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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容易限权难，这是普世规律。革命诉求是权力本身，等它获得权力，让它反过来限制自己，戛戛乎其难哉。故立宪优先，是以宪政带共和，其势较易；虽有君主之名，但共和是名未至而实归。共和优先，是以革命带共和，对立宪言，其势甚艰；共和本身也只能是名至而实不归
辛亥前：去“专制”，或者去“帝制”
百年共和之路，以血沥成，以头颅铺就。结果如何？
1913年共和仅两年，当时参与武昌起事的功勋之一蔡济成，在《书愤》中悲怆沉痛：“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氏一语成谶。回首百年，辛亥革命，终结帝制，成就共和，但没有终结专制，反而开启了一个新的专制即“共和专制”时代。假如一场革命只是以一种专制换取另一种专制，甚至是更大的专制，后人不禁要问，革命何为，莫非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
1900年，20世纪初元，是清王朝历史上的一个拐点。经由拳乱，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终结。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和主张：一个是清末立宪派，以梁启超（号任公）为代表；一个是革命派，以同盟会孙中山为代表。如果同盟会的路径是“走向共和”，梁启超的路径则是“走向立宪”。不同在于，同盟会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夺取政权，将中华国体从“君主”改为“民主”（即当时的“共和”）。
梁任公反对暴力革命，他不是推翻满清而是改造满清，即用立宪的方式限制君权乃至虚化君权。梁氏的落点不在国体而在政体。国鼎所在，可以不问，此即国家政权在君主之手还是在民主之手，可以按照传统来选择，最好不要用颠覆式的革命去改变，否则天下大乱。但，和国体相对应的政体，却不可不问，它直接关系政权的性质是立宪还是专制。立宪派如其所名：大清在国体上不是不可以保留（这就是“保皇派”的恶名），但清政权本身，必须从专制走向立宪。
和暴力革命相比，立宪派走的是一条不革命的“革命”之路。就20世纪这两种革命而言，一种是革人的命，结果革来革去，人头纷纷落地，但制度依然，哪怕它有共和的名头。还有一种是梁任公式革命，它要革的不是满清人的命，而是秦汉以来中国2000年皇权专制的命；它不主张流血，至少不煽动别人去流血。这两种革命在20世纪之初即开始较量，谁胜谁负，将引导一个世纪的历史。
革命派最终用民族主义说服并吸引了当时的热血青年。1949年以前的中国，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于是有辛亥起事，于是有中华民国。国体完胜，但政体依旧，以致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这样表示：“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但这已经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共和专制。百年历史，我们在不断走向共和的同时从来没有脱离专制。至于宪政，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正如此前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之后我们离它却越来越远。
英伦道路与美式共和
比较辛亥前立宪派和共和派两种不同的政治预案，其资源无不来自西方，但它们取法的国家对象却显然不同。如果说20世纪最初十年及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那么，20世纪前十年，亦即世纪之初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却是英还是美。同盟会以美利坚为样板，正如立宪派取法的是英吉利。美国是共和体制，成立于独立战争之后，它激励了同盟会的热情，也想以战争方式驱逐满人，成立一个汉人主宰的民主共和国。
立宪派不然，它反对同盟会盲目学习美国，主张走英伦道路，先君主立宪，然后在宪政框架下逐步共和。这并非因为英国好而美国不好，而是美国太贵，中国一时学不起。毕竟中英两国较之中美两国，无论在国情上还是历史上都要更切近。中国是一个比英伦有着更悠久历史的君主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搞共和，不但容易导致社会失序和混乱，最后仍不免于出现新的专制或者专制复辟。经由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英伦三岛国体不变，还是维持君主制；但在政体上却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从专制到立宪的转型。
比较之下，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知识以及政治眼光要比同盟会好得多。他很清楚，美国很难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原来就没有君主和君主传统，因地制宜，美国人无以立君，也不必立君。更兼美国自移民以来，就开始自治。用杜威的话说：“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这是一个100多年来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何况更有英格兰的移民背景，所以他们可以共和。
中国不然，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不但缺乏这种政俗；而且即使就清末论，民智不开，而国家层面上的共和与民主，急需公共领域中的相关知识，从当时的民智情形看，中国实在不具备实现美式共和的资格。
就英美之别，同盟会曾经这样指责立宪派，声称美国共和制度后起于英国虚君立宪，因而是新的和好的。但在梁任公看来，政治制度，无论虚君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就这一说法，立宪派经常援引的例子是法兰西，当然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由于法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但，法国革命无视自己的传统，效法美国，以共和为国体，结果酿成祸乱，君主专制变成了共和专制，而且共和也成了乱源。
1902年，康有为在写给北美华商的一封信中指出：“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以自身为君主而行其压制。”1906年在《法国大革命记》中又申言：“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至于在中国像法兰西那样搞共和革命，康有为担心的是“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自由耳”。康梁言论，多在辛亥革命之前；但这些言论的预言所指，却不独一个辛亥，而是整个20世纪。
“民主专制”的预言
辛亥革命时期，一位美国传教士（汤姆森）正在中国。1914年，他在英国出版了他对中国的观察，书名为《革命的中国》。这是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在最古老的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出现了。这就要求黄种人要像白种人一样思考，而这从未有过，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过。”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正如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立宪国。日本不搞共和是遵从自己这个民族的皇室传统，共和无疑会带来持续的国家动荡。持这种看法的并非仅仅是这位传教士，他在书中写道：“就在孙中山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纽约观察》（1911年12月30日）就尖刻指出中国目前还不能、不该也不具备条件建立共和政府，并且指出‘美国应该支持君主立宪才能获得最大利益’。”美国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他们的观察不能说没有见地。
1903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介绍过法国《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关于国民心理的研究。也是这位勒庞，1913年出版了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心理学》，针对远东中国刚刚发生两年的共和革命，勒庞预言：“中国不久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勒庞之前同样也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的论述对他身后发生的中国革命，同样具有准确的针对性：“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在他看来，“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立宪派，尤其是立宪派当中的梁启超，就是中国的托克维尔，尽管他没有读过托克维尔的一个字。在《开明专制论》中，梁任公指出：“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前者说的是美国，后者说的是法国，真正要提醒的，当然还是中国。革命是暴动，梁任公担心：“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非但如此，以革命的方式争共和，由此导出的，不免是强人性质的共和专制或民主专制。就后者言，任公的表述是：“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
实权既得，进而“求法律上之名义，即国民普通投票之选举是也。彼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血泪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也”。其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
此时，尽管在形式上，民主专制也可以有议院，当然也可以叫别的名字，比如国大、人大；但比较之下，“此等议院，其权能远在立宪君主国议院之下。”因为“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伴食之议院也。其议院之自由，则猫口之鼠之自由也”。这是梁任公1905年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这种声音的历史穿透力。
辛亥后：不仅专制，而且动乱
就20世纪的历史经验看，革命从来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伴随一起起革命的，是一起起的专制。武昌起事是百年革命的肇始，因为立宪派的赞助，它本身倒没流多少血（除了汉口和南京），几乎就是一场颜色革命。但不幸在于，它打开了20世纪潘多拉的魔盒，伴随革命放飞出来的是持续的内战、祸患、灾难和无数平民的死亡以及最后形成的新的专制，惟独宪政被留在了盒底。
当然，当时的革命派并非不要宪政，但他们的持论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这是1905年和1906年间，他们和立宪派争论的一个标题。同样，立宪派也并非不要共和，他们的路径是先立宪后共和，而且是在君主的框架下。于是，“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更具体化为立宪与共和之间的价值排序。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到底是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百年过后，历史定局，但，作为后人，回审那段故实，我不得不说，君主立宪易，共和立宪难。
当政权握在君主之手时，共和或民主，即意味夺权。一边志在必夺，一边绝不会揖让，革命于是发生。然而，夺权容易限权难，这是普世规律。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共和（民主）如果是一个权力概念，宪政则是一个限制权力的概念。革命的诉求既然是权力本身，等到它获得权力，让它反过来限制自己，真也戛戛乎其难哉。
清末立宪从民间到朝廷，走到1910年，十年生聚，十年蓄势，遂形成高潮。但进入民初以后，这个高潮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因何在，毕竟对付袁世凯要比对付宣统，难度大得多。此中有一问题，就是“势”，势即力。
1900年后，清廷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皇权低落，绅权渐长，双方逐渐往均势靠。这是立宪的最佳时机。事实上，清末立宪那些年，基本上是士绅出身的立宪派带着清廷往前走。
民初不然，同盟会势力不敌袁世凯，不得已把政权交出去。但袁是一个枭雄，立宪派能对付清廷的办法，到袁那里就不管用，双方势不均衡。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清廷已经没有能力解散资政院，但袁世凯却能一手取缔国会。国会不在，还有什么分权意义上的宪政可言。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其势力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对立宪来说，命运大不一样。
当这个体制衰落时，与其革命，不如立宪。看起来是妥协，其实是智慧。等到革命后，另一个政权起来，并且正在往上走，这时立宪的难度就很大，以至无能。
虽然民初共和，立宪也在进行，但这场政治革命注定远难成功，事实上它也没有成功。问题不在别处，恰恰就在“共和”本身。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骄傲自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什么叫共和？与“君主”相反，“共和”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孙中山），正如以往君主只是一个人做皇帝。当然，四万万人做皇帝是假的，只有宣传鼓动的作用；真正的作用则在于，共和可以“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袁世凯连一个皇帝梦都不敢做，他信服满清268年的天命，那是一种对他而言必须服从的“卡里斯玛”。但，在共和框架下，他就敢黄袍加身，称帝登基。可以逆料，即使袁世凯登基十年，天下也不得安稳。同为清末八大总督出身的岑春煊就不会放过他，凭什么你当皇帝。这就像袁世凯身后的政局，皖系在朝，直系不服；直系执柄，奉系作乱一样。然而，北洋诸系一律出自清末，可是，为什么清末是北洋军，民初却摇身一变为北洋军阀？换言之，这些北洋首领，为什么清末不乱民初乱？乱象之源非他，即在人人都可以当皇帝的“共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那边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于是，为了一个君位，中原逐鹿，天下纷争；结果生灵涂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秦末，也是清末（更是20世纪前50年）。正是鉴于历史教训，任公起来反对共和革命。他料见到了革命后的一切：不仅专制，而且动乱。
专制如果和清末一样，动乱则为清末所未有；因而力主推行真正带有政治革命性质但又可以避免流血的君主立宪，看起来是保皇，其实是保天下秩序。一个民族如果具有长期的君主传统，君主就成了秩序的象征。过往皇帝换太子，看起来是私事，其实是天下事，所以臣子会拼命进谏。否则皇帝儿子多，今天你想当，明天我也想当，天下势必不得平安。因此，嫡长子如果是一种秩序，以君位为统的皇室也是一种秩序。
这里有一个细节，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那位白氏族长白稼轩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不由惶惑道：“没有皇帝了，这日子咋过呢？”这样一种心理并非虚构，就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实乃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面对已经有了2000年历史的皇权传统，可以改造这个秩序，哪怕脱胎换骨，但在形式上却不要轻易去推翻它。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所罗门的瓶子，革命就是把这个瓶子打开，革命后的共和就是这个瓶子已经打翻了的世界。北洋时期，群魔乱舞，比较之下，清末除了零散的会党起事，并没有北洋时代频仍的割据与杀伐。不但文臣武将几乎没有叛清行为，民众在整体上也没有不服从这个秩序。如果对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千万不要因失序而生战乱；那么，20世纪前50年，惟一没有战乱的年头是哪个时代呢，恰恰是清末。
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
共和与立宪，都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专制君主的秩序，革命党不容，立宪派也不容。但，分际在于，革命是“逐鹿”，乃至猎鹿；立宪则是把“鹿”给关起来。在立宪派那里，满清君位，不是由我取代，而是为它打造一个笼子——宪政的笼子，请君入瓮。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智慧：为避免革命导致社会动荡，也为了杜绝王室倾覆后各路豪强问鼎。当然，立宪派的方略，虽在维持王室，但却要掏空它的权力，让它南面无为，仅仅成为秩序的象征。此即康有为的“保存君统而不保存君权”。
辛亥枪响，康氏紧急表示：君主立宪，“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法说》，用君主立宪来暗合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康有为也算煞费苦心。
表面上看，君主立宪，权力还是在“君”手里，民主共和则是把权力拿在“民”（自己）手里。如果这是一笔权力生意，鼓吹哪一种做法更能迷惑当时的青年呢？所以说“迷惑”，盖在于共和民主不过假象。不可能四万万人都做皇帝，做皇帝的只有一个人。但这一个人此时却假借四万万人的名义，于是他就不叫“君主”叫“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民主”，谁还能给它立宪呢，它代表的可是四万万。
从君主到民主，不难看到，权力虽然易主，但权力的性质未易，它还是专制的。
关键在于改变政权的性质，哪怕它仍然在君主手里。如果革命是一笔生意，立宪其实也是。满清自拳乱后的衰落，已经无可逆挽。立宪派到最后，和满清做的就是这笔生意：保留你的君位，让出你的权力。当年英伦，经过克伦威尔的共和之乱，再也不敢试错。赶走詹姆斯二世之后，和威廉做的也是一笔生意：你接受我的《权利法案》，我拥立你为新君。权利法案是剥夺君权的法案，英伦由此为立宪奠基，同时逐步走上选举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之路。
由此可见，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两者大有计较。立宪优先，是以宪政带共和，其势较易；虽有君主之名，但，共和是名未至而实归。共和优先，是以革命带共和，对立宪言，其势甚艰；共和本身也只能是名至而实不归。英伦为君主制国家从立宪到共和，提供了和平转型的范例，应该说清末立宪派照准的就是这条路。它最终必然的路线图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这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顺序，不可躐等，否则必致其乱。
事不出立宪派所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擦枪走火，枪声把中国送上“共和”的歧途，“共和”成了百年中国的乱源。
百十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民族。我们不是没有那些拥有政治智慧的先贤，如康梁，而是他们被我们自己“劣胜优汰”了，甚至还被污名化。一个世纪以来，历史作为一种选择，往往不是浪淘沙，而是浪淘金。
今年是2010年，100年前的1910年，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高潮年份。它所达到的立宪高度，100年来，再也无法企及。清末立宪派是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代士绅”，由他们主导的清末12年堪称20世纪立宪史上的黄金年代。□
辛亥前：去“专制”，或者去“帝制”
百年共和之路，以血沥成，以头颅铺就。结果如何？
1913年共和仅两年，当时参与武昌起事的功勋之一蔡济成，在《书愤》中悲怆沉痛：“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氏一语成谶。回首百年，辛亥革命，终结帝制，成就共和，但没有终结专制，反而开启了一个新的专制即“共和专制”时代。假如一场革命只是以一种专制换取另一种专制，甚至是更大的专制，后人不禁要问，革命何为，莫非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
1900年，20世纪初元，是清王朝历史上的一个拐点。经由拳乱，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终结。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和主张：一个是清末立宪派，以梁启超（号任公）为代表；一个是革命派，以同盟会孙中山为代表。如果同盟会的路径是“走向共和”，梁启超的路径则是“走向立宪”。不同在于，同盟会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夺取政权，将中华国体从“君主”改为“民主”（即当时的“共和”）。
梁任公反对暴力革命，他不是推翻满清而是改造满清，即用立宪的方式限制君权乃至虚化君权。梁氏的落点不在国体而在政体。国鼎所在，可以不问，此即国家政权在君主之手还是在民主之手，可以按照传统来选择，最好不要用颠覆式的革命去改变，否则天下大乱。但，和国体相对应的政体，却不可不问，它直接关系政权的性质是立宪还是专制。立宪派如其所名：大清在国体上不是不可以保留（这就是“保皇派”的恶名），但清政权本身，必须从专制走向立宪。
和暴力革命相比，立宪派走的是一条不革命的“革命”之路。就20世纪这两种革命而言，一种是革人的命，结果革来革去，人头纷纷落地，但制度依然，哪怕它有共和的名头。还有一种是梁任公式革命，它要革的不是满清人的命，而是秦汉以来中国2000年皇权专制的命；它不主张流血，至少不煽动别人去流血。这两种革命在20世纪之初即开始较量，谁胜谁负，将引导一个世纪的历史。
革命派最终用民族主义说服并吸引了当时的热血青年。1949年以前的中国，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于是有辛亥起事，于是有中华民国。国体完胜，但政体依旧，以致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这样表示：“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但这已经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共和专制。百年历史，我们在不断走向共和的同时从来没有脱离专制。至于宪政，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正如此前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之后我们离它却越来越远。
英伦道路与美式共和
比较辛亥前立宪派和共和派两种不同的政治预案，其资源无不来自西方，但它们取法的国家对象却显然不同。如果说20世纪最初十年及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那么，20世纪前十年，亦即世纪之初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却是英还是美。同盟会以美利坚为样板，正如立宪派取法的是英吉利。美国是共和体制，成立于独立战争之后，它激励了同盟会的热情，也想以战争方式驱逐满人，成立一个汉人主宰的民主共和国。
立宪派不然，它反对同盟会盲目学习美国，主张走英伦道路，先君主立宪，然后在宪政框架下逐步共和。这并非因为英国好而美国不好，而是美国太贵，中国一时学不起。毕竟中英两国较之中美两国，无论在国情上还是历史上都要更切近。中国是一个比英伦有着更悠久历史的君主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搞共和，不但容易导致社会失序和混乱，最后仍不免于出现新的专制或者专制复辟。经由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英伦三岛国体不变，还是维持君主制；但在政体上却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从专制到立宪的转型。
比较之下，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知识以及政治眼光要比同盟会好得多。他很清楚，美国很难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原来就没有君主和君主传统，因地制宜，美国人无以立君，也不必立君。更兼美国自移民以来，就开始自治。用杜威的话说：“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这是一个100多年来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何况更有英格兰的移民背景，所以他们可以共和。
中国不然，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不但缺乏这种政俗；而且即使就清末论，民智不开，而国家层面上的共和与民主，急需公共领域中的相关知识，从当时的民智情形看，中国实在不具备实现美式共和的资格。
就英美之别，同盟会曾经这样指责立宪派，声称美国共和制度后起于英国虚君立宪，因而是新的和好的。但在梁任公看来，政治制度，无论虚君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就这一说法，立宪派经常援引的例子是法兰西，当然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由于法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但，法国革命无视自己的传统，效法美国，以共和为国体，结果酿成祸乱，君主专制变成了共和专制，而且共和也成了乱源。
1902年，康有为在写给北美华商的一封信中指出：“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以自身为君主而行其压制。”1906年在《法国大革命记》中又申言：“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至于在中国像法兰西那样搞共和革命，康有为担心的是“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自由耳”。康梁言论，多在辛亥革命之前；但这些言论的预言所指，却不独一个辛亥，而是整个20世纪。
“民主专制”的预言
辛亥革命时期，一位美国传教士（汤姆森）正在中国。1914年，他在英国出版了他对中国的观察，书名为《革命的中国》。这是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在最古老的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出现了。这就要求黄种人要像白种人一样思考，而这从未有过，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过。”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正如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立宪国。日本不搞共和是遵从自己这个民族的皇室传统，共和无疑会带来持续的国家动荡。持这种看法的并非仅仅是这位传教士，他在书中写道：“就在孙中山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纽约观察》（1911年12月30日）就尖刻指出中国目前还不能、不该也不具备条件建立共和政府，并且指出‘美国应该支持君主立宪才能获得最大利益’。”美国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他们的观察不能说没有见地。
1903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介绍过法国《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关于国民心理的研究。也是这位勒庞，1913年出版了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心理学》，针对远东中国刚刚发生两年的共和革命，勒庞预言：“中国不久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勒庞之前同样也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的论述对他身后发生的中国革命，同样具有准确的针对性：“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在他看来，“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立宪派，尤其是立宪派当中的梁启超，就是中国的托克维尔，尽管他没有读过托克维尔的一个字。在《开明专制论》中，梁任公指出：“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前者说的是美国，后者说的是法国，真正要提醒的，当然还是中国。革命是暴动，梁任公担心：“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非但如此，以革命的方式争共和，由此导出的，不免是强人性质的共和专制或民主专制。就后者言，任公的表述是：“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
实权既得，进而“求法律上之名义，即国民普通投票之选举是也。彼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血泪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也”。其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
此时，尽管在形式上，民主专制也可以有议院，当然也可以叫别的名字，比如国大、人大；但比较之下，“此等议院，其权能远在立宪君主国议院之下。”因为“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伴食之议院也。其议院之自由，则猫口之鼠之自由也”。这是梁任公1905年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这种声音的历史穿透力。
辛亥后：不仅专制，而且动乱
就20世纪的历史经验看，革命从来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伴随一起起革命的，是一起起的专制。武昌起事是百年革命的肇始，因为立宪派的赞助，它本身倒没流多少血（除了汉口和南京），几乎就是一场颜色革命。但不幸在于，它打开了20世纪潘多拉的魔盒，伴随革命放飞出来的是持续的内战、祸患、灾难和无数平民的死亡以及最后形成的新的专制，惟独宪政被留在了盒底。
当然，当时的革命派并非不要宪政，但他们的持论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这是1905年和1906年间，他们和立宪派争论的一个标题。同样，立宪派也并非不要共和，他们的路径是先立宪后共和，而且是在君主的框架下。于是，“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更具体化为立宪与共和之间的价值排序。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到底是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百年过后，历史定局，但，作为后人，回审那段故实，我不得不说，君主立宪易，共和立宪难。
当政权握在君主之手时，共和或民主，即意味夺权。一边志在必夺，一边绝不会揖让，革命于是发生。然而，夺权容易限权难，这是普世规律。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共和（民主）如果是一个权力概念，宪政则是一个限制权力的概念。革命的诉求既然是权力本身，等到它获得权力，让它反过来限制自己，真也戛戛乎其难哉。
清末立宪从民间到朝廷，走到1910年，十年生聚，十年蓄势，遂形成高潮。但进入民初以后，这个高潮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因何在，毕竟对付袁世凯要比对付宣统，难度大得多。此中有一问题，就是“势”，势即力。
1900年后，清廷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皇权低落，绅权渐长，双方逐渐往均势靠。这是立宪的最佳时机。事实上，清末立宪那些年，基本上是士绅出身的立宪派带着清廷往前走。
民初不然，同盟会势力不敌袁世凯，不得已把政权交出去。但袁是一个枭雄，立宪派能对付清廷的办法，到袁那里就不管用，双方势不均衡。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清廷已经没有能力解散资政院，但袁世凯却能一手取缔国会。国会不在，还有什么分权意义上的宪政可言。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其势力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对立宪来说，命运大不一样。
当这个体制衰落时，与其革命，不如立宪。看起来是妥协，其实是智慧。等到革命后，另一个政权起来，并且正在往上走，这时立宪的难度就很大，以至无能。
虽然民初共和，立宪也在进行，但这场政治革命注定远难成功，事实上它也没有成功。问题不在别处，恰恰就在“共和”本身。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骄傲自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什么叫共和？与“君主”相反，“共和”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孙中山），正如以往君主只是一个人做皇帝。当然，四万万人做皇帝是假的，只有宣传鼓动的作用；真正的作用则在于，共和可以“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袁世凯连一个皇帝梦都不敢做，他信服满清268年的天命，那是一种对他而言必须服从的“卡里斯玛”。但，在共和框架下，他就敢黄袍加身，称帝登基。可以逆料，即使袁世凯登基十年，天下也不得安稳。同为清末八大总督出身的岑春煊就不会放过他，凭什么你当皇帝。这就像袁世凯身后的政局，皖系在朝，直系不服；直系执柄，奉系作乱一样。然而，北洋诸系一律出自清末，可是，为什么清末是北洋军，民初却摇身一变为北洋军阀？换言之，这些北洋首领，为什么清末不乱民初乱？乱象之源非他，即在人人都可以当皇帝的“共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那边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于是，为了一个君位，中原逐鹿，天下纷争；结果生灵涂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秦末，也是清末（更是20世纪前50年）。正是鉴于历史教训，任公起来反对共和革命。他料见到了革命后的一切：不仅专制，而且动乱。
专制如果和清末一样，动乱则为清末所未有；因而力主推行真正带有政治革命性质但又可以避免流血的君主立宪，看起来是保皇，其实是保天下秩序。一个民族如果具有长期的君主传统，君主就成了秩序的象征。过往皇帝换太子，看起来是私事，其实是天下事，所以臣子会拼命进谏。否则皇帝儿子多，今天你想当，明天我也想当，天下势必不得平安。因此，嫡长子如果是一种秩序，以君位为统的皇室也是一种秩序。
这里有一个细节，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那位白氏族长白稼轩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不由惶惑道：“没有皇帝了，这日子咋过呢？”这样一种心理并非虚构，就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实乃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面对已经有了2000年历史的皇权传统，可以改造这个秩序，哪怕脱胎换骨，但在形式上却不要轻易去推翻它。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所罗门的瓶子，革命就是把这个瓶子打开，革命后的共和就是这个瓶子已经打翻了的世界。北洋时期，群魔乱舞，比较之下，清末除了零散的会党起事，并没有北洋时代频仍的割据与杀伐。不但文臣武将几乎没有叛清行为，民众在整体上也没有不服从这个秩序。如果对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千万不要因失序而生战乱；那么，20世纪前50年，惟一没有战乱的年头是哪个时代呢，恰恰是清末。
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
共和与立宪，都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专制君主的秩序，革命党不容，立宪派也不容。但，分际在于，革命是“逐鹿”，乃至猎鹿；立宪则是把“鹿”给关起来。在立宪派那里，满清君位，不是由我取代，而是为它打造一个笼子——宪政的笼子，请君入瓮。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智慧：为避免革命导致社会动荡，也为了杜绝王室倾覆后各路豪强问鼎。当然，立宪派的方略，虽在维持王室，但却要掏空它的权力，让它南面无为，仅仅成为秩序的象征。此即康有为的“保存君统而不保存君权”。
辛亥枪响，康氏紧急表示：君主立宪，“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法说》，用君主立宪来暗合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康有为也算煞费苦心。
表面上看，君主立宪，权力还是在“君”手里，民主共和则是把权力拿在“民”（自己）手里。如果这是一笔权力生意，鼓吹哪一种做法更能迷惑当时的青年呢？所以说“迷惑”，盖在于共和民主不过假象。不可能四万万人都做皇帝，做皇帝的只有一个人。但这一个人此时却假借四万万人的名义，于是他就不叫“君主”叫“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民主”，谁还能给它立宪呢，它代表的可是四万万。
从君主到民主，不难看到，权力虽然易主，但权力的性质未易，它还是专制的。
关键在于改变政权的性质，哪怕它仍然在君主手里。如果革命是一笔生意，立宪其实也是。满清自拳乱后的衰落，已经无可逆挽。立宪派到最后，和满清做的就是这笔生意：保留你的君位，让出你的权力。当年英伦，经过克伦威尔的共和之乱，再也不敢试错。赶走詹姆斯二世之后，和威廉做的也是一笔生意：你接受我的《权利法案》，我拥立你为新君。权利法案是剥夺君权的法案，英伦由此为立宪奠基，同时逐步走上选举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之路。
由此可见，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两者大有计较。立宪优先，是以宪政带共和，其势较易；虽有君主之名，但，共和是名未至而实归。共和优先，是以革命带共和，对立宪言，其势甚艰；共和本身也只能是名至而实不归。英伦为君主制国家从立宪到共和，提供了和平转型的范例，应该说清末立宪派照准的就是这条路。它最终必然的路线图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这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顺序，不可躐等，否则必致其乱。
事不出立宪派所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擦枪走火，枪声把中国送上“共和”的歧途，“共和”成了百年中国的乱源。
百十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民族。我们不是没有那些拥有政治智慧的先贤，如康梁，而是他们被我们自己“劣胜优汰”了，甚至还被污名化。一个世纪以来，历史作为一种选择，往往不是浪淘沙，而是浪淘金。
今年是2010年，100年前的1910年，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高潮年份。它所达到的立宪高度，100年来，再也无法企及。清末立宪派是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代士绅”，由他们主导的清末12年堪称20世纪立宪史上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