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史学考察与理论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将1949年至今在大陆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军旅诗作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中国当代军旅诗歌”)进行全面研究和个案考察，在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军旅诗歌与其他形态诗歌一起共同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某些历时性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当代军旅诗歌却以更为凸显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这一个”的面貌和价值，甚至与其他形态的诗歌出现了饶有意味的“互文”和“互反”现象，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当代军旅诗歌独特形态发生的根源与具体表现，透视出其独特的文体生态、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试图根据诗歌的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决定技法、技法决定价值的生成机制和生成原理，寻找出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生态、功能、文体、技法和价值，既探讨出五者各自的特性，又勾勒出五者既独立又依存的复杂关系，完成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综合”研究。　　 当代军旅诗歌独特形态的发生源于其拥有独特的本体性，本文采用权力的视角、心灵的视角和文体的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剖析当代军旅诗歌所拥有的独特的本体性。当代军旅诗歌具有特殊的话语主体，即微观权力以“权力--知识”的方式对军人施以“曲线”影响，宏观权力以“权力--制度”的方式对军人施以“垂直”影响，在双重权力的影响之下，当代军旅诗歌话语主体的心理结构呈现出“超我”层面的被强化。当代军旅诗歌具有特殊的话语体式，即语言表述、意象、节奏方式的特殊性，而话语体式保守性的趋向，又使当代军旅诗歌难以实现真正的“先锋”。　　 当代军旅诗歌的独特形态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独特的生存态势；独特的话语转型轨迹；以“英雄主义”为核心母题的写作；崇高美的凸显和张扬；渐进式的文体演进。本文采取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且由外至内逐步推进的方式，详细梳理出当代军旅诗歌独特形态的具体特征。从历时性的线索看，如果忽略“文化大革命”(1966-1977)时期，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其他形态诗歌的生存状态从历时性角度上经历了萎缩(“十七年”)--繁荣(八十年代)--落寞(九十年代至今)三个阶段，当代军旅诗歌则历经了发端与繁荣(“十七年”)--转折与深化(八十年代)--落寞与坚守(九十年代至今)三个阶段。中国当代诗歌的话语转型从整体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民族/国家”话语转向“阶级”话语；从“阶级”话语转向“大写的人(社会人)”的话语；从“大写的人”的话语转向“小写的人(自然人)”话语，乃至九十年代至今的“个人化写作”。在当代诗歌整体特征的统摄下军旅诗歌的话语转型却呈现出显著的个性特点，即：从“民族/国家”话语转向“阶级”话语；从“阶级”话语转回“民族/国家”话语。英雄主义是中国当代军旅诗歌区别于其他形态诗歌最重要的价值诉求，当代军旅诗歌的英雄主义写作经历了三个阶段：英雄的神化和隐喻；英雄的多元化探索；英雄的历史怀想。崇高美是中国当代军旅诗歌区别于其他形态诗歌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当代军旅诗歌崇高美形态的呈现经历了两个阶段：被理性力量过滤的崇高美；以崭新面貌呈现出来的崇高美。中国当代其他形态诗歌的文体演变遵循着“多元--单一--狂欢”的轨迹，当代军旅诗歌则呈现出“多元--单一--渐进”的道路。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详细分析中国当代军旅诗歌史上四位代表诗人--李瑛、朱增泉、刘立云、王久辛的军旅诗作，以实现“点”对“面”的呼应。李瑛的军旅诗歌一定程度上缝合了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罅隙，其在更多时候呈现出来的是历史意义。朱增泉的军旅诗歌以独特的将军气质营造出雄阔沧桑、高远明朗的诗歌风格，其植根于中国当代军旅诗学情景，却又超拔于这一时段的总体诗学氛围。刘立云的军旅诗歌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在扩张性的语言和充满弹性的距离中诠释出诗人对于军人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王久辛的军旅诗歌呈现出中国当代军旅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抵达极限的血肉可感的生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