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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花园是近代上海最大的私家园林，它的主人犹太人哈同也是纵横上海滩的房地产大亨，称之为上海首富亦不为过。
与其他西方来华冒险家不同的是，哈同并非生而有财，也没有强势的家族背景，他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实干，白手起家，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善用时势，充分发挥其超人一筹的投机眼光，在房地产贸易和鸦片贸易中大获其利，由一个受人驱使的门房转变为拥资亿万的大富豪，也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犹太人的致富传奇。
迁转中国露锋芒
哈同全名叫欧斯·爱·哈同，是一个犹太人。1851年，哈同出生在已经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的伊拉克巴格达，父亲是英国沙逊洋行的一个小职员，家里勉强只能维持温饱，连小富之家也谈不上。1856年，哈同随父母迁居到印度孟买，加入了英国籍。哈同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不满意，1872年，他只身来到香港，在沙逊洋行当了两个月的勤杂工。次年，又转到上海，在沙逊洋行分行当门房。
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创办的，总行设于孟买。香港开埠后，即在香港设立沙逊洋行分行。1845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主要是做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哈同在这里做门房，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来此洽谈生意的各国及各业商人。
哈同对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十分尽心，而且借这个机会来学习汉语。他有语言天赋，不仅能讲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很快又掌握了汉语，甚至对上海的俚语方言也十分熟悉。语言的优势让他在接待工作中游刃有余，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把这份被认为是下差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沙逊洋行业务繁忙，来此洽谈的商人络绎不绝，门房里挤作一团，沙逊对此非常生气。而哈同开始实行登记制度，依先后顺序排队等候，往日的嘈杂顿时不见，这一招使其赢得上司赏识。一年多后，哈同被升为业务管事，收入也有提升，稍有积蓄后就在上海买了一幢半1日房子安了家。
开埠之后的上海，得益于优越的外贸条件，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房地产业也水涨船高，成为新的热点。沙逊洋行适时组建了地产科，并任命哈同为地产科的领班。哈同眼光独具，他认定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两河交汇处一定会成为闹市，将此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
时势给了哈同脱颖而出的机遇。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内阁倒台，在沪洋人深恐局势发展对己不利，纷纷将地产脱手，打算逃离上海，地价一落千丈，沙逊洋行也准备收缩业务，转移战场。哈同深谋远虑，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劝老沙逊广收地皮。老沙逊依言而行，俟中法签订和约，局势逆转，清政府弃胜言降，上海滩仍然是洋人的天下，地价转而扶摇直上，哈同一举为洋行赚进五百余万两白银，他自己贱价购买的土地也升值数十倍。这笔投资的成功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这是哈同的转机，却是中国的悲剧。
哈同为老沙逊洋行立下汗马功劳，却仅得到一千两白银的赏赐，也没有任何升职奖励。哈同深感不平，1886年，他转投到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是老沙逊的弟弟为摆脱其兄的控制而独自创办的，也属于沙逊家族，业务发展得也很快。同年，他和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结为百年之好。哈同在虹口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公馆来迎娶他的妻子，这座公馆被称为第二代哈同花园。
囤地居奇立乾坤
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这意味着哈同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跻身于上海显贵一族，拥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特权。
这时，上海的外滩一带已经发展起来。为了使自己掌握的地皮升值，他主动向工部局请缨，出资六十万两白银把南京路铺成平坦的大马路。马路修成之后，商家及居民迅速云集。这样，既赢得了捐资改善基础设施的美名，又在地价飞涨之中获得巨额收益。
1885年，哈同还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鸦片成为哈同的利润之源。
1890年，哈同升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同时，他经营房地产的手法更加高明娴熟。他不断低价购进地皮，供人租地造房，或者自建大楼出租，成为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地产商。地位与财富并起，哈同又被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俨然成为租界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哈同眼见中国局势日益动荡，而租界之内更加繁荣，预见租界可能会有扩充。即使租界难以扩大，但租界周边的地价也必会上扬。于是，他利用其精明的投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还只是荒村野店的静安寺以东低价购买300多亩土地，并利用其工部局董事的势力，强迫那里的农民搬迁。时势的发展竟然如此巧合，1899年，义和团起义爆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江浙一带搞“东南互保”。上海的英、美、法等国总领事乘机要挟中国签订新约，将租界面积扩充了两万多亩，静安寺一带的荒地均被划入租界范围，地价立马飙升，哈同也平步青云，坐拥百万。
今非昔比，哈同已经由一个不名一文的门房转变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他也不再甘于寄人篱下。1901年，哈同脱离新沙逊洋行，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哈同洋行，开始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纵横捭阖坐收金
哈同洋行的注册资本是两百万两白银，营业项目是房地产和国际贸易，其中的大宗业务还有鸦片。这时的上海，正进入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哈同洋行的进出口贸易也异常繁荣。不过，哈同洋行真正的获利之源还是鸦片和房地产。
哈同原本就与老沙逊洋行联合进行鸦片贸易，在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生意。i906年，清政府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就形势看来，禁烟似是大势所趋。但哈同以其投机家的眼光和对清政府的了解，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一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之际，低价大量购入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大幅攀升，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数十倍的暴利。
哈同的房地产经营手法也进入了更高的境界。进人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江南一带有钱人纷纷避战租 界，租界地价更加高昂，哈同所掌握的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工部局为了征税，每隔三四年就对地价重估一次。自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十九次调整，这说明土地增值十分迅速。
此时，再难以成片购买低价土地囤积居奇，但租界土地短缺则为哈同的投资天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时人评论说，哈同常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目涨，至有行无市。”在资金的大进大出之中，哈同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总能洞烛先机，买进抛出，大获其利。
哈同还凭借其拥有的大量房产，坐地收租，日进斗金。在上海的闹市中心南京路一带，哈同拥有的地产约占其半。进入民国以后，哈同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到三百万两白银。1916年，永安公司租的地仅一亩多，每年租金则要5万两。1923年，新新百货公司租的地不过两亩，每年租金高达8万两。1932年建的国货大楼，租的地不过3亩，租金竞高达每年20万两。此外，还有贸易、鸦片收入约有五百万两。
1903年，他耗费巨资在静安寺一带自己的地皮上建起了豪华无比的哈同花园，又名爱俪园。1904年，他偕同夫人搬进园中后，又购进周边土地，将之扩充为上海最大的私人园林。该园占地三百亩，内有小桥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园之冠，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据统计，至1931年6月逝世时，哈同已拥有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土地16块，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地产大王。哈同去世后，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找公证处会计核算，哈同遗产有一亿七千万元(当时米价为每石六元)，还不包括大量的金银、钻石、首饰、珍宝、文物等，故总资产当有两亿元之多，堪称富可敌国。
捐资兴学，同情革命
哈同虽然贩卖鸦片，但本人并不吸食鸦片；虽为上海巨富，但生活俭朴，终身不纳妾娶小，不进风月场所，与妻子白头偕老，这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十分难得的。在经营生意方面，他锱铢必较，讲究成本与收益；但在生意之外，他慷慨疏财，乐于捐资助学，推进学术与教育，并且同情中国革命，与许多进步人士都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
哈同非常重视对文化经典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08年，他出资用大字精刻《大藏经》，历时5年方才完成。在黄宗仰的鼓励下，哈同夫妇还在爱俪屋内创办“中华佛教华严大学”，后改为仓圣明智大学。哈同夫人亲自任校长，师生费用全部由园主供给。我国著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曾在这所仓圣明智大学学习生活过。
1916年，哈同夫妇创立“广仓学会”，这是中国较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学会常设机构设在哈同花园内，有十多名固定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联络了百余位遗老、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与交流活动。学会主办有《广仓杂志》等学术刊物，几年间还出版了几十种大型学术著作。晚清著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等都曾经在“广仓学会”著书立说，其中王国维先生的《殷墟书契考释》便是在爱俪园客任时完成的。
哈同夫妇一生虽然不关心政治，也不直接介入政治，但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支持中国的进步和发展。1902年，上海交大的前身——上海南洋大学堂发生学潮，数十名学生愤然退学；又有上百名留日学生因反对沙俄侵略东北而被日本驱逐回沪。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章土钊、吴稚辉等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来安置这批学生。他们经黄宗仰牵线，请哈同夫妇捐助了五百两银子，使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得以顺利成立，他还成立了附属于爱国学社的爱国女学。
在辛亥革命期间，哈同夫妇的爱俪园还成为革命党人聚会的重要场所。1911年11月，章太炎住进了爱俪园。他向哈同借了60万两银子来扩充武器和添置武器弹药，对于革命军攻克南京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12月，同盟会和上海各界欢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集会也是在爱俪园进行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士都参加了在爱俪园举行的盛大欢迎集会，孙中山先生还与哈同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入狱。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出狱回到上海，再次住进爱俪园，章太炎的婚礼都是在哈同夫妇的资助和主持下在爱俪园举行的。
当然，哈同与许多当权军阀及政治人物也有密切的交往。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曹锟等人都敬其三分，并曾给他授勋。在哈同病逝后，上海各界人士为这位侨居中国的犹太商人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这其中，包括政界、商界及上海地方的诸多要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租界，将哈同洋行及哈同花园抢掠一空，爱俪园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不过，财富湮灭，传奇不死，哈同在中国的奋斗历程不仅在犹太人的世界里口碑传诵，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与其他西方来华冒险家不同的是，哈同并非生而有财，也没有强势的家族背景，他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实干，白手起家，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善用时势，充分发挥其超人一筹的投机眼光，在房地产贸易和鸦片贸易中大获其利，由一个受人驱使的门房转变为拥资亿万的大富豪，也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犹太人的致富传奇。
迁转中国露锋芒
哈同全名叫欧斯·爱·哈同，是一个犹太人。1851年，哈同出生在已经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的伊拉克巴格达，父亲是英国沙逊洋行的一个小职员，家里勉强只能维持温饱，连小富之家也谈不上。1856年，哈同随父母迁居到印度孟买，加入了英国籍。哈同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不满意，1872年，他只身来到香港，在沙逊洋行当了两个月的勤杂工。次年，又转到上海，在沙逊洋行分行当门房。
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创办的，总行设于孟买。香港开埠后，即在香港设立沙逊洋行分行。1845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主要是做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哈同在这里做门房，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来此洽谈生意的各国及各业商人。
哈同对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十分尽心，而且借这个机会来学习汉语。他有语言天赋，不仅能讲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很快又掌握了汉语，甚至对上海的俚语方言也十分熟悉。语言的优势让他在接待工作中游刃有余，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把这份被认为是下差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沙逊洋行业务繁忙，来此洽谈的商人络绎不绝，门房里挤作一团，沙逊对此非常生气。而哈同开始实行登记制度，依先后顺序排队等候，往日的嘈杂顿时不见，这一招使其赢得上司赏识。一年多后，哈同被升为业务管事，收入也有提升，稍有积蓄后就在上海买了一幢半1日房子安了家。
开埠之后的上海，得益于优越的外贸条件，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房地产业也水涨船高，成为新的热点。沙逊洋行适时组建了地产科，并任命哈同为地产科的领班。哈同眼光独具，他认定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两河交汇处一定会成为闹市，将此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
时势给了哈同脱颖而出的机遇。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内阁倒台，在沪洋人深恐局势发展对己不利，纷纷将地产脱手，打算逃离上海，地价一落千丈，沙逊洋行也准备收缩业务，转移战场。哈同深谋远虑，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劝老沙逊广收地皮。老沙逊依言而行，俟中法签订和约，局势逆转，清政府弃胜言降，上海滩仍然是洋人的天下，地价转而扶摇直上，哈同一举为洋行赚进五百余万两白银，他自己贱价购买的土地也升值数十倍。这笔投资的成功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这是哈同的转机，却是中国的悲剧。
哈同为老沙逊洋行立下汗马功劳，却仅得到一千两白银的赏赐，也没有任何升职奖励。哈同深感不平，1886年，他转投到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是老沙逊的弟弟为摆脱其兄的控制而独自创办的，也属于沙逊家族，业务发展得也很快。同年，他和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结为百年之好。哈同在虹口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公馆来迎娶他的妻子，这座公馆被称为第二代哈同花园。
囤地居奇立乾坤
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这意味着哈同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跻身于上海显贵一族，拥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特权。
这时，上海的外滩一带已经发展起来。为了使自己掌握的地皮升值，他主动向工部局请缨，出资六十万两白银把南京路铺成平坦的大马路。马路修成之后，商家及居民迅速云集。这样，既赢得了捐资改善基础设施的美名，又在地价飞涨之中获得巨额收益。
1885年，哈同还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鸦片成为哈同的利润之源。
1890年，哈同升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同时，他经营房地产的手法更加高明娴熟。他不断低价购进地皮，供人租地造房，或者自建大楼出租，成为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地产商。地位与财富并起，哈同又被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俨然成为租界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哈同眼见中国局势日益动荡，而租界之内更加繁荣，预见租界可能会有扩充。即使租界难以扩大，但租界周边的地价也必会上扬。于是，他利用其精明的投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还只是荒村野店的静安寺以东低价购买300多亩土地，并利用其工部局董事的势力，强迫那里的农民搬迁。时势的发展竟然如此巧合，1899年，义和团起义爆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江浙一带搞“东南互保”。上海的英、美、法等国总领事乘机要挟中国签订新约，将租界面积扩充了两万多亩，静安寺一带的荒地均被划入租界范围，地价立马飙升，哈同也平步青云，坐拥百万。
今非昔比，哈同已经由一个不名一文的门房转变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他也不再甘于寄人篱下。1901年，哈同脱离新沙逊洋行，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哈同洋行，开始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纵横捭阖坐收金
哈同洋行的注册资本是两百万两白银，营业项目是房地产和国际贸易，其中的大宗业务还有鸦片。这时的上海，正进入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哈同洋行的进出口贸易也异常繁荣。不过，哈同洋行真正的获利之源还是鸦片和房地产。
哈同原本就与老沙逊洋行联合进行鸦片贸易，在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生意。i906年，清政府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就形势看来，禁烟似是大势所趋。但哈同以其投机家的眼光和对清政府的了解，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一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之际，低价大量购入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大幅攀升，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数十倍的暴利。
哈同的房地产经营手法也进入了更高的境界。进人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江南一带有钱人纷纷避战租 界，租界地价更加高昂，哈同所掌握的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工部局为了征税，每隔三四年就对地价重估一次。自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十九次调整，这说明土地增值十分迅速。
此时，再难以成片购买低价土地囤积居奇，但租界土地短缺则为哈同的投资天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时人评论说，哈同常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目涨，至有行无市。”在资金的大进大出之中，哈同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总能洞烛先机，买进抛出，大获其利。
哈同还凭借其拥有的大量房产，坐地收租，日进斗金。在上海的闹市中心南京路一带，哈同拥有的地产约占其半。进入民国以后，哈同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到三百万两白银。1916年，永安公司租的地仅一亩多，每年租金则要5万两。1923年，新新百货公司租的地不过两亩，每年租金高达8万两。1932年建的国货大楼，租的地不过3亩，租金竞高达每年20万两。此外，还有贸易、鸦片收入约有五百万两。
1903年，他耗费巨资在静安寺一带自己的地皮上建起了豪华无比的哈同花园，又名爱俪园。1904年，他偕同夫人搬进园中后，又购进周边土地，将之扩充为上海最大的私人园林。该园占地三百亩，内有小桥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园之冠，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据统计，至1931年6月逝世时，哈同已拥有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土地16块，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地产大王。哈同去世后，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找公证处会计核算，哈同遗产有一亿七千万元(当时米价为每石六元)，还不包括大量的金银、钻石、首饰、珍宝、文物等，故总资产当有两亿元之多，堪称富可敌国。
捐资兴学，同情革命
哈同虽然贩卖鸦片，但本人并不吸食鸦片；虽为上海巨富，但生活俭朴，终身不纳妾娶小，不进风月场所，与妻子白头偕老，这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十分难得的。在经营生意方面，他锱铢必较，讲究成本与收益；但在生意之外，他慷慨疏财，乐于捐资助学，推进学术与教育，并且同情中国革命，与许多进步人士都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
哈同非常重视对文化经典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08年，他出资用大字精刻《大藏经》，历时5年方才完成。在黄宗仰的鼓励下，哈同夫妇还在爱俪屋内创办“中华佛教华严大学”，后改为仓圣明智大学。哈同夫人亲自任校长，师生费用全部由园主供给。我国著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曾在这所仓圣明智大学学习生活过。
1916年，哈同夫妇创立“广仓学会”，这是中国较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学会常设机构设在哈同花园内，有十多名固定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联络了百余位遗老、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与交流活动。学会主办有《广仓杂志》等学术刊物，几年间还出版了几十种大型学术著作。晚清著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等都曾经在“广仓学会”著书立说，其中王国维先生的《殷墟书契考释》便是在爱俪园客任时完成的。
哈同夫妇一生虽然不关心政治，也不直接介入政治，但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支持中国的进步和发展。1902年，上海交大的前身——上海南洋大学堂发生学潮，数十名学生愤然退学；又有上百名留日学生因反对沙俄侵略东北而被日本驱逐回沪。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章土钊、吴稚辉等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来安置这批学生。他们经黄宗仰牵线，请哈同夫妇捐助了五百两银子，使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得以顺利成立，他还成立了附属于爱国学社的爱国女学。
在辛亥革命期间，哈同夫妇的爱俪园还成为革命党人聚会的重要场所。1911年11月，章太炎住进了爱俪园。他向哈同借了60万两银子来扩充武器和添置武器弹药，对于革命军攻克南京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12月，同盟会和上海各界欢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集会也是在爱俪园进行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士都参加了在爱俪园举行的盛大欢迎集会，孙中山先生还与哈同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入狱。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出狱回到上海，再次住进爱俪园，章太炎的婚礼都是在哈同夫妇的资助和主持下在爱俪园举行的。
当然，哈同与许多当权军阀及政治人物也有密切的交往。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曹锟等人都敬其三分，并曾给他授勋。在哈同病逝后，上海各界人士为这位侨居中国的犹太商人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这其中，包括政界、商界及上海地方的诸多要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租界，将哈同洋行及哈同花园抢掠一空，爱俪园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不过，财富湮灭，传奇不死，哈同在中国的奋斗历程不仅在犹太人的世界里口碑传诵，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