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世纪中，鸦片战后，西学输入，部分开明人士作出积极回应。但此后二十年间，天朝上国闭塞依旧，西学在中国影响十分有限。庚申一役，危机加重，出于自强求富之需要，清政府发起“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也拉开了序幕。首先是洋务派与保守派之争，一派力持“中体西用”，一派严守“夷夏大防”。由此，洋、保两派展开了影响深远的三次论战：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七十年代的“海防之议”和八十年代的“修筑铁路”与“派遣留学生之争”。两派虽争执激烈，但根本立场并无不同，皆是要维护中国之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维新派逐渐崛起，他们开“新学”，倡“新政”，突破“中体西用”模式，介绍西方政教制度，中国思想界始从洋务派与保守派双峰对峙向维新派、洋务派与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过渡，维新派同洋务派的直接交锋也肇端于此时。发生在1887年的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批评便是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
　　1887年2月8日，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由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全文三千八百八十五字，未分段落。曾文开宗明义，指出：“列国经营缔造，永骛战功，以期国祚之长存，此同然之势也。乃有时大展规为，不惜帑藏。”这种穷兵黩武、四处扩张的行径，到头来只会招致“坐而待亡”的下场，因为“古来富强之国，或一朝而灭，或寝衰而终至倾颓者，皆以此耳”。曾纪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反侵略的立场，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胆识。在那个备受欺凌的时代，敢于横眉冷对列强，不屈于淫威者，少之又少，曾堪算一位。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大开，庚申一役更是变本加厉，中法之战又不败而败，大清帝国一再丧权割地，致使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有似年老者，奄奄待尽”。针对这种论调，曾纪泽提出了“中国先睡后醒论”，以图改变舆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曾看来，“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沉沉睡去的东方巨狮何时方能醒来？曾纪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继而“庚申圆明园之火”更是焦及国人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今越南北圻地区）”，中国“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也就自庚申以后，“中国突然醒悟”，有识之士“深悟前失，改弦易辙”，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粗具规模。“盖今正用其全力整顿海防，创立坚固实在得力之战舰也”。海疆稳固、水路军务推广开来之后，“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同时，外务邦交也会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机器、矿业、铁路等行业，“中国皆有竟为之也”。基于此上种种依据，曾纪泽断定“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
　　既然中国已经醒来，那么就应当积极有所作为。权衡内外形势，曾纪泽认为“盖邦交一事，实系今日急务，不可缓图”，而“起造铁路以及别项富国之法”，可“姑置不为”。因为“国势既强，则筹度国是，肃整纪纲，始为有益”，而若要国势强盛，则先须从改善外交入手，“急外缓内说”实乃当今最佳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如下数事：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合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近代以来，华侨在国外的处境日益艰难，“近日华民在外国屡遭酷虐，三四年来彼之为华民，设立酷律”，致使大批华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饱受冤屈，苦不堪言。曾纪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保护华侨，既“合乎万国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无疑是正义之举。
　　曾纪泽认为，越南、朝鲜等地，本乃中国管辖之藩属，可是西方诸国每每“垂涎亚洲”，以致纠纷不断，边衅连连，“而中国已失外藩数国”。若仍等闲视之，袖手不顾，则中国不仅国际威望会一落千丈，而且等藩属诸邦被蚕食殆尽，中国也就陷入列强包围之中，自身安全失去保障。因此，曾纪泽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已派钦差大臣赴各藩属加强统治，如果今后再发生某国侵蚀邦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的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不惜与之一战。曾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唇亡齿寒之严峻形势，殊为不易。
　　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之事，曾纪泽表现得格外坚定。在他看来，被他国击败的耻辱容易遗忘，而“败后另生之牵制及一切遗害则难忘”。中国“战后所立和约，未能平允，则其怨难消。盖所立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所以不得不设法加以改订。况且，修订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咸丰六年间，欧洲诸大国与俄国订立和约，其中黑海一条，碍俄之体统，随于同治十年在伦敦商酌废去。中国亦必如是”。曾纪泽认为中国应当拟于第三次十年换约之期，将不利于自身权益的相关条约悉数废止，以绝后患，并且强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应竭力为之，毕竟“此次决当力任其难，以免将来或任更难之事”。
　　《中国先睡后醒论》刊发后不久，何启、胡礼垣二人便于是年夏天撰写《曾论书后》一文，与之辩驳。何、胡认为，曾文“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可见曾纪泽对西学还是颇有研究的。然而，“独惜其言于本末先后，未免混淆，效验工夫，漫无次序”。立意甚高，但不易于实施；初衷虽美，却恐难获善果。当然，作为官方代言人，曾纪泽所言所论不免“是权奇之说，而非作探源之论”，或许存在言不由衷的隐情。但曾毕竟是外交使臣，且其文刊登于西方世界，流布甚广，若不及早加以驳斥，纠错正缪，恐怕文中的一些言论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正出于此意，何、胡二人强调：“侯之此论要不可以不辩。”遂对其“中国先睡后醒论”和“急外缓内说”分别加以驳斥，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
　　何、胡指出，曾纪泽文中所提到的军事、海防、铁路、邦交诸事，大多皆“中国未有是事，而侯则谓其先有此心；谓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种志向诚足嘉赏，“然使中国实有此心，而黾勉以赴，果能如愿以相偿乎？”曾纪泽谈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发生或清廷正欲实施的事情，即好像预言一个正在睡觉的人醒后会干什么、怎样做一样，这些都是十分抽象、难以把握的。即使醒后，“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国之心即可谓之虚灵不昧，中国之事即可谓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谓其然也”。因此，强国之梦易做，但强国之路却终究难走。
　　确定了曾纪泽所言是一个美梦后，何、胡的批驳又进一步。中国独立富强是每位国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虽甚所乐闻”，但并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愿之即可得之也”，正确的途径在于努力奋斗，况且“又非徒日为之即可得之也”，必须“道在为之而当”。视今日中国之情形，并非曾纪泽描绘得那样美好，若是沉溺于此种假象，无疑将是“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危害将会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纪泽明明说中国早已奋发有为了，但在何、胡眼中，这远远不够。曾侯所说的“此等奋发举行者”，实际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魇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以其全无心肝，绝欠依据故也”。这种努力（特指洋务运动），既不系统，也欠科学的经营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侧者，中国可乘其无知而中伤之；有惺然无端而来枕伴者，中国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国所谓“醒”时的水平，也只配偷袭酣睡者，偶尔打击将睡者或未醒者，捏个软柿子罢了，以其“奋嗡瞢之横力，发冒昧之狂威，一旦触及坚贞重大之质，银衡铁室之防，其实反自倾伤不止也”。所以，中国还远非西方列强的对手，何、胡“深觉可危者也”。
　　既然曾纪泽的中国已醒论有不小的偏颇，包含着盲目乐观的危害，“故夫睡与醒之喻，不足以明一国也”。因为假使“一国不得其道”，“多思多虑，多作多为，而犹不得谓之醒者矣”。“而能得其道”者，“虽不思不虑，不作不为，而亦不得谓之睡者矣”。
　　那么，“欲明一国，从何而观？”何、胡二人提出治与乱的观点，用以取代曾纪泽醒与睡的国家观。何、胡的治乱观并非传统“一乱一治，选换循生”的翻版，而是“永治永乱，分途异适”。因为当时之社会，“礼教昌明，群雄角立者势均力敌，并驾齐驱。其公议所归者，治则勃然。其公议所排者，乱则立现。乱之生，有确然难救之象。治之本，亦有显然难拔之形”。所以，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显然已不能适应国内外局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故执古以论今，其情虽同，其事则异也。居今以稽古，其势亦殊也”。简单的“一乱一治”也失去了市场，“其法亦殊也”，身处当今之世，若不变法，“虽使尧舜临朝，禹皋佐绩，仲由慎诺，公绰无私，加以管晏之才，苏张之辩，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从中国未醒到梦中之梦，再由梦中之梦到睡与醒不足以言国政，然后提出须用永治永乱替代之，何、胡经过长篇的陈述、推论，终于将变法这个课题摆了出来。
　　何、胡的变法主张带有明显的民权主义色彩，民众既是立国之本，又是兴国之基，国君的职责就是保民利民。如何才能鼓动民心，聚合民力呢？何、胡认为，这关键在于一个“信”字：
　　吾所谓信者，非徒指效验而言，乃兼指功用而言。一理也，必有确当不移之迹，然后能取信于民。一事也，必有着实可凭之据，然后能征信于众。是其信不须责之于人，但须责之于己也。且吾所谓信者，有非指制民之事而言，乃指导民之事而言。一法也，不得不从，不敢不从，则其信由畏惧而生，虽信不足用。一令也，从者听之，不从者亦听之，则信者由心悦诚服，其信大可恃。是其信非由君之迫胁，乃由民之乐贡也。信则民心向，信则民生力。一人之心有尽也，合亿兆万民之心则无尽矣。一人之力有穷也，合亿兆万民之力则无穷矣。
　　在讲求“信”的同时，还要依据“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即：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
　　民众认为公平的政策法令，国家应加以推行；民众认为不公平的律例措施，国家就应当废除，从而达到“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和“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的状态。只有“信”与“公平”原则双管齐下，民众才会团结一心，商务才能振兴繁荣，军队方能威猛强大，国家方可重新崛起。
　　经过以上的辩驳，可能有些人还对“中国先睡后醒论”心存幻想，“所谓睡者，以昏迷之象而言也；所谓醒者，以见几而作为喻也”。何、胡避其锋芒，以建设贷款出自何处为标准，指出：
　　若然，则吾请以两言断之。曰：铁路等事贷款若出诸中国之民，使其民与中国共生死守者，则谓之醒。铁路等事贷款若求诸外国之助，是外人夺中国之权衡者，则谓之睡。
　　看似将了曾泽纪一军，实际上何、胡够宽容了，二人提出了自己的最低标准：希望朝廷率领百姓团结一心，变法维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何、胡大声疾呼：
　　果醒果睡，吾不能起古之圣人而问之，所愿识时之士，抱道之儒，勿吝谠言，发挥胸臆，以作遒人之铎，以比清夜之钟，将见君民相维，上下一德，更张丕变，咸与维新，庶可有益于民生，无负于斯世。
　　而不然者，委蛇为政，推诿成风，使吾说虚存，略无所补，必俟质诸后世之圣人，始叹吾言之不惑也，则岂鄙人之所愿闻者哉！
　　至于“急外缓内说”，何、胡先从道理层面进行分析，得出了“欲攘其外者，先修其内；欲修其内者，先得其人”的结论。
　　何、胡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备受列强欺凌，固然有西方国家争地逐利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内政之不修也”。二人认为，内政之弊的根本是用人和待遇问题。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皇帝即使日理万机，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因此必须将许多政事委任于官。那么官吏素质问题就尤为重要，“是其造福于斯民，兴利于一国，均于官吏是赖也”。而今日国家衰败，吏治不兴，作为用人途径的捐纳、科甲制度难逃其咎。捐纳“是直以钱买官也”，贪官污吏“以朝廷之名器”，作“市井之居奇”，官场成了市场，国家权威丧失殆尽。科甲制度使士人“徒记其遗言以供词藻，则揆诸时务，扞格殊多”。况且“考试之法，弊窦丛生，贿赂夤缘，无穷狡狯，蓝本代倩，何所见真”。即使录取到文辞浩瀚之才，也对国家无济于事，福建之役即是明证。张佩纶之流，说理不可谓不明，作文不可谓不妙，而一赴沙场，则全军覆没。但这并不能归罪个人，“所见非所用，所言非所行，其效必至于此”。同时，在待遇方面，当今官员俸禄极薄，而应酬繁多，逼不得已，他们纷纷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致使“怀清履洁者不敢居官，即居官亦不能久，为其不知掊克也。识卓才长者不屑筮仕，即筮仕亦不见其能，为其不善逢迎也。小人进矣，君子退矣”。
　　“源之浊者，其流必不能清”，用人与待遇制度不良，吏治肯定难以清正。正基于此，何、胡指出：“国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国家之待士也，非重禄不能。”政府必须破格用人，并给以高薪，使其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方可杜绝不正之风。
　　曾纪泽“急外缓内说”具体包括保护华侨利益、申明藩属关系及修改不平等条约三部分内容，均是目前最急之务。何、胡也承认列强欺侮中国、外交不利的事实，但究其源头，实应检讨自身。“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荣之事”。
　　海外华侨为何常受不公？中国为何屡签不平等条约？何、胡认为根源在于我国“政令之不修”，“风俗之颓靡”，举国上下缺乏“公平”原则。二人列举了今日官府在审判量刑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状况：
　　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今者中国之法司，其有公乎？无也。缙绅名帖，可逮无辜，何公之有？苞苴载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贫者无辞，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倾家，何公之有？监牢刻酷，不得为人，何公之有？
　　既然国家司法系统如此混乱恶劣，又怎能指望它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呢？维护华侨权益，改订条约仅是奢望而已。如果当政者仍执迷不悟，“纵使中国兵威强于今日数十倍，亦不能遵纪纲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国家之间的较量，“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尚德而不尚力也”。可见，在“理”与“力”之间，何、胡更强调循“理”办事，而不赞同曾纪泽那种尚“力”专任之作法。
　　对于申明中国统属藩属关系一项，何、胡也持反对意见。从中国方面来讲，如今已是自身难保，又凭什么兼顾他国。况且“保护之说，原属空文。我之不能护人，犹人之不能护我。人既不能护我，则我何可轻以保护许人”，如仍沉溺“保护之说”，无异于好大喜功，只会招致更大的祸端。
　　从藩属国角度考察，它们沦为殖民地实乃咎由自取。以越南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无忧深思远之心，越南之臣无虑患持难之见，越南之士无上书补阙之才，越南之民无慨慷仗义之志，泄泄沓沓，苟且图安，其一二孤愤之徒，则或自放于山林，或自径于沟渎，识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岂待萧墙祸起，骨肉变生，然后知东京之宗庙不复血食也哉？
　　由此可见，越南亡国是其内政不修所致。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徒费精力去管理各邦，而是吸取他国教训，把内政搞好。
　　经过以上的批驳，何启、胡礼垣又一次规劝曾纪泽：
　　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见，见之于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则曰公与平。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渐进之功效也。
　　通过何、胡对曾的具体批评，我们发现双方在对中国国情的估量、对内政与外交孰重孰轻的认识以及处理国际争端时“理”与“力”的把握上，都存在着不小差异。曾纪泽认为中国先睡后醒，主张急外缓内，有其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考虑，但对自身实力的估量并不准确；而何启、胡礼垣的反驳之论则一味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自身，对列强的诸多恶行仅是轻描淡写，双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此种差异正折射出二者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曾纪泽是洋务派的典型代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笃信不疑；而何、胡作为维新思想家，他们已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敢做洋务派不敢做之事，拿出了变法的纲领和具体措施，“他们之所以能够拟制出较为切实的救国方案，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他们认识上的一大优势，这就是他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西学所提供的关于全球现状的文化知识，形成了一种关于全球的时代观”^〔1〕。正缘于此，何、胡才能窥明中国国力衰弱之实情，指出国家内政之腐朽，深悉武力解决争端之轻率，惜二人受殖民化影响较重，未能认清列强之真面目。当然，此时的维新派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羽翼未丰，大规模变法运动的开展则是戊戌年间之事。
　　
　　二
　　
　　甲午一役，举国震惊，亡国灭种，近在眼前。值此之际，危机意识与变革理念渐成社会共识，维新派人士遂以此为契机，倡言变法，形成旨在救国保种的维新运动。简言之，戊戌维新实由洋务运动孕育而成，且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同、光洋务运动仅知“采西学”、“制洋器”，至戊戌则已触及西洋之政教。正由于世变日亟，且西方政教制度复杂庞博，维新派于匆忙间择其中之一二用于本国变法，其理论既不成熟，也缺乏系统性，这也就致使维新派内部间的意见往往相去千里。1898年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的批评就反映出维新派思想家之间主张互异、正误兼杂之特色。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以“茶会”名义在京师粤东会馆召集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超过百人，经大会推举，康有为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康有为的演讲词，由其弟子麦孟华记录，题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其文并不长，仅两千五百余字，但内容丰富，大致包括“中国亡国无日”、“经义之说”、“科第买办之说”及“义愤之说”四部分。
　　开篇，康有为指出，中国处于危急关头，当今形势乃“此四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变”^〔2〕。天下百姓生活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近乎沦为外人的奴隶、牛马、犬羊，且“圣教式微，种族沦亡”。进而，康回顾了中国由闭关无知到渐渐被迫开户的历程，说明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缓慢、片面与浅薄，叹道：“天下士讲求中外之学者，能有几人？”^〔3〕
　　经历甲午之惨痛教训，国人才肯稍稍地“幡然而改”，但在康眼中，这绝对不够，关键在于大规模变法维新。而当今的朝廷“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即如海军、电线、铁路、船厂，间效一二，然变其甲不变其乙，变其一不变其二，牵连相累，必至无成，其他且勿论”^〔4〕。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康将中西（国家）制度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
　　中：以兵为民；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皆与吾经义相反
　　西：以民为兵；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5〕
　　至此，康有为终于露出了其“宗经”的面目。他以是否与吾经义相合作为判断制度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体现出他仍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本，拘泥于经义之说的旧学中。当然，康有为所宗之“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学，掌握在康有为手中的经学，已是颇富工具意义的“变法之经学”。
　　“经义之说”陈述完毕，康有为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强调变法的紧迫性，他历数了是年四十日内接连发生的二十起列强“要挟逼迫”中国的事件，以证明中国已走到悬崖边缘，无路可退。康指出，如不提早变法，“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6〕。亡国奴是怎样下场？康有为特意拿香港为例：
　　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7〕
　　中国若亡，士人失去科名，官吏再无俸禄，人们争前恐后以博取买办为荣，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更有甚者，由于西方用人体制与中国迥然不同，亡国之后，“即有无耻之辈，发愤作贰臣，前朝所极不齿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也。若使吴梅村在他日，将并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开元作僧，而西教专毁佛教，佛像、佛殿将无可存，僧于何依。即欲蹈东海而死，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我干净土矣”^〔8〕。广大士人将处于“做贰臣不得，做僧人不得，死而蹈海不得”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9〕
　　既然国家已濒临灭亡，生死关头，只有放手一搏。康有为呼吁四万万同胞，发愤图强，共赴国难：
　　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穷途单路，更无歧趋，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10〕
　　然而，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仍有士大夫“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令人痛心。因此，国人应当“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11〕。为了证明“义愤之说”乃救国保种之良方，康有为又以日本由弱变强为例，竟将布衣高山正芝痛苦悲愤视为日本复兴的开端。
　　在演讲的最后，康有为指出发起保国会的目的，就是要激发国人的爱国心和热情，发愤图强，即：
　　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12〕
　　得知康有为的此番演讲之后，身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不久便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撰《康说书后》一篇。
　　“今者中国四万万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为奴隶”，究其根源，何、胡二人认为，“莫不由于士大夫之骄傲满盈，而不能谦虚戒慎”。此骄傲满盈之风由来已久，从明末至晚清，一直盛行于士大夫阶层当中。
　　明清之际，艾儒略、南怀仁从万里之外带来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竟被纪昀视成如“东方朔所撰之《十洲记》、郭景纯所注之《山海经》”；而汤若望、南怀仁宣传地圆学说的《新法算书》、《地球图说》，竟被阮元斥为“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士大夫们昧外自满，致使“地图之学由此而尽疏”，“算数之学由此而愈废”。何、胡认为，正是盲目排外，“中国之见陵于外邦，其祸早已伏于此矣”。
　　道光年间，虚骄之气未见丝毫消减，十二年，卢坤炮击英国商船；二十年，林则徐火烧英商货物，结果可想而知，“一则败绩，一则赔偿，则是以骄傲而失威，以满盈而招损”。
　　洎乎同治之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起于团练，平定太平天国，屡立战功，但他们的“骄傲满盈之心未尝一变也”。他们或排挤西人，或好大喜功，或厌恶西学，或不讲诚信，“值中国可振之时，而不能以振，当中国可兴之会，而不能以兴，仍是骄傲满盈之未除，谦虚戒慎之不讲而已”。
　　经过以上一番考察，何、胡更为明确地认为骄傲满盈实乃中国之病根祸源，“故为中国计者，必先去其骄傲满盈，乃可行其谦虚戒慎，以变中国之法，而起中国之衰；苏中国之民。而扶中国之运”。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却没有认识到骄傲满盈的巨大危害，并且其言论时常沾带此种风气，所以何启、胡礼垣不得不对康有为的演说词进行严厉批判。
　　对于康有为“科第买办之说”，何、胡笑其对“外国之情未能洞悉”，妄加臆断。香港自开埠之后，即设学校，“二十年来已有科第”，并且考试制度十分规范，“学校考试一年二次，科第考试一年一次”。与内地科第不同之处在于，香港政府对公民考试资格无严格限制，“土著之人不拘男妇老少”，凡“有志于学者”，皆可报名参加。考试内容不拘于文字一科，而是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门类。更为重要的是，其考试目的不是为了选拔官吏，而是用来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然而办公务，当官职，尚不由此。故有并非科甲中人，而作贵官，膺显秩，亦有高掇巍科之人，而为商贾，居列肆，唯其不以科第为重，而以能当其任为断也”。当官与否，并不以科第高下为准，而以才能大小为断。也正基于此，近二十年来香港华人曾出任过“其权几与总督等”的议政局员之职，至于诸如陪审官这样的职位，华人充当者更是数不胜数。针对康有为所讲的香港人只能充当“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的说法，何、胡驳斥道：
　　是故华人非独以行商买办为荣也。而行商买办之所以荣，又不在乎府道之衔红蓝之顶也。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经商亦能名垂千古，何、胡所阐明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成就观。反观康有为，他仍以传统科举取士那一套来评判西方用人制度，体现出他受传统教育影响之深，未能完全摆脱科第考试的束缚与诱惑。
　　关于“经义之说”，何、胡首先举中西选拔人才方法作比较，中法选人“得之者十仅一二，失之者十居八九”，而西法选人“得之者十居八九，失之者十仅一二”。孰优孰劣，判然分明。中法为何不善？就在于“经义之说”的危害：
　　今中国已知八股之无用而废之。夫废之则诚是矣，乃复以经义而取才，不知经义与八股究有何异，废八股而不废经义，是八股犹未废也。
　　废八股不废经义，实际上并未清除八股取士的危害，只会让人畏首畏尾，不敢倡言变革。“是故居今之世而不言变法者必非圣人之徒，言变法而犹泥古经之说者亦非圣人之所与”。况且，现在倡议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康君乃公然扬厉其词，谓泰西之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文相合之故。中国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今文不合之故”。彼“不知养民保民教民，何须经义？外洋诸国惟不用经义？故能为所当为，亦犹尧舜三代时无经文，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余年已前一国自为之事，施诸二千余年以后五洲交涉之时，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国之不能变，盖经文累之也”。既要变法维新，却又陷入经义之说束缚中难以自拔，二者原本扞格不合，势必会影响到变法的实际效果。此外，何、胡还将前面提到的骄傲满盈之风气归因于八股经义。“责常深求中国所以穷而不变之故，其祸本于骄傲满盈；又常深求其所以致此骄傲满盈之故，其祸本于八股经义”。所以，“八股经义之法不改，则学问必无进境之机；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则中国必无振兴之望”。何、胡呼吁士大夫们扪心自问，“去其骄傲满盈，而勿矜中国之八股经义，行其谦虚戒慎，而但学外邦之富国强兵”。也唯有如此，变法维新才会畅行无阻，中国才能富国强兵^〔13〕。
　　较之于“经义之说”，何启、胡礼垣认为康有为在演讲最后提出的“义愤之说”危害更大。因为“经义之说不过止中国而不能兴”，而“义愤之说”，“则是以敝中国而速其亡”，“义愤之说”乃“中国贤士大夫人人意中之说也”，康有为自认为“以救时之心为趋时之说”，人所乐闻，有利无害，实际上危害无穷，并且“所谓害者如在眼前”。
　　在何、胡看来，康君所谓“穷途单路，更无歧途，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的说法，皆是纸上谈兵，俱为书生之见，根本行不通。他们举南宋灭亡的例子加以说明。二人指出，宋代乃“经义最明之朝”，其士人是“义愤最振之士”，自高宗时，韩世忠、刘锜、岳飞诸大帅罢兵之后，国势急转直下，已回天乏术。虽然，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竭力欲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们的努力却适得其反。缘何？何、胡认为，“三子所为，岂非义愤所致？不知义可为也，愤不可为也”。天下之事，“有当为者，有不当为者，而当为之中，有尤当为之辨，不当为之中，有尤不当为之辨。杀身以成仁，可也。杀民以成仁，不可也。舍身以取义，可也。杀民以取义，不可也”。文、陆、张三人正是由于受“义愤之说”的误导，才会误国殃民，“诚可谓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者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是故，从康君背水沉舟诸说，中国不特不能变，即其民将欲复如今日之居覆屋，在漏舟、作犬羊、为奴隶，或亦不可再得。此鄙人之所以不能不辩也”。
　　但是，何启、胡礼垣在批评康有为言论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例如，在论及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时，何、胡竟称赞英军官“戈登者实为当代良将”，并夸其“有岳飞之智”，“有曹彬之仁”，“有云长之义与勇”，料敌如神，决胜千里。对于戈登被苏丹人民击毙的事件，二人竟深表叹惜。对一个殖民刽子手佩服有加，可见何启、胡礼垣所受英国殖民主义教育影响之深。更有甚者，针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何、胡二人完全置国家主权于不顾，认为“东三省之于中国是不能自给者也。名入版图，已同疣赘，实耗膏血，等于痈疽”。清政府今日希望通过赎买政策力保东三省不落入外人之手，实非良策。因为“中国乃向日赎回，以为他时奉俄之地，是日与俄虽未取之而已不啻取之也，中国虽若未失之而已不啻既失之于日，复失之于俄也”。基于以上荒唐的逻辑，何、胡竟认为弃东三省可保全国其他地区不失，“然弃不能自给之东三省而不保，犹或可保其能自给之十八省，至分十八省之力以保东三省，则并十八省之可保者亦将不能以自存，是弃东三省以全十八省犹未计之得，将十八省以殉东三省则是计之失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全面了解的何、胡二人，也会提出如此不计后果的主张，值得我们深深反思与探讨。
　　康有为、何启、胡礼垣三人同属维新派阵营，他们观点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变法策略上的差别。何、胡在变法的必要性及大部分改革内容上与康趋于一致，他们只是认为康的托古改制之论有碍变法图强，即“康君欲变中国，而不能正谊明道；挈领提纲，斯亦已矣，乃复以经义之说进，使今学牵于古法，时事蔽于陈言。吾恐玉轴扬灰，龙文折柱，萧梁之失，不难复见”。同时，何、胡更强调冷静、理智地面对危机，反对康有为赌徒式的做法。要之，何、胡在变法策略上主张全面西化，在应对危机时强调理性主义。
　　同是维新中人，为何在变法策略上会有如此不同？这又要从二者的中西文化观入手分析。康有为有着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而其所获西学知识则多来自时人译著，故而他缺乏对西方世界的直观感性了解，仍处于雾里看花状态。他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典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关怀，在他眼里，只有像他这样受过西学熏染的旧式爱国知识分子才能肩扛救国的重担，也唯有他那种“托古改制”的策略才是治愈清室痼疾的良方。也正是基于此，将他视为学术大家，他有失严谨求实的作风；把他论作政治领袖，又缺乏坚定沉稳的气度，只是狂傲不羁有余，这也许就是“康圣人”的独特之处^〔14〕。
　　而何启、胡礼垣则不同。多年西式教育的浸润和长久殖民地生活的影响，使他们二人对西方文明谙熟于胸，也正源于对西方的了解，二人成功地跳出了中学的引力圈，大胆、深刻且系统地宣传变法主张。近人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一段说到：“康长素言变法，以改制托古为根据。张香涛言变法，立中体西用之原则。何、胡立言虽时引中藉以相印证，而其宗旨实在于采取西洋民权思想以彻底改革中国之政治，与康、张等留恋专制与依傍古学者，其态度根本不同。二氏盖深有动于西洋政教文物之盛，故不顾非难，昌言群经之义今日无可宗尚，以破旧党及康、张等之尊孔主张。”^〔15〕康有为援西入儒，难舍传统；何启、胡礼垣挣脱中学，全面西化，这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中西文化观。
　　
　　三
　　
　　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康有为的两次批评体现出身处国家边缘地带的香港知识分子关注国事、期盼富强的拳拳爱国之心。他们对洋务派、维新派所提的意见应当说都属于单纯探讨救国救民方法的范畴，绝少有意气之争、新旧之争的色彩。何、胡以旁观者的角度，抨击时弊，倡言改革，有着独到的一面。当然，旁观者并非能够时时清醒，当局者也不是人人迷乱。有时，出于某种考虑，个中滋味，当局者宁愿深埋心中，也不向外人表露一丝一毫，故旁观者也因限于表象，难以领会实质。所以，无论就旁观者言，还是当局者论，都是见仁见智，自成一说。何、胡、曾、康四人中西文化观上的差异，恰恰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不断嬗变与分化的鲜明写照。
　　（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2〕〔3〕〔4〕〔5〕〔6〕〔7〕〔8〕〔9〕〔10〕〔11〕〔1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7、238、238、238、239、239、239～240、240、240、240、241页。
　　〔13〕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14〕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页。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