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不再仅仅局限于人格权和隐私权的范畴,而是成为现代商业和公共机关运作的关键性和基础性要素,建立在大数据系统上的智能社会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交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当今社会,每个人的个人情况、活动规律、偏好、能力、思想都可以成为数据,被收集、整理、挖掘,一个人的全部人生信息可以在数据库的帮助下,在网络上被重新构建。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技术和概念的飞跃,但是,在缺乏与之技术相配套的先进法律的情况下,对于数据的主体公民本身而言,则是无异于一场战争。人是大数据时代中的人,不应当成为构建大数据库的工具,而应该是整个大数据社会的目的,这场保护个人信息的战争不能失败。在本文的第一章中,将着重阐述大数据给个人信息带来的影响,例如个人信息定义在大数据时代出现了新的衍生和发展;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所遭受的新型风险等。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都在纷纷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立法保护,而我国则起步较晚,个人信息一直处于保护不够明确,缺乏针对性刑法条款的现状中。这种状况直到《刑法修正案（七）》正式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的羽翼之下后,才得以缓解。之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修正案（七）》的基础上扩大了犯罪主体、修改了客观方面、细化了量刑档次,进一步使刑法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力度得到加强。但是,大量案件的实际处理中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司法实践中适用也有困难。2017年5月8日公布,并于6月正式施行的两高司法解释,其中第一次明确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定罪量刑标准、列举说明了严重情节等。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努力和效果是明显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比如立法模式较为单一,前置性法律不够完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够明确、全面,侵犯个人信息类犯罪起诉方式狭窄等。本文的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个人信息在我国的刑法保护中所处的附属性地位,以及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新挑战。纵观大数据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完善大数据时代下本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这一问题,必须要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并借鉴于域外先进个人信息数据保护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政治导向,构建多元化个人信息保护模式,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扩大刑法的规制边界,并且探索引入自诉的救济程序。现如今,与大数据相关的学科论文和新闻报道数不胜数,可以让人们通过阅读和生活对大数据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提高公民自身对信息数据谨慎性的同时,法律也在维护公民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并保障着合法数据产业的良性运行,共同达成促进大数据时代积极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