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瑞士科学家马克斯·克莱伯喜欢刨根问底，他研究动物体重和新陈代谢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机体燃烧能量的速度。经过了大量的数据调查和分析，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生命体的新陈代谢率与其体重的1/4次幂成反比。这一定律的可爱之处在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心跳数差异有一定的稳定性，较大体积的动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耗尽其心跳总数。
　　事情不能到此结束，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用克莱伯的这条定律来研究人类修建的超级城市体，发现这条规律同样适用，城市的创造力与城市的大小之间遵循一条幂指数。“如果一个城市比另一座城市大9倍，那么这座城市的创意能量则不是高出9倍，而是高出16倍；而如果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规模是一个小镇的50倍时，它的创意能量则约是小镇的130倍。”
　　美国科技思想家史蒂文·约翰逊从城市发展的历史、珊瑚礁的生态系统、互联网的平台效应等等看似毫不相关的方面去研究人类的创新历史，他不去考察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被神话的企业家，而是以“长焦距视角”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创新自然史观”。
　　这种“创新自然史观”所总结出的基本原则是：如果更多地关注到利于创新的各种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那么开放与合作是创新的根本源泉。“相比于将创意保护起来，连接创意会让我们更有收获。”
　　史蒂文·约翰逊给出了7种创新模式，1.相邻可能：一个创意可以引发另一个创意。所以动物园里的小鸡孵化器引发了婴儿恒温箱的发明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育婴器；2.液态网络：给思想一个可以流动的空间。所以大城市的高密度社交网络里，好创意更容易流传；3.缓慢的灵感：因为好的创意是时间的玫瑰，要耐心等待；4.意外的收获：不曾预设过的令人意外的连接，往往是创新的机会点；5.有益的错误：错误的想法会迫使你继续探索；6.功能变异：让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变成相关；7.开放式平台：一个平台和生态系统可以有效激发创新。
　　乍看起来，你会觉得史蒂文·约翰逊的这些创新模式既熟悉又陌生，甚至有些模棱两可式的老调重弹。但是史蒂文研究了从1400年-2000年间人类600年历史中的各种创新，从复式记账法、印刷机、进化论到打字机、细胞分裂、计算器、线粒体等等林林总总的产品、思想和概念等方面的创新，作者通过细细梳理历史上的重大创新事件，寻找引发创新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因素。
　　在这种跨界梳理中，表面上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一系列看起来很有意思的创新八卦。比如，他发现是葡萄酒榨汁机的工作原理真正让古登堡印刷机成为可能，化学家凯库勒是在梦里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等等。在这些故事背后，史蒂文不断地强调“珊瑚礁、大城市和网络”这三种事物所隐含某种象征意义的创新基础：足够复杂的生态系统，开放、共享、共生的平台原则。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最近600年的创新实践远远超过了过去上万年历史中总和，因为有了大城市，人类的创新开始以指数级别的速度增长，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的技术平台的出现，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给人类社会的创新，带来了更多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