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和歌集、日本上古诗歌的集大成,收录从五世纪到八世纪中期约350余年间的和歌共20卷计4500余首,作者包括天皇、贵族、平民,内容广泛涉及宫廷、百姓、恋爱、离别、四季、自然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和歌与汉诗相对,是日本文学中最早独立出的文学形态,《万叶集》则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至今虽已有五个中译本的《万叶集》,其中完整版也有三部,但就是这样一部历久弥新的经典和歌集在中国的认知度还远远不够。相对近现代日本小说的翻译和研究而言,古典和歌及其翻译研究略显沉寂。关于和歌（短歌）汉译,主要有现代口语体说、和歌句式体说和灵活句式说。和歌翻译研究中多简要涉及俳句翻译,独立谈俳句翻译的相对较少。具体到《万叶集》的翻译讨论略显薄弱,孙久富主张“根据原歌的时代、内容、格调等具体情况,采用与其相适应的中国不同时代的古典诗歌的形式”来翻译。此外,杨烈、李芒、赵乐甡分别在其《万叶集》中译本的序中提及关于万叶集翻译的看法。　　 本文旨在通过从歌风、体裁、修辞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万叶集》五个中译本,找出万叶和歌的最佳翻译方法。其中,第一章对歌风的考察,以万叶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为序,按照写作历史时期的先后顺序为时间轴,逐一分析不同歌风差异中的《万叶集》汉译;第二章对体裁的考察,以万叶三大体裁歌——杂歌、相闻歌、挽歌为线索,逐一分析这三类不同体裁的万叶和歌的汉译方法;第三章对修辞的考察,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枕词、序词、挂词等三类修辞手法,逐一分析不同修辞方法的汉译。　　 万叶第一期古风古调、带有浓重的口诵时代歌谣的风格,内容主要集中在神权皇权的赞颂和宫廷悲恋的描绘,与宫廷生活密切相关,歌风体现出集团性、叙事性。第二期在以侍宴从驾、集宴游览为主题的诗作中开始树立独具个性的抒情新风,中下层宫廷歌人走到了和歌创作的前沿,第二期完成了从歌谣到抒情歌、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是万叶和歌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三期万叶歌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艺术化,歌人们文学意识觉醒,万叶和歌进入全盛期。从内容上来看,从驾歌逐渐消失,宫廷赞歌和自然叙景歌都更多地注入了主观色彩,更注重感受性和抒情性。第四期是万叶和歌的烂熟期也是向古今和歌的过渡期,创作层从皇族和宫廷歌人扩展到地方庶民,不仅女歌入辈出,创作出纤细的恋歌,众多无名歌人更是创作出了地方歌和戍边歌。　　 杂歌如其字面之意,涵盖了各种内容,从礼仪歌到宴饮歌,再到四季歌,更是有与季节组合起来的春杂歌、夏杂歌、秋杂歌、东杂歌等。杂歌以丰富多彩的内容表现和庞大的数量,在《万叶集》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爱情是超越时代国界的永恒话题,描写爱情的相闻歌即如爱情本身——甘美、纤细、俏皮。挽歌是悼念家人、恋人、主人的和歌,挽歌直白、凝重、情景交融,悼念之人不同,表现出的感情也有微妙的差异,写给自己的挽歌给人感同身受的真实感,写给皇室的挽歌庄重高雅,写给恋人的挽歌则给人相闻歌的错觉。　　 枕词和序词是和歌独有的特色修辞方法。枕词是冠于某词之前起引导修饰咏叹作用的固定表达,其用法固定、具有社会普遍认知度、无实际意义。序词一般是七音节以上的词,与枕词功能相近,旨在让人联想出一个具体情景,但所冠之词更自由且富创造性。挂词就是中文中的双关词。从目前的翻译现状来看,所有的译作都未能充分译出其修辞特点,诸家对此也显得束手无策。万叶和歌的这三种修辞方法也可以说是日语这种语言独有的特色,汉译固然有难度,但不可一味地回避或搪塞,枕词、序辞和挂词的翻译问题必须建立在充分吸收中国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的基础之上。　　 正文通过对二十余例各期、各体裁、运用了各种修辞方法的万叶和歌的细致分析,可以深刻体会到很多问题点是只要用心即可避免的。在翻译成优美顺畅的中文的前提下,要尽量忠实于原歌并最大限度的再现原歌。首先,关于地名的翻译可不拘泥于原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应对各种情况。第二,汉译用词要适度,需适当优雅,避免夸张,谨防过犹不及。第三,注意日式词语的翻译,如何用地道的中文表现日式接续词、日式名词、日式合成名词等这些极富日语特色的词汇是翻译时需要特别注意的。第四,巧用标点、换行、空格等视觉上方法来辅助文字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方,但当文字足以再现原歌时,任何添加的问号或感叹号,都会带来副作用。　　 诗歌“不可译论”有一定道理,但诗歌中传达出的一些感情是不分国界、可以也可能为世人所共有的。如何用博大精深的中文把万叶和歌中凝结的日本上古人民单纯质朴丰富的感情传达给中国读者,是所有通晓中日双语人士应该重视的一件事,也是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情感的一个很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