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财富大量涌出后，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靠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靠传统手段也解决不了，只有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认为政治环境决定性地影响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贫富差距靠市场自发调节无法有效解决。
　　
　　要制约大大小小的无限膨胀的权力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权力的制约开始，首先要制约大大小小的无限膨胀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它追逐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和大众的利益。归根结底，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起破坏作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无论姓社姓资，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摆脱这个魔咒。所以才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上边让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底下该做什么他还做什么的局面。比如土地流转是好政策，但执行过程中如果不尊重农民意愿，不符合农民权益，如果主动权落入不受制约的地方官员手里，这个好政策，也可能会成为豪强兼并的工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键不在于私有化还是非私有化，关键在于这些土地在一段时间内会落入什么样的人手里，在于一段时间里参与流转、交出土地的农民有没有最后保障。可怕的是在目前的管理体制环境中，官员中不缺乏将中央政策转化成为己所用的地方特色的天才。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耐人寻味的部分是，在权力的分立和制约之后，首先是扩大和巩固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使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而权力的分立和制约之所以能在中外历史上发生，也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突发善心，想把权力分给别人，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我们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一样，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权力真空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大混乱。但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扩大执政基础，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进行坚决果断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体改革可从权力的制约和分立开始
　　
　　要制约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力不一定从多党制开始，不一定从选举制开始。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100年来，香港在英王的统治下并没有实行普选制，但香港的民主法制却建立了很好的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民主制度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即使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撤消种族隔离制度。欧洲的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地球上没有例外。这些都说明，民主制度的建设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是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迈出第一步，从权力的制约和分立开始。如果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约，所有的美好愿望、伟大理想都可能在腐败放纵中消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当各类统治者提出不同程度的权力的分立和制约时，第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这就是君主立宪的目的。当治理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当权力的行使遇到中梗阻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收拾一两个人，而是制定新的符合新的现实的规矩和制度，这就是人类社会对宪政制度的朴素需求和宪政制度的最初来源。因此，依法治国必须要搞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比如说，为什么不能让各级财政受到同级人大的有效制约呢？在专制制度下，国库里的处长、司长等等自大狂和耗子们支配财富的权力一定会大于皇上，皇上不可能知道国库里的钱是怎么进、怎么出的。所以进步的财政管理体制一定要受到同级人大的有效制约，没有制约就不可能有监督。应该说一些极个别地方和部门管理机构即不代表中央，也不代表当地老百姓，只代表部分围绕着自己的利益群体。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欲望和素质，决定性原因还是制度和环境。而中央的权威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中被逐步蚕食。
　　如果民主和法制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这个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那就说明某个方面已经出问题了。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派生出来的利益集团、权势集团，正在威胁党的领导，正在挑战中央权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和民族的梦魇。只要任其横行，任何社会和民族都无前途可言。
　　（作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