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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下午，“成渝经济区”的首倡者和推动者——林凌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刚坐下 ，就亲切地对记者侃侃而谈。浑厚磁性的嗓音、敏捷缜密的思维，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5岁的老者。在平缓的叙述中，一段关于成渝经济区的往事，如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的微澜，慢慢延展开去。
难以割舍的成渝情结
“对成都和重庆，我都不陌生，也对这两个城市充满感情。”林凌深情地回忆道。
早在北京读书时期，林凌就参加了地下党从事学生运动，并对抗战胜利后重庆的情况十分关注。“那时从各种渠道了解我党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和重庆发生的镇压民主党派和学生运動的事件，对重庆的街道名等情况都很熟悉，以至于后来真的到了重庆，觉得就像以前来过似的，十分亲切。”
1950年，重庆解放不久，林凌作为南下干部来到重庆工作，一干就是8年。其间，林凌在重庆钢铁公司亲历了建设成渝铁路的伟大时刻。那段火热的岁月，林凌至今难以忘怀。“当时使用的钢轨，都是重钢生产的，一共产出了1万3千吨钢轨，保障了铁路的贯通。”1952年7月，林凌和钢铁工人代表一起乘坐第一列火车，从重庆到成都参加了贺龙主持的成渝铁路通车典礼。这也是林凌第一次到成都。
1959年，林凌调到四川省委工作，后又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从此在成都住了数十年，直到现在。“但我还是经常到重庆和四川各地出差。”1983年至1997年，林凌参加了中央批准的重庆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重庆被列为首个国家计划单列市，林凌被聘为重庆市政府经济顾问，被称为“最受重庆欢迎的人”。
从设想到行动
1997年重庆成为第四个中央直辖市后，行政上的“分家”，使川渝经济、财政成为独立的两个体系，既增强了各自的发展能力，但又削弱了相互的专业化协作功能。当时学术界就已经在思考，川渝两地在行政区划上分开后，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协调的问题。就在那一年，林凌在完成《成都平原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课题时鲜明地提出，“成都与重庆必须合作，建立以成都和重庆为两极的长江上游经济圈”。
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林凌认为，成渝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自然地理概念和经济区域概念。经过2000多年的开发，已形成一个环境优越，人口密集、城镇发达、交通便捷、经济发展强劲的地区。在西部、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地位。“从解放前和解放以来的分省地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省区的地图都是一幅，而四川是两幅，另一幅就是成渝地区图。”
2001年，在西南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上，当时重庆市的领导同志向四川省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如何加强川渝联合发展的问题，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林凌在会上提出，这个课题的前期研究工作可以由川渝两地的科研人员来承担。从此，林凌和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就开始了川渝合作的调查研究，并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和著作。这样的设想，在两年后变为了实际的行动。
2003年11月，由林凌牵头，联合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廖元和教授、四川省社科院刘世庆教授以及川渝数十位专家申报的“十一五”规划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正式启动。在国家发改委、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四川省社科院的资金支持下，林凌等人深入巴蜀大地，对成渝地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2005年9月，课题组完成《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面向未来的七点策略和行动计划》，上报国家发改委并公开出版。这个报告首次明确界定了成渝经济区的范围：包括重庆36个县、四川15市、城市35个（特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16个，小城市17个）；面积20.28万平方公里，占四川、重庆两省市总面积的35.75%；人口9956.06万人，占四川、重庆两省市总人口的85.39%。
这个课题所界定的成渝经济区的范围，所研究的成渝经济区的经济特征、区域分工、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以及带动西部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等问题，许多为今年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理论与实际的参考。
“虽然成渝经济区面积仅占全国的1.7%，但聚集了全国4.7%的GDP和接近8%的人口，且两地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为成渝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开发潜质。” 对于成渝经济区建设，经过了详细调研的林凌充满着信心。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非想象的那样顺利。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成渝经济区的设想提出得早，科研层面的成果也出得早，但是从政府的层面来看，直到2011年3月才出台《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间经过八年时间。林凌将这个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就像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说明实行跨行政区的经济区改革多么艰难。
即便如此，成渝两地区域经济的合作并未因此受到阻滞。实际上，从第一轮西部大开发开始，川渝双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意识就不断在增强，共建成渝经济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已经逐步成为双方共识。
2004年2月3日，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成都签署了《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包括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6个方面的具体协议），这标志着1997年重庆直辖后川渝竞争合作关系乃至整个川渝经济区建设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7年4月2日，川渝两省市进一步在成都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以及交通、旅游、工业等部门的合作协议，确立进一步加强川渝联合与协作的总体框架。
2006年11月中旬，“第一届川渝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重庆成功举办，川渝之间在多层面达成了合作共识；2009年11月底，第二届川渝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召开，林凌在会上呼吁，成渝经济区的形成需要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希望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引起高度重视，积极促进成渝经济区整体规划出台，积极推动成渝经济区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在此期间，民建中央和四川、重庆民建省委市委、全国工商联和四川、重庆工商联分别在重庆和成都举办研讨会，大力推动；四川和重庆接壤县区相互出访并联合召开经济合作对接会，签署合作协议。四川环重庆的地级市的党政领导多次造访重庆市领导，谋求区域协作。两省市各政府部门也频繁进行对口交流，衔接交通建设等。这一切活动使成渝经济互融度进一步提高。川渝合作已经从学者研究向政府推动，民间组织推动和企业互动深化。”林凌说。
与此同时，四川和重庆都加强了经济工作力度和对外开放深度。同时都被国家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四川提出建设西部发展高地的战略目标，重庆提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战略举措。正是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成渝经济区呼之欲出。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召开成渝经济区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座谈会，启动成渝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但由于汶川“5·12”特大地震而延缓。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编制《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上报国务院。2011年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这意味着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已正式从区域合作层面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从林凌脑海中的设想，到国家级规划的正式出台，历经14年光阴。
“这充分说明了改革的艰难。”林凌感叹道。从按行政计划发展经济，到以区域规划发展经济，从计划手段到市场手段，这段改革发展的历程，实属不易。
合作才能共创美好未来
不可否认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渝之争”一直是一个敏感而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林凌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成渝经济区的问题，而是按行政区域发展经济到按经济区域发展经济变革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是我国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无法避免的问题。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区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因此，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必须同时进行财政税收等体制改革，协调行政区之间的政策。经济区内必须坚持专业化协作和合作共赢，不能只强调合作，否定竞争。同时，由于经济区内存在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因此，建立行政区之间的协调机构和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谈到《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重要意义时，林凌高度评价国务院对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批示。国务院认为，成渝经济区是我国人口、城镇、产业聚集区，自然禀赋优良，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快成渝经济区发展，对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調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林凌认为，国务院的批示说明，成渝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鼎立于我国东西的全国性经济增长极。它的成长壮大，将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犄角之势，推动我国西部像东部那样发达起来，越过亚欧大陆，走向世界。
在林凌看来，中国开放的前30年，主要是向东开放，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以后的30年，在进一步向东开放的同时，要用高速高铁，打通亚欧大陆，向西开放，从西部走向欧洲，走向世界。成渝经济区正是引领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大开放的领头羊。成渝经济区应紧紧抓住这个机遇，首先要像国务院所要求的那样，深化改革，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内陆开放性经济，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力争2015年，使成渝经济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成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与此同时，要加快成渝经济区向区外，特别是通向西部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航运、管道运输等建设，使成渝经济区成为我国通江达海越边的综合交通枢纽，使川渝两地与周边各国联系起来，跟亚欧大陆的国家联系起来，从西部走向世界。
林凌认为，成渝经济区今后还将有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成渝高铁、成西高铁、渝西高铁、成兰铁路、渝兰铁路、成贵高铁、成昆改造，可以使成都、重庆、西安三个以战略高技术为特色的特大城市紧密结合，成为我国战略高技术重要基地。向西发展，可形成两条“现代丝绸之路”。一是西安经新疆通向中亚、西亚到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一是成都经云南昆明到缅甸、印度、南亚到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
【专家简介】林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100位经济学家之一。1926年2月生，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49年调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1950年到重庆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局办事处工作，1954年调重庆钢铁公司工作，1959年调四川省委工作，1962年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1972年调四川省委工作，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十大英才，荣获四川省优秀创新人才称号。长期从事企业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区域经济研究，出版专著多部，论文多篇，先后提出过国有企业扩权改革建议、中心城市改革建议、发展成渝经济区建议、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议，为国务院总理及省领导所采纳。
难以割舍的成渝情结
“对成都和重庆，我都不陌生，也对这两个城市充满感情。”林凌深情地回忆道。
早在北京读书时期，林凌就参加了地下党从事学生运动，并对抗战胜利后重庆的情况十分关注。“那时从各种渠道了解我党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和重庆发生的镇压民主党派和学生运動的事件，对重庆的街道名等情况都很熟悉，以至于后来真的到了重庆，觉得就像以前来过似的，十分亲切。”
1950年，重庆解放不久，林凌作为南下干部来到重庆工作，一干就是8年。其间，林凌在重庆钢铁公司亲历了建设成渝铁路的伟大时刻。那段火热的岁月，林凌至今难以忘怀。“当时使用的钢轨，都是重钢生产的，一共产出了1万3千吨钢轨，保障了铁路的贯通。”1952年7月，林凌和钢铁工人代表一起乘坐第一列火车，从重庆到成都参加了贺龙主持的成渝铁路通车典礼。这也是林凌第一次到成都。
1959年，林凌调到四川省委工作，后又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从此在成都住了数十年，直到现在。“但我还是经常到重庆和四川各地出差。”1983年至1997年，林凌参加了中央批准的重庆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重庆被列为首个国家计划单列市，林凌被聘为重庆市政府经济顾问，被称为“最受重庆欢迎的人”。
从设想到行动
1997年重庆成为第四个中央直辖市后，行政上的“分家”，使川渝经济、财政成为独立的两个体系，既增强了各自的发展能力，但又削弱了相互的专业化协作功能。当时学术界就已经在思考，川渝两地在行政区划上分开后，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协调的问题。就在那一年，林凌在完成《成都平原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课题时鲜明地提出，“成都与重庆必须合作，建立以成都和重庆为两极的长江上游经济圈”。
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林凌认为，成渝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自然地理概念和经济区域概念。经过2000多年的开发，已形成一个环境优越，人口密集、城镇发达、交通便捷、经济发展强劲的地区。在西部、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地位。“从解放前和解放以来的分省地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省区的地图都是一幅，而四川是两幅，另一幅就是成渝地区图。”
2001年，在西南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上，当时重庆市的领导同志向四川省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如何加强川渝联合发展的问题，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林凌在会上提出，这个课题的前期研究工作可以由川渝两地的科研人员来承担。从此，林凌和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就开始了川渝合作的调查研究，并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和著作。这样的设想，在两年后变为了实际的行动。
2003年11月，由林凌牵头，联合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廖元和教授、四川省社科院刘世庆教授以及川渝数十位专家申报的“十一五”规划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正式启动。在国家发改委、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四川省社科院的资金支持下，林凌等人深入巴蜀大地，对成渝地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2005年9月，课题组完成《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面向未来的七点策略和行动计划》，上报国家发改委并公开出版。这个报告首次明确界定了成渝经济区的范围：包括重庆36个县、四川15市、城市35个（特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16个，小城市17个）；面积20.28万平方公里，占四川、重庆两省市总面积的35.75%；人口9956.06万人，占四川、重庆两省市总人口的85.39%。
这个课题所界定的成渝经济区的范围，所研究的成渝经济区的经济特征、区域分工、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以及带动西部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等问题，许多为今年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理论与实际的参考。
“虽然成渝经济区面积仅占全国的1.7%，但聚集了全国4.7%的GDP和接近8%的人口，且两地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为成渝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开发潜质。” 对于成渝经济区建设，经过了详细调研的林凌充满着信心。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非想象的那样顺利。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成渝经济区的设想提出得早，科研层面的成果也出得早，但是从政府的层面来看，直到2011年3月才出台《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间经过八年时间。林凌将这个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就像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说明实行跨行政区的经济区改革多么艰难。
即便如此，成渝两地区域经济的合作并未因此受到阻滞。实际上，从第一轮西部大开发开始，川渝双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意识就不断在增强，共建成渝经济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已经逐步成为双方共识。
2004年2月3日，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成都签署了《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包括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6个方面的具体协议），这标志着1997年重庆直辖后川渝竞争合作关系乃至整个川渝经济区建设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7年4月2日，川渝两省市进一步在成都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以及交通、旅游、工业等部门的合作协议，确立进一步加强川渝联合与协作的总体框架。
2006年11月中旬，“第一届川渝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重庆成功举办，川渝之间在多层面达成了合作共识；2009年11月底，第二届川渝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召开，林凌在会上呼吁，成渝经济区的形成需要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希望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引起高度重视，积极促进成渝经济区整体规划出台，积极推动成渝经济区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在此期间，民建中央和四川、重庆民建省委市委、全国工商联和四川、重庆工商联分别在重庆和成都举办研讨会，大力推动；四川和重庆接壤县区相互出访并联合召开经济合作对接会，签署合作协议。四川环重庆的地级市的党政领导多次造访重庆市领导，谋求区域协作。两省市各政府部门也频繁进行对口交流，衔接交通建设等。这一切活动使成渝经济互融度进一步提高。川渝合作已经从学者研究向政府推动，民间组织推动和企业互动深化。”林凌说。
与此同时，四川和重庆都加强了经济工作力度和对外开放深度。同时都被国家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四川提出建设西部发展高地的战略目标，重庆提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战略举措。正是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成渝经济区呼之欲出。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召开成渝经济区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座谈会，启动成渝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但由于汶川“5·12”特大地震而延缓。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编制《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上报国务院。2011年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这意味着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已正式从区域合作层面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从林凌脑海中的设想，到国家级规划的正式出台，历经14年光阴。
“这充分说明了改革的艰难。”林凌感叹道。从按行政计划发展经济，到以区域规划发展经济，从计划手段到市场手段，这段改革发展的历程，实属不易。
合作才能共创美好未来
不可否认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渝之争”一直是一个敏感而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林凌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成渝经济区的问题，而是按行政区域发展经济到按经济区域发展经济变革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是我国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无法避免的问题。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区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因此，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必须同时进行财政税收等体制改革，协调行政区之间的政策。经济区内必须坚持专业化协作和合作共赢，不能只强调合作，否定竞争。同时，由于经济区内存在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因此，建立行政区之间的协调机构和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谈到《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重要意义时，林凌高度评价国务院对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批示。国务院认为，成渝经济区是我国人口、城镇、产业聚集区，自然禀赋优良，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快成渝经济区发展，对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調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林凌认为，国务院的批示说明，成渝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鼎立于我国东西的全国性经济增长极。它的成长壮大，将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犄角之势，推动我国西部像东部那样发达起来，越过亚欧大陆，走向世界。
在林凌看来，中国开放的前30年，主要是向东开放，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以后的30年，在进一步向东开放的同时，要用高速高铁，打通亚欧大陆，向西开放，从西部走向欧洲，走向世界。成渝经济区正是引领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大开放的领头羊。成渝经济区应紧紧抓住这个机遇，首先要像国务院所要求的那样，深化改革，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内陆开放性经济，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力争2015年，使成渝经济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成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与此同时，要加快成渝经济区向区外，特别是通向西部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航运、管道运输等建设，使成渝经济区成为我国通江达海越边的综合交通枢纽，使川渝两地与周边各国联系起来，跟亚欧大陆的国家联系起来，从西部走向世界。
林凌认为，成渝经济区今后还将有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成渝高铁、成西高铁、渝西高铁、成兰铁路、渝兰铁路、成贵高铁、成昆改造，可以使成都、重庆、西安三个以战略高技术为特色的特大城市紧密结合，成为我国战略高技术重要基地。向西发展，可形成两条“现代丝绸之路”。一是西安经新疆通向中亚、西亚到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一是成都经云南昆明到缅甸、印度、南亚到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
【专家简介】林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100位经济学家之一。1926年2月生，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49年调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1950年到重庆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局办事处工作，1954年调重庆钢铁公司工作，1959年调四川省委工作，1962年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1972年调四川省委工作，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十大英才，荣获四川省优秀创新人才称号。长期从事企业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区域经济研究，出版专著多部，论文多篇，先后提出过国有企业扩权改革建议、中心城市改革建议、发展成渝经济区建议、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议，为国务院总理及省领导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