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民事诉讼的关键,而书证是民事诉讼活动中被广泛使用的证据之一。当事人能否充分收集和提交书证,不仅影响诉讼的进程甚至会对诉讼结果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学界对于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研究不断涌现,但在这一制度实施五年的背景下,目前缺乏对于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实行之真实情况的实证研究。为了了解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的实行情况,探寻文书提出命令是否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用实地走访、案例分析、数据统计的方法来真实反映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的运行情况。全文由四章组成,沿着运行现状、案例分析、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路径,剖析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第一章是该制度运行现状的介绍。回顾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缓慢且缺乏层次。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与同一解释中规定的其他制度相比很不理想。从省份、年份、审理级别、案由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文书提出命令适用范围不广、主要应用于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等特征。而法院的调研情况也进一步反映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适用不理想的现状。第二章是对该制度中前提性要件的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适用过程中,法院对于“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认定不一或适用不当。这是相关规定未做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缺乏释明与说理导致的。对此法院应当推动辩论并加强释明和裁判文书说理,同时可以参照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引入文书特定化程序。第三章是对该制度中适用客体范围狭窄问题的讨论。通过现有裁判文书的筛查可以发现,实践中对于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并仅限于书证,同时也出现了其余证据类型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参考适用这一制度的情形。所以,学界中关于扩大客体范围,以文书代书证,并引用“准文书”这一概念的主张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对于这一问题,应当立法扩大适用客体的种类,完善立法中客体的具体内容,同时可以适当引入文书义务一般化的做法。第四章是对该制度中秘密保护问题的探讨。这一问题在目前的实践中体现的虽不明显,但也值得关注。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对于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中秘密保护问题,都有详细的规定保证这一制度充分发挥其功能。对此,我国可以参考域外的操作,从绝对保护即规定除外事由和相对保护设立非公开审查程序两个角度解决秘密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