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夷山五夫镇“兴贤书院”门额上，有“洙泗心源”四个砖雕汉字画面。洙泗是孔孟故乡的两条河流，“洙泗心源”即指代朱子理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武夷山风景区朱熹纪念馆馆联如是题到：“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
　　五夫镇政府大院内，处处是高耸的樟树、蓊郁的竹林、带着小鸡觅食的母鸡，它有一种与生命、与土地贴得很近的亲切感。几棵大樟树已有850年的历史了，其中就有一棵是朱熹亲手种植的。朱熹是武夷之子，垂暮之年还写诗怀念五夫潭溪旧居：“忆住潭溪四十，好峰无数列窗前。”


　　朱熹祖籍正是当代文青趋之若鹜的旅行圣地——江西婺源（当年属徽州），出生于福建尤溪。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14岁，父亲朱松病逝，临终托孤于崇安（今武夷山市）籍的挚友刘子羽。受朱松托孤重任的刘子羽为这对孤儿寡母专门盖了个紫阳楼。从此朱熹定居武夷山麓的五夫里前后达50年之久（其间，出仕九年，立朝四十日）直至晚年于绍熙四年（1193年）迁居建阳考亭为止。在那个文化气息很浓的时代，朱熹长期生活在武夷山区，为了生活、事业、友情、怡情，足迹踏遍大武夷的山山水水，除了在外当官、讲学的时间，朱熹基本上就在崇安、建阳生活。
　　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他集大成发展的“新儒学”被国际汉学称为“后孔子主义”。他除了在武夷山之外的地区创办与恢复了寒泉、云谷、考亭、白鹿洞等多座著名书院外，还在崇安县境内创设书院并在多座书院讲学、论辨、著书、立说。当时不少名士也纷纷慕名而至，其中有二人就是诗人陆游（1125～1210）和词人辛弃疾（1140～1207）。古代文人为了寄寓个人情怀，彰显自我性格，表达个人志向，会给自己额外取个“字”，老了心境又不一样的，再给自己取个“号”，一个不够用就俩。三位文化巨人在他们中晚年后，都给自己取了新的字号，号中都带个“翁”字。朱熹号晦翁，陆游号放翁，辛弃疾号瓢翁。三人蹲九曲第五曲“茶灶石”上品茗，一边喝茶一边唠嗑，有一天思维跳跃的瓢翁发问：“要不咱也给屁股底下这块磐石取个号？”才情放浪的放翁说：“我早就想好了，茶灶石，多好听。”早有为此景取名而不得的晦翁抚掌大悦，说：“茶灶石？太好了！明儿就来题上！”传说，巨石上镌刻的“茶灶”二字，就是朱熹当年亲笔题写并请工匠刻上的。
　　说到石刻，朱熹的足迹几乎踏遍福建各地，他的摩崖题刻也遍布全省各地。据民国《福建通志》（1938年版，下同）载，朱熹撰题的碑铭摩崖有70多处，分布于建宁、崇安（武夷山）、尤溪等20多个县，尤以崇安和同安为多。武夷山现存朱熹摩崖题刻共13方，约占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内现存古代摩崖题刻326方的4%，占现存宋代摩崖题刻35方的37%，数量仅次于明万历年间隐居于武夷山云窝的卸任兵部侍郎陈省（32方）。


　　朱熹不仅书法饱满遒劲，自成一家，诗作也是值得玩赏的。脍炙人口的还是他描写武夷山光水色的千古绝唱《九曲掉歌》。该诗写于绍熙四年（1193年），是朱熹陪同辛弃疾泛舟九曲后所作。当代大文豪郭沫若1962年冬天游武夷泛舟九曲时唱道：“九曲清流绕武夷，掉歌首唱自朱熹。”明代胡应麟称“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沈栗城则有“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清代纪晓岚说：“宋五子（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中，惟文公诗学功候为深。”
　　人说朱子“存天理，灭人欲”，也不无后辈过分夸大“理”和“欲”的对立面之嫌。张渝民先生说：“作为独树一帜的武夷古文化以古越渔猎农耕文化为源头，经汉唐时的发展，最终以集孔孟传统儒学和佛、道学三大成的朱子理学为核心，在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和闽北山地文化的撞击、整合和交融中脱颖而出。”真正指出了朱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