，写作是我自身的个人的事情。这是公和私之间的事情。正因为有了在《星星》时严格的自我约束，我自己的文学追求和职业操守保持了下来，我珍惜自己的羽毛。
长期的编辑工作，使叶延滨始终保持着对诗坛新事物的敏感。
舒晋瑜：您在广院当教授的时间，只是短短一年。什么机缘到了《诗刊》当主编？
叶延滨：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看望老师，校长说，想不想回母校工作？我动了心，于是广电部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开始在学校当文艺系主任。教授当得还顺心，好像还要委我以重任。结果，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诗刊》。后来才知道，当时上级对《诗刊》办得不太满意，有人向有关领导说：有个会办刊物的人在广播学院。于是，我又开始在第二个诗刊效力。一干就是十四年。《诗刊》获得了“国家期刊奖”，我也获得“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舒晋瑜：当年舒婷说，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中，叶延滨要当《诗刊》主编，她说得还真准。
叶延滨：《星星》是我说了算。《诗刊》基本是我说了不算。我努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到《诗刊》工作不久，各种告状信就来了。我想，我必须适应这个环境。我的头脑很清楚。我给自己定的是：守好本职不求上进，很多事就会有空间。
发表苏童诗歌处女作、在关键时刻给他信心的编辑，就是时任《星星》主编的叶延滨。
时光荏苒，近四十年了，苏童依然深深记得当年的情景。他说，自己“先打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延滨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
而那时的叶延滨，尽管刚刚走出人生的低谷，却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热情和敏锐。不知道自《星星》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有多少，苏童、阿来……有些在叶延滨的记忆中深藏，有些则随着时间淡忘了。
自《延河》，叶延滨步入写诗的起点。他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
舒晋瑜：1973年，您参加《延河》组织的诗歌创作会的时候，还没有发表过诗歌。一个月之后就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上发表作品，是巧合吗？
叶延滨：巧合。创作是有准备的，而且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创作准备。我最早写诗是1972年，那时我在陕南略阳的2837工程处当团委书记和新闻干事，以工代干。大山里没有多少新闻可写，所有读物，除报纸之外，只有一本《解放军文艺》。当时诗人李瑛出版了一本《红花满山》，是写边塞哨所的，很美，我读了很感动，就想，我也在山里，我也能写！
我从1973年开始投稿，每个月都寄稿。因为是部队的工厂，也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个角就寄走了。有件事，很让我感动。解放军文艺社寄来一个很大的信封，是我这一年寄给他们的稿子，编着号，一封不少；还有一封回信，说我是编辑见过的最勤奋的作者，让我好好写，同时寄给我一本解放军文艺社的笔记本。落款：雷抒雁。
雷抒雁是第一个给我回信的。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尽管性格有很大差异。
到1973年年底，我收到一封《陕西文艺》诗歌创作座谈会的邀请函，到西安参加“诗歌创作会”。在山里能到西安开会，我很高兴。去了一看，陕西一线作者都在那里，会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梅绍静，他后来到《诗刊》当编辑。开会的時候，人家都在说去年创作什么今年发表什么，我是唯一没有发表作品的，不知道该怎么说，王丕祥替我说话了，他介绍说，这个叫叶延滨，这是个好娃，就写他身边的事情，我们准备让他在这里当一段时间的工农兵编辑。
《延河》是在东木头市74号，杜鹏程、王汶石都在这个小院里，我接触的一些人中，陈忠实是刚出头的最优秀的作者，路遥比我早几个月当业余编辑，也见了贾平凹，背着稿子来投稿。那时当编辑和现在不同，每封来稿都要登记。回信都用复印纸，有底稿，一是给来稿编号；二是写回信，要留底稿存档；三是如果送审，三审通过，要给作者单位写外调信，审查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单位是否同意发表。
当时有一条规定，允许到图书馆借需要的书供批判用。半年时间里，我从图书室里借了至少二三百部中外诗歌名著，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中外诗歌，才知道诗歌是这样。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我文学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
原来他们是想“枪毙”那篇诗歌，所以，前面提的意见就是不断刁难，我那次创造了修改纪录。这首诗的修改过程是很好的训练，这是我真正的写诗的起点。
舒晋瑜：您真是那么倔吗？
叶延滨：我的性格确实很倔，是能够做事做到底的人。我举个例子。
50年代读小学，我上的是省政府干部子弟小学“育才小学”，育才小学与原来的“延安育才保育院”有点瓜葛，还是供给制，穿的小皮鞋，发的毛呢小大衣。当时一般公务员每月伙食费就是六块钱，这所学校算是够资格的“贵族学校”了。因为母亲已经在某个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从宣传部长直降为教育局中教科长，父母由某党委批准并签发离婚书。我母亲不是“右派”，但她被派往大凉山去当下放者的“领队”。到了西昌，母亲不愿坐办公室做“管理下放干部”的事，自愿申请去师范校当一名教师。一年后，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你是大男孩了，愿意去陪伴母亲吗？我去了大凉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要急转弯，从省城到蛮荒偏僻山区。从成都到西昌城，坐了三天长途汽车
进入高考复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头版点了父亲的名字并冠以“走资派黑帮分子”。因为闹革命，不上课更没有高考了。因为毛主席要接见造反红卫兵，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得到一次大路朝天的机会，坐车上北京“大串连”。我因为父母成批斗对象，无路可去。少年气盛，便找到同班其他三个也不够当红卫兵资格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四个人商量决定做一件大事，深夜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见毛主席”的堂皇宣言，背上行李卷，连夜离校出走。从西昌到成都，一路上害怕红卫兵和校方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什么叫闯江湖？我想那时我们就想闯开一条能走的道，无论是宽是窄，走一回就憋不死！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乏味，艰苦，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有心气，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就难了，走着走着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早饭，就到了八九点钟了。走不了三十里，太阳当头，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军，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累得倒头睡觉。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在雅安休整一天，四个人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说了大话，贴了告示，回头丢死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头几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八十多里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在看不见路的黑天起身。文雅点讲：路是走出来的，天是脚踩亮的！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得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背的军用铝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行程近一半，走出了三四十里路。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钟，就到了当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我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当地的邮局，请邮局的人在本子上盖上一个邮戳。天一黑，烫脚睡下。开初是天天都后悔吹了牛，后来是天天都惊奇居然又走了一天。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拂晓前就醒了。
走了四个半月，一步步量完了6700里路。这是我和三位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也是年轻胆大才可能去冒的风险。完成这漫长旅程有许多因素促成，比如说全社会都无事可干，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情结而我们追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向红卫兵们叫板……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始于无路可走的困境，建立拂晓前摸黑上路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出来前，让眼前有全新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让一无所有的自己有了成就感。
舒晋瑜：一路上应该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吧。
叶延滨：最有诗意的是，我们从西昌走到延安，走了两个多月，和家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家里人知道，我们会走到延安，再走到北京。到延安的时候，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挂了很长的一排白纸，是各地的家长给孩子的汇款单，都寄到延安红卫兵接待站。突然有一个人叫：叶延滨，有你的名字！
一听，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一张汇款单五块钱，每半个月给我寄一张。一条街上挂着白白一串汇款单，全写着小孩子的名字。那是家人的惦记，母爱和温情的力量深深地感动了我。
就这样走到北京。
我要证明我们也能串联。我们这几个人，因为“黑五类”或家庭出身不好，没资格坐车，步行却可以！我到清华大学找到姐姐，她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你长大了。
舒晋瑜：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什么？
叶延滨：当时我们四个还是高中生，能走下这四个半月，主要还是边远地区的孩子那种上进、奋发的精神支撑。人生一世，宽路窄巷，少年时的经历让我领悟：不怕堵，不畏窄，咬牙迈脚，过去了就只是一个坎！在宽路窄巷都被堵死的长夜里，我用双脚走过了一生最长的一条6700里的长路，从西昌出發，在延安过元旦，走进北京已是1967年春节。三十年后，2006年夏天我重回西昌，四位老同学见面，留下了一幅合影。
舒晋瑜：在您的经历中，救父亲也堪称是个奇迹。
叶延滨：我陪着母亲在那里读完中学。把我召回到父亲身边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张报纸。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抛出了陆平，南京大学抛出了匡亚明，于是，省城的省报头版，以几乎一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在大学当校长和党委书记的父亲。大段的声讨文字中流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走资派”叶某某被愤怒的革命师生包围，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免于一死。就这样，我赶回省城，来到父亲身边。
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大概是怕这些“当权派”在武斗中被莫名其妙地弄死了不好交代。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硝烟浓烈。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了。听说其中一位还与父亲同住一室，大白天正写着材料，推开窗就一头栽了下去。听到这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会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连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资派”领回去。我早早骑自行车赶到宾馆门口守候，看到有的开着小车把人接走，有的是派人和家属一道来接人。父亲的那个大学“造反派”威猛，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贴满“打倒”“砸烂”的大标语，车帮上架着高音喇叭。来者不善。一群“造反派”，拥着父亲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父亲双臂，按着头，哈着腰，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篷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急驶而去，我一路紧追，紧追慢赶，追进大学的校医院。我没见到父亲被打的情形，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浑身青紫的伤痕。我带父亲去校医院，医生的鉴定是：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我很吃惊，也很恼火。我想，父亲这样下去一定会出问题，我必须把父亲救出来！
我立即就找当地的军管会，军管会的答复是，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当时父亲被关在学生宿舍大楼里，校门口都是沙袋、机枪。父亲关在学生大楼里被三个学生看管同住。武斗开始后，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常常有人朝这里打枪。父亲的家不能住了，我数了数墙壁上被重机枪打出的弹孔，正好有18个打穿进屋的孔，和我当时的年龄一样。我找了一个工人、一个老师，还找了一位姓黄的工程技术员，商量怎么才能把父亲营救出来。
我每个星期去两趟 ，我可以见父亲，每次买两大包东西给父亲，另外的送给三个看管父亲的学生；每个星期给父亲推一次头发，不管样式，被批斗的时候揪不住就行。时间长了，和看守的学生关系有了改善，我给看管父亲的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父亲能在早上打开水的时候，在院子里走一圈，活动一个钟头。他们答应了。那还是夏末秋初，六点钟的太阳已经很大。到了11月份的时候，早上六点还漆黑一片，天气越来越冷，轮值陪同父亲的人就不愿意看管父亲了。父亲独自一人，照常去打水，再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从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
11月的成都雾很多，我和工人老张选了一个晚上，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人家中。早上五点，我俩推着自行车，带着准备好的梯子来到围墙外，等父亲走过来，我把梯子从铁栅中间塞进去。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爬上去，再抽出竹梯递下来……工人老张骑车在前面带路，我的脚哆嗦得蹬不动，我努力地蹬起车子，从西郊一直跑到川大，在川大化学楼的楼顶层藏了半个月，才把父亲交给了军管会，我又回到了西昌。
我身上的潜能全被开掘出来了。如果不是那个时代，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978年，命运从这里转折。叶延滨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当时，广院只在西昌招一名学生。
舒晋瑜：在西昌，您的工作也不错，为什么想到考大学？
叶延滨：当时西昌12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我在学校学理工科，排名总在前三。考试的时候，数学的三角函数考试，我半个小时就交卷。老师看过卷子说，下面请延滨同学代我监考——这是最高荣誉。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是地委的新闻报道员。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道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就想参加高考，领导说，你上大学是为什么？我说学知识，有知识才能更好地工作。领导说，上大学学了本事，回来分配工作也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位子别人干了，你就没有了，还不见得能有你现在的工作好。
这个故事跟农民晒太阳的故事一样。
我完全是被一棵大树砸进学校的。我上班的地方是一个斜坡，前面是个三岔路口，在路口上有一个马路工人在修树，他把树锯断的时候，正好我骑车路过。我睁开眼，发现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脸是血，我的飞鸽自行车两个轮子还立着，梁断了。
我想的第一个事是一定让他赔我自行车。
工人叫了救护车，检查后发现，我的骨头和内脏都没问题，但是全身都是擦伤。单位批准我在家休养。这时我就想，我要考大学。
但是快三十的人了，我想學理工学不出什么了。在墙上贴了世界地理、历史年表，背地理知识，通过历史年表记年代、事件、人物。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打高分的是的历史、地理，语文得了68分。
舒晋瑜：这个结果很意外。
叶延滨：当时我一拿作文题目就笑，是要求把长文章改成600字的新闻报道。我想这是我每天上班干的活儿。我就拿笔在上面钩，画完也没算字数。但是那一年是把四川师大的学生集中起来在阅卷中数字数，我的字数超了，扣了很多分。我是广院82届毕业生，一个同学后来当了学校的教务处长，把当年的大学毕业成绩单每人复印了一份，我成绩最低的一门功课是90分。
舒晋瑜：1978年，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您在大学里收获了什么？
叶延滨：上大学以后，主要是写作，我在大学里得奖，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加入了中国作协。
从《干妈》开始，诗坛无人不晓叶延滨。
舒晋瑜：主要是《干妈》这首诗，影响太大了。
叶延滨：这首诗是我的成名作。那是我在延安和老农民生活一年的体验。这个体验是其他知青没有的。我想，我既然到农村里，那我就住到农民家里去。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干妈》写的都是真实感觉。当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有几千万人当过知青，大学里坐满了从农村回到课堂的知青。我写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细节，也是这几千万知青自己的情感，轰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们还总提起这篇诗作，是因为有一代人不会忘记的这段历史。除了共同的命运以外，我认为，我在诗中不仅写了知青的命运，还说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将失去发芽的生命力！”四十年前对一个执政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只有诗人！
舒晋瑜：回顾一下，走上诗坛，您受到谁的影响？您的诗歌创作的营养来自哪里？
叶延滨：最早是受到李瑛影响。在《诗刊》发表作品以后，邵燕祥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从《延河》开始，到上大学后，我力图摆脱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文艺”体。尤其是看了很多诗歌以后，我必须谁都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一段时期朦胧诗很流行，我在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就跟另一位诗人说，我参加这个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必须跟他们不一样。我和北岛们完全一样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舒晋瑜：您的写作，一开始就不贴标签，不打旗号，好像“不入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坚持？
叶延滨：我有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现在很多年轻人，从走上文坛开始，想到的先是和编辑搞好关系，参加各种学习班。我在一开始进入写作时，只是因为，我曾经想当一个将军，没有机会；想当科学家、探险家，也没有机会。只有一纸一笔还能向世界证明我自己，我必须找到和民众相通的地方，找到艺术探索中我的位置，以及我和时代之间关系。反过来说，我绝对不会追随谁。这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舒晋瑜：您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能谈谈当时的盛况吗？您有哪些收获？
叶延滨：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头条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写了“文革”中的三个孩子。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17个青年诗人中，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注意到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其他诗人都是新朋友，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一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舒晋瑜：那时您就提出“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屋建瓴的理论认识？
叶延滨：我以为，我对时代、读者和艺术之间三点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倾向。
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诗刊》老编辑王燕生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生前回顾当年的青春诗会，还提起我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这个发言。
舒晋瑜：“青春诗会”对您来说，有怎样的收获和意义？
叶延滨：“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十七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这种姿态和气氛，空前民主和空前开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時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时我已经三十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
先后在两家全国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任主编，叶延滨有自己恪守的原则。他说：“我是职业的编辑，必须对职业操守负责。读者和作者请客，我从来不去。”
舒晋瑜：在诗坛有这样大的影响，后来回到《星星》，是怎样的机遇？
叶延滨：我是一首诗得奖，一首诗加入中国作协。大学毕业时，包括《诗刊》在内的五家单位要我，但是，我作为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到最后待分配的只有一个，就是叶延滨。
舒晋瑜：什么原因？
叶延滨：我当时写过一句话：爱情需要不断更新。这是鲁迅《伤逝》里的一句话。被一位记者写了内参，成为精神污染的重要典型。《中国青年报》还以“爱情需要不断更新——谈正确的婚恋观”展开讨论。
舒晋瑜：这件事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我被分配到《星星》，省报和一家刊物继续把我当反面人物批判精神污染，我没写过一个字的检讨。这件事拖了八年，后来总算重归平静。
舒晋瑜：您从1982年担任《星星》诗刊编辑，后来又担任副主编、主编，有什么体会可以分享一下？
叶延滨：当时编辑部看稿的编辑有四个，围着一个方桌，旁边是一个竹筐，一个月要看四百斤稿子，相当于一个编辑看一百斤稿子。
我接手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流派。比方说，我不赞成“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我认为它所宣扬的是无法与创作发生关系的理论，没有诗人能在写作中实践的理论。但是，对当时站在这个旗号下的许多年轻诗人有个人追求的作品，《星星》同样刊登。
没有所谓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师。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地宽容和理解。这两条缺任何一条，哪怕样子很先锋，或者很主流，都没多大上升空间。
舒晋瑜：担任主编，您做了哪些事情？
叶延滨：在四川工作期间，我是不喝酒不请吃、不让作者进门的人。这就避免了一些干扰。
这里，还有个故事。当时有位和我父亲认识的副省长找到我，问怎么能帮助我？我说你帮助四川作协所有的刊物吧，到年底把所有印刷费付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星星》杂志当时的发行量是另一家刊物的20倍。
舒晋瑜：《星星》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我在主持《星星》期间也挨批，也被人写过内参，日子不好过。但我主持工作期间，《星星》没有一篇作品挨批，没有一个作者或编辑挨整，创造了刊物发行的最高量和刊物经营的最好时期。刊物办得好了，麻烦也会找上门，记得有一天上级突然找我谈话，在谈话期间找到财务收走全部账本。鸡飞狗跳地查了几个月，查出会计多记了十九元的收入。在《星星》最红最火的时候，我主动离开《星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当系主任。
我在当《星星》副主编以后开始写杂文。我的杂文的影响是在《星星》时形成的。我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明白这是我为社会服务，写作是我自身的个人的事情。这是公和私之间的事情。正因为有了在《星星》时严格的自我约束，我自己的文学追求和职业操守保持了下来，我珍惜自己的羽毛。
长期的编辑工作，使叶延滨始终保持着对诗坛新事物的敏感。
舒晋瑜：您在广院当教授的时间，只是短短一年。什么机缘到了《诗刊》当主编？
叶延滨：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看望老师，校长说，想不想回母校工作？我动了心，于是广电部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开始在学校当文艺系主任。教授当得还顺心，好像还要委我以重任。结果，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诗刊》。后来才知道，当时上级对《诗刊》办得不太满意，有人向有关领导说：有个会办刊物的人在广播学院。于是，我又开始在第二个诗刊效力。一干就是十四年。《诗刊》获得了“国家期刊奖”，我也获得“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舒晋瑜：当年舒婷说，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中，叶延滨要当《诗刊》主编，她说得还真准。
叶延滨：《星星》是我说了算。《诗刊》基本是我说了不算。我努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到《诗刊》工作不久，各种告状信就来了。我想，我必须适应这个环境。我的头脑很清楚。我给自己定的是：守好本职不求上进，很多事就会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