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变迁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地区转移,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在我国,大量农民工的流入给城市和沿海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经济红利,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老年人和儿童较难与农民工随迁至城市共同生活、学习和工作,同时城市各部门人为设置了许多门槛,使得父母和子女与农民工生活在一起存在很多障碍。此外,在传统观念下,农村养老主要是以子女支持为主,但是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和迁移,导致这一传统养老模式受到了极大挑战。因此,从总体来看,我国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来自子女的生活照料变得有些短缺,来自子女的心理支持也变得有些稀少,来自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更是存在不足;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养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会让农村老人的精神生活陷入低谷,出现消解人生意义的情绪心态,并感觉到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显然,这些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将会对农村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更会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冲击。因此,如何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这一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问题,就成为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在于准确把握:子女外出务工会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其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影响的背后逻辑机制又到底是什么?只有准确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一问题,进而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有助于我国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基于此,针对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其养老需求与其它社会群体存在显著差别的特点,在梳理有关文献资料及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点以奥尔德弗的ERG理论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进行了划分。与此同时,在基于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的影响机理。然后,本研究以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方向、程度和机理为主要研究内容,使用了2017年《劳动力流出地养老需求调查》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了主要包括Ordered Probit、IV-Ordered Probit、得分倾向匹配（PSM）等实证研究方法,集中探讨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需求、心理支持需求、社会交往需求以及最终对灵性寄托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并详细探究了这些养老需求影响的内部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劳动力流出地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现状不容乐观。根据微观调查数据,本文根据理论梳理结果将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划分为“生活照料需求”、“心理支持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和“灵性寄托需求”四个方面,然后从这四个维度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从养老整体现状还是分指标衡量来看,劳动力流出地的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状况都不乐观,具体在“生活照料需求”、“心理支持需求”以及“社会交往需求”三个方面都呈现出高比例需求缺口,而“灵性寄托需求”更是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更大的需求缺口。第二,子女外出务工,会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对生活照料的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时间越长,留守父母的生活照料需求缺口就会更加明显,留守父母的生活照料满意度水平就会越低;子女外出务工的时间越长,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就越久,那么父母从子女方面所获得的生活照料服务就会越少,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留守父母的生活照料需求自然就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距离越远,父母生活照料的需求缺口就会越大;子女外出务工的距离越远,那么父母从子女方面所获得的生活照料服务机会就会越少,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留守父母的生活照料需求也就自然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而言,无论是从子女外出务工的时间还是地点来看,子女外出务工都会对农村留守父母的生活照料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子女外出务工,会显著增加留守父母的孤独感,从而显著降低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自评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地点越远、外出务工时间越长,这种负面影响就会越大和更加明显,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对落后,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经济压力就会逐渐增加,为获得更高收入只能选择去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地方务工;同时,父母由于子女外出务工,因而无法从子女那里获得足够的心理支持,自然就会感觉到心理空虚;但需要指出的是,子女外出务工地点越远、外出务工时间越长,留守老人的心理空虚程度就会越高。另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能给家庭和留守父母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因子女外出给留守父母所带来的心理空虚感,但子女外出务工会减少对留守父母的日常生活照料,更会降低对留守父母在精神方面的支持和慰藉,同时还会增加留守父母的家务负担,这些都会降低留守父母的心理满足感和心理健康自评水平。第四,子女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留守老人的社会交往满意度水平,且这种负面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子女远距离务工对留守老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会更大些,与之相反,子女短距离务工则对留守老人的社会交往满意度水平的影响会更小些。进一步的机理分析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主要通过增加留守老人的事务性劳动方式,如代替子女照顾留守儿童、承担家务劳动以及农业生产劳动等责任,这极大压缩了留守老人的闲赋时间,显然不利于留守老人社会交往满意度的提升。同时,正面积极中介效应检验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子女的外出务工虽然能够增加留守父母的收入水平,但并不能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交往满意度水平。第五,总的来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在灵性寄托层面会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子女外出务工会通过降低留守老人在社会交往、心理支持和生活照料三个方面的养老需求水平,从而给农村留守老人的灵性寄托需求带来负面影响,但因子女外出务工会带给留守父母经济充裕而使其灵性寄托需求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净效应仍然未可知。通过OLS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留守老人在灵性寄托层面产生的需求,其净效应为负,即正面积极影响小于负面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研究也引入了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结果显示负面影响的结论并未被推翻,虽然影响程度收窄,但是负面影响依然存在。随后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子女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外出务工距离越远的农村留守老人,子女外出务工对这些留守老人的负面影响会更大些。随后的机理分析也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会通过负面影响留守老人的社会交往、心理支持以及生活照料需求等中介变量,从而对留守老人的灵性寄托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结果,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会导致留守老人的劳务活动压力增加,需要承担照顾留守儿童、家务劳动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等责任,这些事务性责任的增加会导致留守老人无法自行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较大的生活压力显然不利于灵性寄托层面的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子女外出务工可以为留守老人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这部分经济收入有利于留守父母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在面临较少生活层面的困扰后,留守老人的灵性寄托水平显然就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