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随着中英双方联系的加深,英国人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传教士、使团、商人等来华群体通过日志、游记、回忆录等媒介表达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新闻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使英国民众增加了解中国人近况的渠道,英国国内政治家、文学家等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西方话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成为他们从道德和法理上为自身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舆论工具。传教士群体是英国人了解中国人的先行军,他们渴望在中国推广西方文明传播上帝福音。传教士们深入中国基层社会,与中国人直接接触、交往,带着西方基督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利用西方价值观衡量中国人好坏。传教士们出于鼓动信徒以及身份认同的需要,有选择地对中国人形象进行了建构,将更多视角对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道德败坏,刻画出唯有通过上帝福音才能得到拯救的中国人形象。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是中国人形象崩塌的关键事件。试图扩大市场的英国使团虽然受到中国朝廷的热情接待,但没有完成外交任务的他们深切感受到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人的傲慢与自大,通过与清朝大小官员的接触,以及对民众生活的观察,使团成员也了解到清王朝外强中干、危机四伏的现状,这就为英国鸦片贸易和武装入侵提供了详实的决策依据。19世纪30年代,在自由贸易理论影响下,自由贸易者与代表垄断特权阶层利益的东印度公司的矛盾达到顶峰,双方对华贸易政策的争论也掺杂着对中国人形象的不同认识,他们为了捍卫各自的立场,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对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形象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描述。来华英人凭借着对中西文化差异极为敏锐的嗅觉,依托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的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成为反射中国人习焉不察独特之处的镜子。随着新闻媒体行业的发展,报纸、杂志、宣传手册日益成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鸦片战争爆发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报道迅速增加,这就给英国不同政治派别以及普通民众了解中国人以及发表不同见解提供了合理渠道,在构建、扩散中国人形象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宣扬言论观点的重要阵地,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动员作用。从18世纪末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文学家们在其作品中展现了对中国人暧昧不清的态度,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文学家截取不同的资料虚构异域故事,构建了滑稽丑陋、扭曲狰狞的中国人,为英国在中国的扩张提供合理的解释。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形象褒贬不一,总体呈矮化趋向,其原因也是复杂多变,不仅与个人的经历和境遇有关,而且受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影响。愚昧麻木无知的中国人展现在英国公众面前,所引起的并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厌恶与唾弃,从而证明用武力等强硬手段来改造和拯救这个民族的合理性。而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形象也不过是商人或者政客们维护经济利益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手段。总之,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带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迫切的政治需要,它不仅为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找到了借口,而且为武力侵略中国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