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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从1896年梁启超呼吁师范教育开始到1901年之后的清末教育改革，中国人对“教育学”的理解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以《论语》、《学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学术逐渐被与现代师范学校相配套的现代教育学所取代，同时传统教育学术和“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论也以各种方式糅进现代教育学体系中，使教育学在进入中国之初呈现出某种杂糅面孔。赫尔巴特教育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学产生之初的主要文本。1901-1904年，为赫尔巴特教育学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其间，中国学界对它们的引入，至少有两条路径：学术著作的翻译和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听课笔记；与之相对应，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教育学文本：学术著作与讲义纂集。后者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如湖北和直隶对波多野贞之助讲授内容的不同取舍。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成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在产生之初的特殊学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