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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组织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所以，组织管理必须要适应环境，“我设想任何公司的结构都必须与它的外部环境相适应——这里所指的环境并不是单维的,包括各种广泛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换句话说，时代在变，管理必须跟着变。管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其理论随着管理实践和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管理本身没有优劣，只有适应与否。当然，这种没有优劣的适应与否不是简单的相对主义，而是一种演化思想。从长时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肯定会越来越克服异化，彰显人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工业社会的六大原则
管理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托夫勒认为，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二次浪潮。经济领域，原有的家庭作坊式小企业被流水作业线工厂和垄断性的托拉斯代替；政治领域，封疆裂土的领主被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代替；文化领域，不同学科纷纷开始产生，世俗领域的神学被科学代替，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论证大工业社会的优劣。
工业化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产生了对管理科学的需要，泰罗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在美国应运而起，它以“计划与执行相分离”为逻辑起点，以标准化为手段，以“合作取代对抗”为指向，孕育了早期的管理学。同一时期，马克斯 · 韦伯的权威分析以及他提出的官僚制模型，既为工业化的效率追求提供了理论阐释，又为实践科学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形式。亨利 · 法约尔立足于对管理活动的经验总结归纳，从管理的要素和原则出发，搭建起了宏观管理学的基本框架。他们三位成为20世纪早期管理学界的泰山北斗，其理论范式穿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壁垒，被迅速推广到全世界。尤其是韦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从社会、宗教、文化、制度等方面论证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在学术领域影响深远。
托夫勒认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又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各种思想观念、管理原则处于大变动时期。要了解这种变动，先要了解现状。在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泰罗、韦伯、法约尔等人的思想。“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有一整套规律和原则贯穿在它的一切活动之中，好像是经过反复设计好了似的。工业化推向全球，使它潜在的独特设计变得清晰可见。它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统筹安排了千百万人的行动。”对工业社会的总体原则，托夫勒做了以下概括：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集权化。
“标准化”：标准化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工业社会的麦当劳同农业社会的风味小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标准化。实际上，标准化并非肇始于泰罗，但泰罗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将其传播到了全世界。市场需求是工业社会生产的目的。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标准化是一项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只有标准化，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最有效地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如此一来，工业社会生产的千千万万同样的商品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标准化的可乐、汉堡、服装、鞋子、楼房、户型、汽车及零配件，标准化的作息时间、教育甚至思想观念。不仅产品在标准化、而且衍生出了劳动标准化、人员标准化、教育标准化。传媒标准化，连语言也以“普通话”取代了方言土语。环顾一下四周就会发现，我们所用、所做、所思的一切，几乎都是标准化的。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标准化的思维。
“专业化”：关于专业化的优点，最早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于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大工业社会专业化的代表是亨利 · 福特（Henry Ford）首创的汽车流水生产线。一辆T型车的生产流程，竟然达到7882道工序，每个工人只负责其中非常具体的一道工序，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汽车价格。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福特公司在美国一度占有了60%的市场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大王。实际上，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已经同专业化不可须臾分离，看病要找医生，教育要找老师，出行要找司机，甚至吃饭都要参考美食家的意见，穿衣则跟着时尚专家走，闹革命也要靠“职业革命家”。现代社会的个人，离开了各类专家，恐怕寸步难行。这种专业化的实质，是人的工具化。鉴于标准化和专业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托夫勒认为，“标准化和专业化像两个巨人，携手并肩前进”，支撑起现代工业文明。
“同步化”：在工业社会，机器是最贵重的生产资料，为了提高机器的利用率，必须要24小时不停地运转。如此一来，人们的作息时间，必须配合机器的需要，“同步化”的现象就产生了。在工业化国家，“家家户户都同时起床，同时吃饭、乘车、劳动、同时回家、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大致在同一个时间里。”在美国，有人发现在每晚特定的几分钟之内，用水量会暴增，随后又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原因在于当时正上演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几乎所有人都要趁着中间插播广告的空档去上厕所。同步化不仅影响着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追求时间的精确，也没有必要准确到分分秒秒。然而在工业社会，由于分工和同步化的存在，不同的人在工序上相互配合，一道工序上出现延误，就会导致后面所有工序的工作暂停，这会带来巨大损失，由此产生了对时间的严格要求。准时的观念，通过教育制度加以强化，日益成为人们默认的基本准则。
“集中化”：在农业社会，人们各自耕种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外部人际交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农业社会的生动写照。然而在工业社会，由于能源、工厂的集中，劳动力不得不集中到工业区居住，由此兴起了城市化的潮流。农村人口的减少，又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少量的农民，供养着总人口中占多数的城市居民食粮。成年人集中到工厂工作，家里的老弱病残无人照顾，于是养老院、幼儿园、疗养院、疯人院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将分散在各个家庭中的同类人员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统一照顾。集中化实际上跟专业化密切相关，二者一体两相，可以说是同一个原则的不同表现。
“规模化”：托夫勒认为工业社会追求规模化，是一种“好大狂”表现，“有一种德克萨斯州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大就是好，就是有效率。既然福特式的流水生产线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那么自然而然的逻辑就是将流水生产线的范围向后扩展到原材料的获取和加工，向前扩展到产品的销售和维护。生产线的无限扩张，导致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家公司雇佣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情况已不鲜见。例如，1970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雇员已达到95.6万人，另外还有雇用期一年的13.6万名临时工。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企业的人员规模也急剧扩大。据凤凰网报道，2010年，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已达167万人。就连大学，也动不动去比学生人数，比占地面积，比学科点数量。规模化不仅仅是组织规模和人员规模，更多的表现在投入规模和产出规模上。投资的“大手笔”层出不穷，一波压过一波；发展中GDP至上，一年超越一年。
“集权化”：早期管理中“计划与执行分离”的思想同专业化原则相配合，逻辑上必然导致集权化组织的出现，“最后，所有工业国家都发展了中央集权化，成为一种高超的艺术”。不仅企业在集权，而且政府也在集权。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中央集权的出现，是以丧失原有的地区自治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斯塔尔夫人慨叹道：“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是现代的。”在经济生活中，托夫勒认为，美国铁路公司的管理模式，反映了集权化的趋势。在所有组织中，集权化的管理，都表现为严格的决策与执行分离，决策者犹如人的大脑，执行者则犹如手脚。没有自己的思想却能够忠实执行决策的工人，才是组织需要的好工人；同样，不会操作机床，但懂得迅速决策的人，依旧是好领导。正是这种集权，孕育了计划经济思想。
托夫勒认为，上述六条基本原则“和谐一致，相互强化，相互补充”，是“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国家所实施的‘纲领’”。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六条原则上如出一辙。因为这些原则不是发源于政治差异，而是发源于工业化造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发源于市场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官僚机构统治世界。
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变化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那些在工业社会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原则，不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变成挑战的对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继而在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上述原则开始受到广泛质疑。托夫勒指出，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冲击，社会生活、组织管理早已超出上述原则的范畴，出现了以下特点：
个性化：同工业社会初期全面的标准化不同，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试图通过独特的外在形象、时髦的服装物品、新潮的语言动作等方式，表现自我的个性。标准化原则下塑造的“组织人”形象，早已不再是当代员工们效仿的对象，“灰色法兰绒”套装下的对组织屈膝顺从的雇员，已被身着牛仔裤T恤衫、棱角分明的员工代替。不论在哪个领域，独特性取代了雷同性，在战略领域，差异化的追求远远超过了规模化；在生产领域，定制化生产正在取代大批量生产；在消费领域，即便是工业化时代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的T恤，也被印上个性鲜明的图案而变成了文化衫。
丰富化与自助：通过分工细密的流水生产线，组织的生产率能够大幅提高，但这使员工无法感觉到工作的意义。为克服这种弊端，各种类型的团队、工作丰富化理论应运而生。同专业化原则下事事依赖专家相反，托夫勒指出，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自助”运动的潮流，人们越来越强调自己动手干活，70年代，美国的电器工具“70%是卖给了消费者”，“半数以上的建筑材料直接被房主买去，而不是由承包商买去”。同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开始转变，“过去自己动手劳动被人看不起，现在则引以为荣。人们为自己能干活儿感到自豪。”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回归到生产与消费的结合。生产者越来越多的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为此，托夫勒创造了“自产自用者”（prosumer，用producer和consumer组合而成）这一词汇。
弹性化：由于人要适应机器的节奏，所以工业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高峰”：上下班高峰、交通高峰、旅游高峰，甚至看电视也有一个“黄金时段”。托夫勒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工作社会的同步化开始逐渐转变为自由安排时间的弹性化。“1977年，西德整整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即合计五百多万职工是按这种或那种灵活工时上班的，这种制度已经在法国、芬兰、丹麦、瑞典、意大利、英国等二万二千家公司约四百万职工中实行。在瑞士，15%-20%的工业企业，已在部分或全体职工中实行这一新制度。”
分散化：工业社会初期，集中化和规模效应非常明显，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巨无霸企业”不断诞生。20世纪下半叶，由于市场环境趋于完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却不断上升。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巨无霸企业”不得不加速剥离非核心业务，由此兴起了一股“瘦身”热潮。另一方面，受益于风险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各种小公司纷纷诞生，凭借着速度优势同大企业进行竞争。在社会层面，分散化的趋势则表现为发达国家城市的“空心化”。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所形成的“无心脏结构”，神仙下凡也不可能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炮制出一个控制核心来。与这种分散化伴随，自组织成为越来越值得重视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分权化：工业化早期，老板往往事无巨细，一人包揽。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需要制定的决策数量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决策分工的需要。在组织理论中，事业部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状况。托夫勒认为，集权的管理模式，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然而，由于市场环境风云变幻，竞争不断加剧，管理层的决策量不断增加，超出了集权模式能够容纳的限度，另一方面，由于新员工的个人自主意识越来越浓，进一步从内部加速了集权式管理的变革。替代集权式管理的是什么样的新模式呢？对此，在《未来的冲击》中，托夫勒提出“临时控制组织”这一方案，后来，在《第三次浪潮》和《适应性公司》中，他将这一提法更改为“矩阵制组织”。当然，托夫勒的论述从来没有局限于管理领域，他认为各国国内的分权运动甚至分离主义，大市场中的地区市场等，都是分权化趋势的体现。
信息社会代替工业社会，冲击着原有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新原则。这些新原则，并不是托夫勒想象出来的，而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托夫勒通过大量的事实描述，为我们勾勒出了信息社会的轮廓。托夫勒关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比较，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心智，开阔人们的视野，打破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认知局限，进行深入思考。
托夫勒所言，立足于事实，而且多数也逐渐在后来应验。但是，对“第三次浪潮”的总体判断，不能被托夫勒牵着鼻子走。虽然信息社会的冲击的确存在，但笔者认为托夫勒有将这种冲击夸大化的倾向。他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了记者式的“危言耸听”表达方式。在对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同原则的描述中，他似乎将这些原则放到了截然对立的位置，实际上，有许多表面对立的原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以集权和分权为例，集权是工业社会的原则，分权是信息社会的趋向，然而，集权与分权并非是两极化的相互替代，而是适应环境需要的相互补充。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大量分权管理现象，信息社会也有集权管理模式。所以，托夫勒的观点，可以使人惊醒，却难以使人信服。
另外，托夫勒详细描述了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工业社会面临解体，信息社会日益壮大的情形，但严谨的读者会发现，托夫勒往往局限于对现象的描写，而缺乏理论建构性。在管理思想上，他对工业社会的管理原则逐步改变为信息社会的新原则进行了详细描述，但这些新原则显然不能同韦伯范式并列，更无法取代韦伯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托夫勒的论证，并未对工业社会的原则构成革命性的范式替代，充其量只是对旧原则的修正调整而已。再进一步，托夫勒的社会理论也存在类似不足。他在《第三次浪潮》中，把信息时代的问世同历史上农业的出现、工业的兴起相提并论，但却没有严格论证其合理性，更没有提出一个类似于韦伯的宏观理论架构。对照韦伯，我们就能够看清托夫勒的缺陷，即擅长“冲击”而缺乏“建构”，具有记者的激情却缺乏学者的严谨。所以，托夫勒的贡献是一种趋势性预告，而不是给未来提出应对方案。
工业社会的六大原则
管理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托夫勒认为，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二次浪潮。经济领域，原有的家庭作坊式小企业被流水作业线工厂和垄断性的托拉斯代替；政治领域，封疆裂土的领主被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代替；文化领域，不同学科纷纷开始产生，世俗领域的神学被科学代替，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论证大工业社会的优劣。
工业化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产生了对管理科学的需要，泰罗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在美国应运而起，它以“计划与执行相分离”为逻辑起点，以标准化为手段，以“合作取代对抗”为指向，孕育了早期的管理学。同一时期，马克斯 · 韦伯的权威分析以及他提出的官僚制模型，既为工业化的效率追求提供了理论阐释，又为实践科学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形式。亨利 · 法约尔立足于对管理活动的经验总结归纳，从管理的要素和原则出发，搭建起了宏观管理学的基本框架。他们三位成为20世纪早期管理学界的泰山北斗，其理论范式穿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壁垒，被迅速推广到全世界。尤其是韦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从社会、宗教、文化、制度等方面论证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在学术领域影响深远。
托夫勒认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又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各种思想观念、管理原则处于大变动时期。要了解这种变动，先要了解现状。在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泰罗、韦伯、法约尔等人的思想。“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有一整套规律和原则贯穿在它的一切活动之中，好像是经过反复设计好了似的。工业化推向全球，使它潜在的独特设计变得清晰可见。它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统筹安排了千百万人的行动。”对工业社会的总体原则，托夫勒做了以下概括：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集权化。
“标准化”：标准化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工业社会的麦当劳同农业社会的风味小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标准化。实际上，标准化并非肇始于泰罗，但泰罗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将其传播到了全世界。市场需求是工业社会生产的目的。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标准化是一项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只有标准化，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最有效地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如此一来，工业社会生产的千千万万同样的商品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标准化的可乐、汉堡、服装、鞋子、楼房、户型、汽车及零配件，标准化的作息时间、教育甚至思想观念。不仅产品在标准化、而且衍生出了劳动标准化、人员标准化、教育标准化。传媒标准化，连语言也以“普通话”取代了方言土语。环顾一下四周就会发现，我们所用、所做、所思的一切，几乎都是标准化的。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标准化的思维。
“专业化”：关于专业化的优点，最早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于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大工业社会专业化的代表是亨利 · 福特（Henry Ford）首创的汽车流水生产线。一辆T型车的生产流程，竟然达到7882道工序，每个工人只负责其中非常具体的一道工序，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汽车价格。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福特公司在美国一度占有了60%的市场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大王。实际上，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已经同专业化不可须臾分离，看病要找医生，教育要找老师，出行要找司机，甚至吃饭都要参考美食家的意见，穿衣则跟着时尚专家走，闹革命也要靠“职业革命家”。现代社会的个人，离开了各类专家，恐怕寸步难行。这种专业化的实质，是人的工具化。鉴于标准化和专业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托夫勒认为，“标准化和专业化像两个巨人，携手并肩前进”，支撑起现代工业文明。
“同步化”：在工业社会，机器是最贵重的生产资料，为了提高机器的利用率，必须要24小时不停地运转。如此一来，人们的作息时间，必须配合机器的需要，“同步化”的现象就产生了。在工业化国家，“家家户户都同时起床，同时吃饭、乘车、劳动、同时回家、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大致在同一个时间里。”在美国，有人发现在每晚特定的几分钟之内，用水量会暴增，随后又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原因在于当时正上演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几乎所有人都要趁着中间插播广告的空档去上厕所。同步化不仅影响着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追求时间的精确，也没有必要准确到分分秒秒。然而在工业社会，由于分工和同步化的存在，不同的人在工序上相互配合，一道工序上出现延误，就会导致后面所有工序的工作暂停，这会带来巨大损失，由此产生了对时间的严格要求。准时的观念，通过教育制度加以强化，日益成为人们默认的基本准则。
“集中化”：在农业社会，人们各自耕种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外部人际交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农业社会的生动写照。然而在工业社会，由于能源、工厂的集中，劳动力不得不集中到工业区居住，由此兴起了城市化的潮流。农村人口的减少，又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少量的农民，供养着总人口中占多数的城市居民食粮。成年人集中到工厂工作，家里的老弱病残无人照顾，于是养老院、幼儿园、疗养院、疯人院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将分散在各个家庭中的同类人员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统一照顾。集中化实际上跟专业化密切相关，二者一体两相，可以说是同一个原则的不同表现。
“规模化”：托夫勒认为工业社会追求规模化，是一种“好大狂”表现，“有一种德克萨斯州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大就是好，就是有效率。既然福特式的流水生产线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那么自然而然的逻辑就是将流水生产线的范围向后扩展到原材料的获取和加工，向前扩展到产品的销售和维护。生产线的无限扩张，导致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家公司雇佣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情况已不鲜见。例如，1970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雇员已达到95.6万人，另外还有雇用期一年的13.6万名临时工。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企业的人员规模也急剧扩大。据凤凰网报道，2010年，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已达167万人。就连大学，也动不动去比学生人数，比占地面积，比学科点数量。规模化不仅仅是组织规模和人员规模，更多的表现在投入规模和产出规模上。投资的“大手笔”层出不穷，一波压过一波；发展中GDP至上，一年超越一年。
“集权化”：早期管理中“计划与执行分离”的思想同专业化原则相配合，逻辑上必然导致集权化组织的出现，“最后，所有工业国家都发展了中央集权化，成为一种高超的艺术”。不仅企业在集权，而且政府也在集权。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中央集权的出现，是以丧失原有的地区自治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斯塔尔夫人慨叹道：“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是现代的。”在经济生活中，托夫勒认为，美国铁路公司的管理模式，反映了集权化的趋势。在所有组织中，集权化的管理，都表现为严格的决策与执行分离，决策者犹如人的大脑，执行者则犹如手脚。没有自己的思想却能够忠实执行决策的工人，才是组织需要的好工人；同样，不会操作机床，但懂得迅速决策的人，依旧是好领导。正是这种集权，孕育了计划经济思想。
托夫勒认为，上述六条基本原则“和谐一致，相互强化，相互补充”，是“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国家所实施的‘纲领’”。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六条原则上如出一辙。因为这些原则不是发源于政治差异，而是发源于工业化造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发源于市场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官僚机构统治世界。
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变化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那些在工业社会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原则，不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变成挑战的对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继而在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上述原则开始受到广泛质疑。托夫勒指出，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冲击，社会生活、组织管理早已超出上述原则的范畴，出现了以下特点：
个性化：同工业社会初期全面的标准化不同，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试图通过独特的外在形象、时髦的服装物品、新潮的语言动作等方式，表现自我的个性。标准化原则下塑造的“组织人”形象，早已不再是当代员工们效仿的对象，“灰色法兰绒”套装下的对组织屈膝顺从的雇员，已被身着牛仔裤T恤衫、棱角分明的员工代替。不论在哪个领域，独特性取代了雷同性，在战略领域，差异化的追求远远超过了规模化；在生产领域，定制化生产正在取代大批量生产；在消费领域，即便是工业化时代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的T恤，也被印上个性鲜明的图案而变成了文化衫。
丰富化与自助：通过分工细密的流水生产线，组织的生产率能够大幅提高，但这使员工无法感觉到工作的意义。为克服这种弊端，各种类型的团队、工作丰富化理论应运而生。同专业化原则下事事依赖专家相反，托夫勒指出，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自助”运动的潮流，人们越来越强调自己动手干活，70年代，美国的电器工具“70%是卖给了消费者”，“半数以上的建筑材料直接被房主买去，而不是由承包商买去”。同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开始转变，“过去自己动手劳动被人看不起，现在则引以为荣。人们为自己能干活儿感到自豪。”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回归到生产与消费的结合。生产者越来越多的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为此，托夫勒创造了“自产自用者”（prosumer，用producer和consumer组合而成）这一词汇。
弹性化：由于人要适应机器的节奏，所以工业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高峰”：上下班高峰、交通高峰、旅游高峰，甚至看电视也有一个“黄金时段”。托夫勒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工作社会的同步化开始逐渐转变为自由安排时间的弹性化。“1977年，西德整整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即合计五百多万职工是按这种或那种灵活工时上班的，这种制度已经在法国、芬兰、丹麦、瑞典、意大利、英国等二万二千家公司约四百万职工中实行。在瑞士，15%-20%的工业企业，已在部分或全体职工中实行这一新制度。”
分散化：工业社会初期，集中化和规模效应非常明显，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巨无霸企业”不断诞生。20世纪下半叶，由于市场环境趋于完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却不断上升。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巨无霸企业”不得不加速剥离非核心业务，由此兴起了一股“瘦身”热潮。另一方面，受益于风险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各种小公司纷纷诞生，凭借着速度优势同大企业进行竞争。在社会层面，分散化的趋势则表现为发达国家城市的“空心化”。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所形成的“无心脏结构”，神仙下凡也不可能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炮制出一个控制核心来。与这种分散化伴随，自组织成为越来越值得重视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分权化：工业化早期，老板往往事无巨细，一人包揽。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需要制定的决策数量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决策分工的需要。在组织理论中，事业部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状况。托夫勒认为，集权的管理模式，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然而，由于市场环境风云变幻，竞争不断加剧，管理层的决策量不断增加，超出了集权模式能够容纳的限度，另一方面，由于新员工的个人自主意识越来越浓，进一步从内部加速了集权式管理的变革。替代集权式管理的是什么样的新模式呢？对此，在《未来的冲击》中，托夫勒提出“临时控制组织”这一方案，后来，在《第三次浪潮》和《适应性公司》中，他将这一提法更改为“矩阵制组织”。当然，托夫勒的论述从来没有局限于管理领域，他认为各国国内的分权运动甚至分离主义，大市场中的地区市场等，都是分权化趋势的体现。
信息社会代替工业社会，冲击着原有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新原则。这些新原则，并不是托夫勒想象出来的，而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托夫勒通过大量的事实描述，为我们勾勒出了信息社会的轮廓。托夫勒关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比较，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心智，开阔人们的视野，打破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认知局限，进行深入思考。
托夫勒所言，立足于事实，而且多数也逐渐在后来应验。但是，对“第三次浪潮”的总体判断，不能被托夫勒牵着鼻子走。虽然信息社会的冲击的确存在，但笔者认为托夫勒有将这种冲击夸大化的倾向。他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了记者式的“危言耸听”表达方式。在对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同原则的描述中，他似乎将这些原则放到了截然对立的位置，实际上，有许多表面对立的原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以集权和分权为例，集权是工业社会的原则，分权是信息社会的趋向，然而，集权与分权并非是两极化的相互替代，而是适应环境需要的相互补充。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大量分权管理现象，信息社会也有集权管理模式。所以，托夫勒的观点，可以使人惊醒，却难以使人信服。
另外，托夫勒详细描述了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工业社会面临解体，信息社会日益壮大的情形，但严谨的读者会发现，托夫勒往往局限于对现象的描写，而缺乏理论建构性。在管理思想上，他对工业社会的管理原则逐步改变为信息社会的新原则进行了详细描述，但这些新原则显然不能同韦伯范式并列，更无法取代韦伯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托夫勒的论证，并未对工业社会的原则构成革命性的范式替代，充其量只是对旧原则的修正调整而已。再进一步，托夫勒的社会理论也存在类似不足。他在《第三次浪潮》中，把信息时代的问世同历史上农业的出现、工业的兴起相提并论，但却没有严格论证其合理性，更没有提出一个类似于韦伯的宏观理论架构。对照韦伯，我们就能够看清托夫勒的缺陷，即擅长“冲击”而缺乏“建构”，具有记者的激情却缺乏学者的严谨。所以，托夫勒的贡献是一种趋势性预告，而不是给未来提出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