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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许知远是去年12月份的事。电话里的他，声音谦逊却难掩疲惫。谈话不时地被开会通知等各种杂事打断，而许知远的思维就这样在日常工作琐事与他的写作世界之间来回自如地穿梭。
2011年，许知远的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出版。与之前关注国内社会民生不同，在新书里，许知远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全世界。这在笔者看来，是许知远写作的新尝试。但他本人则不以为然：“表面上是一种写作的转变，但实际上我一直都对世界充满了兴趣。”涉足媒体行业之初，许知远曾先后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章以国际评论为主。可以说，之前许知远的关注焦点一直都在全世界。“只不过这次我了解世界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通过读书这种抽象的视角来理解，而这次是通过旅行。”带着一个陌生人对外部的未知和好奇，许知远游荡着，思考着，了解着中国和世界的故事。
在旅途中收获恐惧
加缪曾说过，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而许知遠认为，旅行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重新获得一种陌生感。“你在旅行中变成陌生人，这样就会对这个世界更加敏感。”而加缪所说的旅行中的恐惧，在许知远看来，是让自己敏感的前提——“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人类几千年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也就是在这恐惧带来的敏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探索中逐渐构筑而成的。
然而，许知远觉得自己成不了加缪那样的旅行者，也无法像他那样深刻地体会旅行所带来的恐惧。许知远的旅行，寻求的更多是“愉悦和知识”，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故事”。与之前的几部作品描述中国社会现实后流露出的淡淡哀伤不同，《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比如，许知远描述自己在印度和埃及这两个文明古国的见闻时，不乏对这些古国今时今日的衰败景象发出感慨，但是这种衰落的趋势，并没有给他带来恐惧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人类的延续性，包括人类很多有趣的侧面，比如文明怎样从顶峰开始衰落，以及文明怎样去重新定义自身”，与此同时，“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
旅行让许知远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使他心目中的中国越发清晰，更让他看到了繁荣中国背后潜藏的困境。但旅行能够带来知识和启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但也有很多相似的价值观、相似的困境。通过旅行，我们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面对这些困境的。”他说，“要了解自身，首先要了解世界，了解别人的故事。”
阅读是一种逃避
读过许知远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文章中充溢的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作为北大微电子专业的毕业生，他的阅读爱好却跟本专业毫无关系。“很多人都是这样，学的东西和想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生活中的许知远，除了喜欢阅读西方学者的理论著作之外，历史、政治、文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我就是什么书都看，除了数学和物理”。他对于文史政类书籍的热爱，可以追溯到高中和大学时期。学校图书馆里各种翻译书，成为他最主要的阅读来源。而高中时痴迷的李敖对西方体系的极力推崇，也让他的知识系统中充满了英美色彩。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他的思维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
书总是伴随着他，无论是旅行途中，还是参加活动的间隙，他的手边总会有一本书，或是杂志。即使是第一次去纽约，作为一个撰写国际评论的记者，许知远却没有想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而是在二手书店里消磨了大部分的时光。2004年，在阿拉法特处于弥留之际的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而至，只为记录下历史性的一刻。而许知远却可以在表情亢奋的人群中气定神闲地看报纸，仿佛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与己无关。
许知远说，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所以阅读之于许知远，就像旅行一样，是一种回避现实的方式。“现实中有很多无聊的、无意义的东西。我通过阅读来逃避现实中我觉得无聊的东西。”
躲进书籍的世界，虽然逃避了现实，却为许知远打开了了解现实的更广阔的窗口。
中国的“悲观”描述者
23岁就立志以写作为生的许知远，很长一段时间关注的都是西方的世界。那时的许知远，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没有了解。朋友说他谈论中国的语气“就像一个外来者”。2002年，这个“外来者”第一次出国，也第一次得以与之前只出现在书本上的人物进行真正的交流，也从中体悟到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应当有更多事情可以做。
长时间的国际评论写作让许知远渐渐感到厌倦，他开始问自己，除了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等西方学者的名字在文章中翻来覆去之外，是否有能力描述自己的国家？“如果要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 2004年，他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这可以算是他将关注点转向中国的开始。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许知远从北到南游历中国大地，用冷静的眼光观察着这个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尚还陌生的古老国度，也感受着这个受世界瞩目的、崛起中的大国在欣欣向荣背后的落寞。
“悲观”是许知远描写中国时最主要的基调。当全世界都在赞叹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时，许知远却总是充满忧虑。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这一派繁荣的景象，却让许知远越发悲伤。在他的笔下，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在今天却逐渐变成一个有着丑陋而又千篇一律的面孔的、没有“灵魂”的社会。传统被破坏，历史悠久的建筑，正在被丑陋的钢筋混凝土取代，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无根的国家”。“他们可以建造一条铁路、建立一家化工厂、设计一幢新建筑，但他们的影响经常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因此，在许知远看来，中国社会在精神上是匮乏的，而物质生活的丰富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没有精神上的丰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无法长久维持物质的丰富，因为很大程度上，物质是精神创造的。中国现在的物质丰富，本身是很单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买一个iPad，是美国生产的。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有的只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已。”所以，许知远并不否认自己对中国的现状持着“悲观”的态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本身就对时代具有批评性。而且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你生活的中国，你生活的社会，不悲观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知识分子是精神世界的提醒者
许知远曾说，我们的时代病了。长期的物质匮乏使人们“只对那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感兴趣而我们价值观中人文情怀的因素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在《中国纪事》中，他写道：“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的需求中物质的、权力的、贪婪的欲望被迅速放大，而精神的、温情的、非功利的因素则被广泛漠视。”
缺乏精神支柱的社会，也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如今年轻人热衷考取公务员的职业选择和个人追求，被许知远认为是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一个集中体现。“大家都希望能够进入到体制中去，这就说明社会有一种官僚化的倾向，官僚是缺乏创造力的。”而在外国游历期间结识的中国留学生，让他看到这种问题在漂泊在外的年轻人身上更甚于国内。他说：“去了异国他乡，他们有身份上的危机，他们会本能地认同中国的东西，从而更缺乏批判性，这样让他们的思想更封闭。”真正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年轻人，应该有“更多元的选择，能为社会提供新鲜的血液，而不是急着进入一种体制，因为体制是反对独立性的”。
精神世界的匮乏，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匮乏”更明显，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的也是更迷茫困惑的世界。所以，许知远觉得，“因为文明的传承就是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所以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为下一代人提供更丰富的精神上的可能性”。而知识分子作为“思考和表达的一群人，要表达出更丰富的思想，要有基本的是非和常识，对世界有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而他们是否能够影响年轻人，这需要年轻人做出选择”。所以，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与年轻人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所幸的是，随着许知远“发现中国”的脚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开始学会跳出固有的思想藩篱，更成熟、更理智地看待这个社会。就像许知远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所有人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它。你是局限在你的小世界，还是拥抱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迎接写作的“第二股风”
许知远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能够自由而负责任地表达对社会的判断和思考，从而影响社会的精神世界。然而让他无奈的是，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并不能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不发出这些声音。“这当中有政治体制的原因，也有市场的诱惑，大众的诱惑，以及自身缺乏主见，这些都是影响因素。所以知識分子首先要要求自己，才能够要求社会。”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面临着现实与精神世界的一种悖论：“倘若你无动于衷于中国的种种困境，你必定是个逃避主义者；但倘若你的头脑与内心被这些困境全盘占据，你又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许知远自己也曾经面临同样的两难，写作生涯以来犀利的评论与见解，让他与众不同，为他赢得了喝彩。但他也曾怀疑过，如果它们带来的是“伤害、危险、孤立”的话，自己的这种写作是否依然能够继续。
在剑桥大学访问的一年，让许知远有机会找寻到写作生涯的第二股风。在渐渐不满足“即兴、激情、碎片、截稿压力式的写作”之后，许知远的热情慢慢退却。他希望自己不再只是依赖于已有的众多西方学者的思想，而是能够“写得更深入、更系统、更富个人洞察力，要承担起一个作家对应的知识与道德上的责任”。于是，他不再只是单纯“愤愤然”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困境，而是“更有耐心也更富创造力地面对这一切”，努力确立自己的“个人精神”，“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承担对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接受源自内心的喜悦和挫败”。《中国纪事》的最后一页上，许知远写道：“当我最终能建立起这种‘个人精神’时，我的第二股风也就悄然地吹来了。”那现在，期待中的这股风到来了没有呢？“应该是正在发生吧。我尽量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对世界表达的角度。”他说。
2011年，许知远的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出版。与之前关注国内社会民生不同，在新书里，许知远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全世界。这在笔者看来，是许知远写作的新尝试。但他本人则不以为然：“表面上是一种写作的转变，但实际上我一直都对世界充满了兴趣。”涉足媒体行业之初，许知远曾先后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章以国际评论为主。可以说，之前许知远的关注焦点一直都在全世界。“只不过这次我了解世界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通过读书这种抽象的视角来理解，而这次是通过旅行。”带着一个陌生人对外部的未知和好奇，许知远游荡着，思考着，了解着中国和世界的故事。
在旅途中收获恐惧
加缪曾说过，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而许知遠认为，旅行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重新获得一种陌生感。“你在旅行中变成陌生人，这样就会对这个世界更加敏感。”而加缪所说的旅行中的恐惧，在许知远看来，是让自己敏感的前提——“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人类几千年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也就是在这恐惧带来的敏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探索中逐渐构筑而成的。
然而，许知远觉得自己成不了加缪那样的旅行者，也无法像他那样深刻地体会旅行所带来的恐惧。许知远的旅行，寻求的更多是“愉悦和知识”，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故事”。与之前的几部作品描述中国社会现实后流露出的淡淡哀伤不同，《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比如，许知远描述自己在印度和埃及这两个文明古国的见闻时，不乏对这些古国今时今日的衰败景象发出感慨，但是这种衰落的趋势，并没有给他带来恐惧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人类的延续性，包括人类很多有趣的侧面，比如文明怎样从顶峰开始衰落，以及文明怎样去重新定义自身”，与此同时，“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
旅行让许知远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使他心目中的中国越发清晰，更让他看到了繁荣中国背后潜藏的困境。但旅行能够带来知识和启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但也有很多相似的价值观、相似的困境。通过旅行，我们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面对这些困境的。”他说，“要了解自身，首先要了解世界，了解别人的故事。”
阅读是一种逃避
读过许知远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文章中充溢的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作为北大微电子专业的毕业生，他的阅读爱好却跟本专业毫无关系。“很多人都是这样，学的东西和想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生活中的许知远，除了喜欢阅读西方学者的理论著作之外，历史、政治、文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我就是什么书都看，除了数学和物理”。他对于文史政类书籍的热爱，可以追溯到高中和大学时期。学校图书馆里各种翻译书，成为他最主要的阅读来源。而高中时痴迷的李敖对西方体系的极力推崇，也让他的知识系统中充满了英美色彩。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他的思维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
书总是伴随着他，无论是旅行途中，还是参加活动的间隙，他的手边总会有一本书，或是杂志。即使是第一次去纽约，作为一个撰写国际评论的记者，许知远却没有想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而是在二手书店里消磨了大部分的时光。2004年，在阿拉法特处于弥留之际的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而至，只为记录下历史性的一刻。而许知远却可以在表情亢奋的人群中气定神闲地看报纸，仿佛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与己无关。
许知远说，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所以阅读之于许知远，就像旅行一样，是一种回避现实的方式。“现实中有很多无聊的、无意义的东西。我通过阅读来逃避现实中我觉得无聊的东西。”
躲进书籍的世界，虽然逃避了现实，却为许知远打开了了解现实的更广阔的窗口。
中国的“悲观”描述者
23岁就立志以写作为生的许知远，很长一段时间关注的都是西方的世界。那时的许知远，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没有了解。朋友说他谈论中国的语气“就像一个外来者”。2002年，这个“外来者”第一次出国，也第一次得以与之前只出现在书本上的人物进行真正的交流，也从中体悟到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应当有更多事情可以做。
长时间的国际评论写作让许知远渐渐感到厌倦，他开始问自己，除了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等西方学者的名字在文章中翻来覆去之外，是否有能力描述自己的国家？“如果要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 2004年，他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这可以算是他将关注点转向中国的开始。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许知远从北到南游历中国大地，用冷静的眼光观察着这个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尚还陌生的古老国度，也感受着这个受世界瞩目的、崛起中的大国在欣欣向荣背后的落寞。
“悲观”是许知远描写中国时最主要的基调。当全世界都在赞叹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时，许知远却总是充满忧虑。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这一派繁荣的景象，却让许知远越发悲伤。在他的笔下，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在今天却逐渐变成一个有着丑陋而又千篇一律的面孔的、没有“灵魂”的社会。传统被破坏，历史悠久的建筑，正在被丑陋的钢筋混凝土取代，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无根的国家”。“他们可以建造一条铁路、建立一家化工厂、设计一幢新建筑，但他们的影响经常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因此，在许知远看来，中国社会在精神上是匮乏的，而物质生活的丰富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没有精神上的丰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无法长久维持物质的丰富，因为很大程度上，物质是精神创造的。中国现在的物质丰富，本身是很单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买一个iPad，是美国生产的。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有的只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已。”所以，许知远并不否认自己对中国的现状持着“悲观”的态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本身就对时代具有批评性。而且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你生活的中国，你生活的社会，不悲观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知识分子是精神世界的提醒者
许知远曾说，我们的时代病了。长期的物质匮乏使人们“只对那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感兴趣而我们价值观中人文情怀的因素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在《中国纪事》中，他写道：“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的需求中物质的、权力的、贪婪的欲望被迅速放大，而精神的、温情的、非功利的因素则被广泛漠视。”
缺乏精神支柱的社会，也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如今年轻人热衷考取公务员的职业选择和个人追求，被许知远认为是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一个集中体现。“大家都希望能够进入到体制中去，这就说明社会有一种官僚化的倾向，官僚是缺乏创造力的。”而在外国游历期间结识的中国留学生，让他看到这种问题在漂泊在外的年轻人身上更甚于国内。他说：“去了异国他乡，他们有身份上的危机，他们会本能地认同中国的东西，从而更缺乏批判性，这样让他们的思想更封闭。”真正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年轻人，应该有“更多元的选择，能为社会提供新鲜的血液，而不是急着进入一种体制，因为体制是反对独立性的”。
精神世界的匮乏，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匮乏”更明显，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的也是更迷茫困惑的世界。所以，许知远觉得，“因为文明的传承就是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所以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为下一代人提供更丰富的精神上的可能性”。而知识分子作为“思考和表达的一群人，要表达出更丰富的思想，要有基本的是非和常识，对世界有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而他们是否能够影响年轻人，这需要年轻人做出选择”。所以，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与年轻人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所幸的是，随着许知远“发现中国”的脚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开始学会跳出固有的思想藩篱，更成熟、更理智地看待这个社会。就像许知远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所有人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它。你是局限在你的小世界，还是拥抱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迎接写作的“第二股风”
许知远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能够自由而负责任地表达对社会的判断和思考，从而影响社会的精神世界。然而让他无奈的是，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并不能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不发出这些声音。“这当中有政治体制的原因，也有市场的诱惑，大众的诱惑，以及自身缺乏主见，这些都是影响因素。所以知識分子首先要要求自己，才能够要求社会。”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面临着现实与精神世界的一种悖论：“倘若你无动于衷于中国的种种困境，你必定是个逃避主义者；但倘若你的头脑与内心被这些困境全盘占据，你又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许知远自己也曾经面临同样的两难，写作生涯以来犀利的评论与见解，让他与众不同，为他赢得了喝彩。但他也曾怀疑过，如果它们带来的是“伤害、危险、孤立”的话，自己的这种写作是否依然能够继续。
在剑桥大学访问的一年，让许知远有机会找寻到写作生涯的第二股风。在渐渐不满足“即兴、激情、碎片、截稿压力式的写作”之后，许知远的热情慢慢退却。他希望自己不再只是依赖于已有的众多西方学者的思想，而是能够“写得更深入、更系统、更富个人洞察力，要承担起一个作家对应的知识与道德上的责任”。于是，他不再只是单纯“愤愤然”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困境，而是“更有耐心也更富创造力地面对这一切”，努力确立自己的“个人精神”，“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承担对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接受源自内心的喜悦和挫败”。《中国纪事》的最后一页上，许知远写道：“当我最终能建立起这种‘个人精神’时，我的第二股风也就悄然地吹来了。”那现在，期待中的这股风到来了没有呢？“应该是正在发生吧。我尽量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对世界表达的角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