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李樯无疑是一位厚积薄发的作家。自1995年在《钟山》发表短篇小说《逃离》以来，他便正式开始了以文学为生的志业。《喧嚣日》作为李樯写作20余年来第一次结集出版的作品集，其中收录的12篇小说体现了作者的梦想与哀伤、空虚与迷惘，这也是李樯对于过往青春时代的特殊祭奠。小说集《喧嚣日》通过对回忆与现实的反复串联、男女关系的相互纠缠、理想与现实逃离之路的不断探寻，为读者勾勒出一幅虚无的生活异化图景。作为一名70后作家，李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叙述着生活的虚无感以及渴望挣脱虚无、完成自我探求的个体欲望。
　　一.回忆与现实生活的困境
　　《喧嚣日》中的12篇小说，有近三分之二写成于2000年前后，其中大多讲述的都是关于“青春”的故事。不可避免，李樯在其中寄寓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莽撞与欲望，但是作者并未过多地纠缠于青年时代的感伤和怅惘，反而通过回忆构建了关于“青春”美好与希望的可能性。然而，这种美好与希望的可能性却又在回忆的反复呈现中变得支离破碎，看似美好的回忆场景往往被残酷的现实打破，这都源于李樯对于生活虚无本质的真切认同。
　　在小说《喧嚣日》中，作者有意亲手覆灭谢东民过往的幻梦。谢东民已经临近大学毕业，他所面对的现实却是毕业后无法留在乌城工作以及与翁小麦遥不可及的爱情，“现实犹如一把刀子，已经把他逼进一个死角”[1]。作者只能通过回忆的方式让这个失意的年轻人得到慰藉，但当回忆的片段反复呈现，谢东民眼前浮现而出的却是校长带着几分笑意的劝诫：“我们不缺历史老师，不缺。”[2]因为这份忧虑，谢东民无法体会到最初离开校园时的壮志豪情，更被一种无力感笼罩。与此同时，他对翁小麦怀揣的校園纯洁恋情，又因与武艺秋的亲密关系而被打破，虽然对于谢东民而言，“他只想触摸对方的肉体，而不一定要在情感上走出多远”[3]。谢东民真正喜欢的是记忆中挥舞着一方白手绢、状似小鹿的翁小麦，然而翁小麦拒绝接受谢东民的爱意，因为“谢东民发现她喜欢白手绢，分明是对自己秘密的亵渎，她因此更加不能接受他”[4]。小说中反复呈现的美好回忆，最终带给谢东民的反而是更大的空虚和寂寞。
　　而在小说《十年灯》中，整篇都是由“我”过往的回忆构成。《十年灯》的故事时间横跨高中、大学、工作乃至订婚等几个阶段，主人公“我”在十年回忆的呈现中显露而出的却是一种空虚、迷茫的生活状态，这在小说的开端就已经有所暗示。青涩的高中恋情本应平静而美好，却因朋友的插足而阴影笼罩，“我”心爱的女朋友陈瑜也被“我”最好的哥们田奇喜欢，一场争斗过后，三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学分隔两地，“我”与女友陈瑜分手；大学期间，“我”与田奇偶遇并与他的女友报复式地偷情，“我”内心颇感无趣；毕业之后，“我”与新女友若瑄厮混，最终决意放弃考研，整日沉溺于堕落、混沌的生活之中，“我”更加身心俱疲。卡西尔曾言：“在人那里，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件事情的简单再现，它包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我们必须真正地回忆亦即重新组合它们，必须把它们加以组织和综合，并将它们汇总到思想的一个焦点中。只有这种类型的回忆才能给我们以能充分表现人类特性的记忆形态。”[5]在《十年灯》中，李樯便是试图通过对十年回忆的重现组合，完成凝聚个体思想的焦点。在这段十年回忆的陈述中，作者以一种沉闷冷漠的语调，将青春时期的日常叙述打上了名为“虚无”的印记，而印记的深处实际上潜藏着作者对于现实的个人认知。如果说所谓的幸福与美好在回忆的世界里都无法得到实现，那么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而言，生活的意义或许终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李樯之所以沉浸于过往回忆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身处于繁琐生活构建的现实困境之中，正如李樯在《喧嚣日》的访谈中坦言：“有了孩子以后，整日挣扎在琐碎的事务中，有十年我几乎离开了文学圈。”[6]因此，对于李樯而言，小说中反复提及的回忆，往往意味着青年时代心存的美好。所以，小说中的回忆无一不是关于大学时代、幸福过往生活的追忆，与此相对照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却身处平庸且无聊至极的现实生活困境之中。从李樯的话语以及具体的文本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回忆”似乎是其别无选择之下的一种选择，虽然它往往以一种被动触发式的形式出现，但是读者可以从中体悟到他的主动——生活或许是虚无的，但是美好回忆也许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探求自我，找到抵御虚无的力量。
　　二.爱情与自我迷失的悲剧
　　曹寇曾经这样评价《喧嚣日》：“与其说李樯热衷于书写男女关系，不如说他更热衷于描述个体（包括家庭）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仅仅意味着世界是我们生活的背景，也是贴肉刻骨生活的内容。”[7]面对由虚无生活强加于个体头上的无力感，除却以回忆的形式去抵抗之外，男女关系也是李樯试图抗衡虚无的另一种手段。《喧嚣日》中的12篇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男女关系展开书写，“爱情”便是作者探讨个体存在意义的有力工具。爱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而言，不单单只是情感的空缺和肉体的欲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宛若都市浮萍的人物，往往通过爱情来寻找一种能够认知自我的方式。李樯对于爱情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回忆中的男女主人公在年少时总是满怀着真诚的爱情观，然而，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真诚往往会“变质”。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小说集中对于镜花水月般的纯洁爱情以及暧昧混乱的都市男女关系的描写，作者试图告诫读者：通过爱情建构自我认知之路是何等艰难。
　　《长安行》讲述了一龙和小莹跨越整个世纪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自始至终都富有悲剧性色彩。一龙和小莹生活在一座偏远的城镇，小莹一家决计去长安城谋生，一龙不舍得小莹离开又无力阻止，小莹终究跟着家人去了长安城。小说的开头便是在长安城的小莹来信，她在等待一龙的到来。于是，一龙决意于初二骑驴赶赴长安，与小莹团聚。但是一龙的长安之旅走得十分曲折，四天过去了，一龙始终没有看到长安城的影子。数月过后，一龙仍然在颠沛流离的路上。之后，一龙又被乱军抓捕，充军打仗。此时的一龙已“记不清自己想要逃跑多少回，真正付诸行动又有多少回”[8]。一龙能做到的只是在心中默念下马陵丙七号这个位置，“他不知念叨多少千遍，但炮火的震荡使一龙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他想不起来自己去长安干什么，想不起来小莹在哪里，只是经常感到揪心地疼痛”[9]。而远在长安城的小莹这时终于说服亲人答应自己和一龙的婚事，她满心欢喜地等候一龙的到来。可是，眼看着桃花已经落尽了，小莹等到的却是一龙生死不明的消息。第二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伴随着眼泪，小莹出嫁了，她生下一子一女，起名为一龙、小莹。时隔一个世纪，名为王小莹的曾孙女带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再次来到下马陵丙七号，老去的小莹最终在“来了就好”的一声声呢喃中离开人世。毫无疑问，小莹和一龙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爱情对于二者而言，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情感流露，他们是试图通过爱情从对方身上寻找自我生存的意义。然而，这种镜花水月般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寻觅，所以，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也只能面临分离、遗忘乃至死亡的结局。 　　理想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存在，司空见惯的反而是充斥在都市生活中的一段段暧昧、迷乱的男女关系，这似乎也进一步说明了，通过爱情来建构自我认知最后所指向的只能是一片虚无。除却美好的爱情之外，李樯在小说中也特别关注那些色彩驳杂的男女关系。《柔软下来》中的谢东民与李小艾、简如意与崔灿，《爱情是如此缥缈》中的谢东民与翁小麦，《东民回过头》中的谢东民与李小艾以及《一张脸，两张脸》中的余浩、许红萼等人物，无疑具有更多的欲望色彩与虚无特征，作者通过爱情的“变质”来试图说明认识自我的徒劳无功。
　　《爱情是如此缥缈》通过谢东民与翁小麦复杂的男女关系解构了爱情的纯洁性。翁小麦与谢东民相识只是因为一次聚会中的猜谜游戏，谢东民碰巧猜到了翁小麦的生日，二人得以结缘。但是，对于此后恋爱四年的二人而言，翁小麦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说真的，我并没有正儿八经地爱过谢东民，爱是要心跳的，我心跳过吗？没有。”[10]谢东民和翁小麦策划了一场旅行，在这场短程旅行中，二人约定好装作互不相识，这两个“陌生人”在皖南待了三天。对于翁小麦而言，二人玩得十分愉快，“这种愉快的关键点在于，我们每天晚上都彻夜缠绵，好像他上辈子欠了我一整个太空。”[11]最后在从皖南回乌城的路上，二人变得少有话说，谢东民感受到“陌生、性诱惑、激情，还有莫名的平静，最后的无聊之感”[12]。半年之后，翁小麦与谢东民宣告分手。实际上，谢东民与翁小麦很难通过爱情相互关联，因为对于二人而言，他们只是简单的男女关系，难以找到共同探索自我的路径。
　　在《柔软下来》中，谢东民与李小艾的爱情故事则进一步展现了婚姻关系之下爱情的不可靠。谢东民与李小艾维持婚姻关系只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考量，当李小艾左手小拇指被切断，大声哭喊时，“谢东民的四肢却被浓浓的醉意死死抱住，根本动弹不得，很快他就睡着了”[13]。谢东民与李小艾在琐碎无趣的日常生活中多次有过离婚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的打消却得益于崔浩與简如意的家庭危机。崔浩嗜酒家暴的行为逼得简如意携带孩子离家出走，谢东民与李小艾由此得到一种有关“相对平衡状态”的启示。可是，正如作者借谢东民之口所诠释的幸福道理：“人活着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人生况味，但幸福的道理只有一条，那就是最终归于虚无。”[14]面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和现实处境，通过这样的爱情去寻找所谓的自我认同必定会面临困境。
　　关于爱情中的二元关系，罗兰·巴特说：“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与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15]爱情作为一种探索自我的方式，对于二者中的他者而言，往往是其潜意识里的一种幻想和自我精神救赎。可是对于李樯而言，无论是转瞬即逝的纯洁爱情，还是复杂男女关系中的些许爱意，都意味他们始终无法抵达真正的自我深处。回忆的浮现，观照了个体的过去；她们的到来，见证了个体的现在。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无法回到过去，更无法守住爱情，何谈能够左右自我的命运。
　　三.逃离与个体探求的方式
　　《喧嚣日》作为70后的心灵史，以回忆为载体，将对都市男女关系和同代人爱情的凝视，聚焦为个体存在意义的探讨与发现。作家的际遇与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隐隐构成一种典型特征，其中包含着关乎个体在特定成长阶段的普遍性迷茫与虚无体验。这也难怪李樯曾言：“我特别迷恋虚无这个词。”[16]对于李樯而言，也许过往时代中的回忆与爱情不能完全抗衡虚无，因为“谢东民不足以或者根本没有资格代表这一代人”[17]，面对这种状况，李樯想做到的只是所刻画的人物“只要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便足够了”[18]。因此，面对生活的虚无，李樯试图通过“逃离”这种方式来完成对于个体自我的探索，展现独属于“个人”的思考。
　　在《乌城在别处》中，作者首先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具有理想意义的逃离终点——乌城。对于主人公“我”而言，乌城是逃离之旅的“乌托邦”。“我”虽然并未去过乌城，但是一直怀有一个前往乌城的愿望。即便乌城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叫人透不过气来”[19]。但是，相比较都市生活中被现实的喧嚣与精神的迷茫所包围的个体而言，现实生活往往是一个难以突围的牢笼，它无法承载个体的自我认知。因此，对于“我”而言，乌城更像是人生的起始与终结之地，在这里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然而，当妻子李小艾决定与“我”共同前往乌城时，“我”却发现乌城不存在于地图之上。作者借李小艾之口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乌城”。既然逃离之路的终点都不存在，那么逃离的意义自然也归为虚无。可见，作者想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个体”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城市虚无的构成部分，这往往使得个体无从逃离，那些浮现的记忆、隐秘的情绪乃至美好的理想难以抵挡生活虚无的本质。
　　伴随着理想世界的破灭与现实世界的困境，个体置身其中，与之共生，李樯只能通过另一种“逃离”的方式来完成对于自我意义的探索。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裔文学》（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中认为：“卡夫卡《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人变虫’这种艺术手法背后其实是一种人向动物生成的过程，一种借助身份流动从人所在的社会、权力及制度逃逸的方式，从而达到解辖域化的目的。”[20]李樯的小说《爬行游戏》正是通过“人变蛇”这种方式试图达到重新生成自我的目的。
　　《爬行游戏》开始于谢东民与妻子李小艾的日常亲密活动之中，每当李小艾哄睡儿子谢志豪之后，按照惯例，她也会亲吻自己的丈夫，丈夫也会予以回应。但是，谢东民的舌头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不能灵活自如地捕捉东西。《爬行游戏》的开端即塑造了一种“异常”的氛围。谢东民的改变突如其来，这种改变在作者堪称冷漠的描写下带给读者一种陌生化的美感。这种改变不知原因、无可逆转，由此成为小说中的人物必须面对的一种生活情态。为了努力逃离这种异常的生活情态，本来为了逗儿子开心的“骑马游戏”，开始被异化为一种努力加大身体弧度并且利用弧度向前移动的“爬行游戏”。对于谢东民而言，逃离的实质是一种生成方式。小说详细地描写了谢东民学习爬行的过程，无论是利用“脚面、膝盖、小腹以及手掌与地板间的摩擦力拉动自己的身体”，还是移动数米后谢东民“张开嘴吞咽儿子的手和手铃把柄”，在儿子手腕处留下清晰的牙印，都可见其“生成”程度的不断加剧。德勒兹认为：“生成不是模仿某物或某人，也不是和它（他）相同一。”[21]生成应是无限地趋向某物，且在趋向的过程中借助身份的变化，从而获得一种独特的力量。谢东民向蛇生成，在永恒趋向蛇的过程中拥有了蛇独特的野性及力量，而这正是他能够逃离现实束缚的真正方式。谢东民时刻面临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当谢东民开始向“蛇”转变，他的家人首先发生了态度的转变。儿子谢志豪的眼神令其感到羞愧，以至于“他抓住他的双肩使劲摇晃了几下说，你他妈的凭什么怀疑我，凭什么蔑视我”[22]。当谢东民将拍摄的爬行游戏拿给妻子观看，妻子的反应却是“差点儿没疯掉，动作粗暴而狂躁，嘴里不停地大叫恶心、无聊”[23]。而当他终于逐渐生成为“蛇”并将爬行游戏推广到全城之时，来自现实社会的压力接踵而至。先是前来威胁围攻的男人们要求停止爬行游戏，谢东民出门便会遭受众多陌生男人的围追堵截；随后是众多之前的支持者开始反对爬行游戏，妻子和支持者廖静也开始临阵倒戈，众多媒体及专家将其定义为“爬行是人类进化史上可怕的倒退行为，与现代社会文明极不相称”[24]；最后则是突然出现的官方人员，将谢东民抓捕至医科大学进行矫正，想要扭转谢东民身上的野性。因此，谢东民的动物之变显现出的是一种针对现实社会种种压力的逃离方式。为了逃脱与现实同为一体的生活状态，谢东民只能是舍弃“个体”的身份。 　　谢东民生成“蛇”的过程，不仅仅只是人对动物习性的模仿，更是人在逐渐“生成”的过程中找寻通向未知领域的方式或力量。“生成”的整个过程宛如动物变形，这是因为“变形实际上是動物通过指示一条出路或者逃跑的方法而建议给人类的，人类自己绝想不到的脱离领土（精神分裂式的逃跑）”[25]。只有通过这个过程，个体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才能真正完成对于自我的深度认知。小说结尾，谢东民被囚禁在昏暗的房间之内，得以释放的条件便是恢复人的“天性”，矫正蛇的“野性”，李樯本人在提出这种生成方式的同时，似乎也在暗示着逃离方式的难以为继。
　　小说集《喧嚣日》的宣传语“具象都市中的虚无，虚无里的疼痛”，似乎早已为小说定下了消极的情感基调。无论是反复浮现的美好回忆、可歌可泣的男女关系，乃至天马行空的逃离方式，无一例外都面临着无尽的艰难与困苦。可是除却荒谬无序的生活现实之外，李樯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去完成对虚无的抵御和解构，从而达到对于个体自我的探究。虚无固然无处不在，但是虚无背后那未知的风景同样吸引着无数人前去一探究竟。这种探索或许会被无力感笼罩，但是对于李樯而言，他有时只为一个假想的读者写作，即便这个读者是他自己，而《喧嚣日》便是一个他给自己的最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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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现代快报读品周刊.李樯：写好一个人，就是写好一代人[EB/OL].https：//mp.weixin.qq.com/s/ A9WMPJswvCyTkNl_IR01Zw.2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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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法]德勒兹，加塔利.张祖建译.什么是哲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79.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