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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用“又害死一个”来形容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自杀,因为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也是受困于与导师的关系而自杀。类似的案例还有好几起。很明显,自杀虽然是极端事件,但是,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正受到与导师关系的困扰。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王某让小陶为自己提供“叫醒”服务。如今,任何一款智能手机都有这样的功能,让自己的学生喊自己起床,更多是为了体现权力的仪式感。看起来,杨宝德和陶崇园的导师,都对自己的学生发展出某种隐秘的情感。这不是爱情,而是某种超量的控制欲。人们都痛惜于这两位男学生的“不敢反抗”,事实上,被导师“控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中国的校园,只有到了“研究生与导师”这个阶段,才算发展出了真正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导师是一对一的、长达两到四年的独特关系。导师需要传给学生知识,更要给他方法,更重要的是,导师要负责指导学生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大多数高校都是导师一票否决,论文必须先过导师这一关,才能进入后面的评审环节,如果导师不同意,一个研究生就不能毕业。
这就是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本质,除了人们常说的师生感情,这里也有一种权力关系。处在权力关系中的导师,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权威。在中国的大学,一个能带研究生的教授,多半也会承擔一些科研项目,导师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正派的老师,会给学生一点补助,在论文上署上学生的名字;自私一点的老师,免费驱使学生,也不是不可能。
首先是权力关系,然后又是经济关系,最终形成一套控制体系。学生和导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悲剧。悲剧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旦学生碰到的是“图谋不轨”或心理不健康的导师,高校并没有一种让学生逃脱的机制。学生不能换导师,也没办法制约导师。
要重塑师生关系,当然需要导师普遍懂得“节制”,需要学生更加“勇敢”,更重要的是,高校应该设计出一套“逃生通道”。比如,给每个学生一次更改导师的机会;或者以类似“教授委员会”,而不是导师单独决定学生的论文是否能够参加答辩。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王某让小陶为自己提供“叫醒”服务。如今,任何一款智能手机都有这样的功能,让自己的学生喊自己起床,更多是为了体现权力的仪式感。看起来,杨宝德和陶崇园的导师,都对自己的学生发展出某种隐秘的情感。这不是爱情,而是某种超量的控制欲。人们都痛惜于这两位男学生的“不敢反抗”,事实上,被导师“控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中国的校园,只有到了“研究生与导师”这个阶段,才算发展出了真正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导师是一对一的、长达两到四年的独特关系。导师需要传给学生知识,更要给他方法,更重要的是,导师要负责指导学生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大多数高校都是导师一票否决,论文必须先过导师这一关,才能进入后面的评审环节,如果导师不同意,一个研究生就不能毕业。
这就是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本质,除了人们常说的师生感情,这里也有一种权力关系。处在权力关系中的导师,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权威。在中国的大学,一个能带研究生的教授,多半也会承擔一些科研项目,导师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正派的老师,会给学生一点补助,在论文上署上学生的名字;自私一点的老师,免费驱使学生,也不是不可能。
首先是权力关系,然后又是经济关系,最终形成一套控制体系。学生和导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悲剧。悲剧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旦学生碰到的是“图谋不轨”或心理不健康的导师,高校并没有一种让学生逃脱的机制。学生不能换导师,也没办法制约导师。
要重塑师生关系,当然需要导师普遍懂得“节制”,需要学生更加“勇敢”,更重要的是,高校应该设计出一套“逃生通道”。比如,给每个学生一次更改导师的机会;或者以类似“教授委员会”,而不是导师单独决定学生的论文是否能够参加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