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我国也面临经济转型、“中等收入”等难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困境,党的十八大及十九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整体的研发投入有所增加,但在研发水平上仍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政府需要利用“看得见的手”,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引导,以进一步释放创新研发的活力。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其创新发展是响应《中国制造2025》,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必然选择。此外,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企业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差距较大,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也会对政策效果产生影响,因此,针对税收优惠政策效应进行区域及产权的异质性分析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异质性分析和高端装备制造业行业两个突破口,在此基础之上,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进行界定,并对研发活动特性进行阐述,再对税收优惠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展开论述;而后,进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税收政策梳理以及微观税负测算,从研发人员及经费投入两个方面,针对区域异质性角度进行了现状描述及分析;基于前文的理论基础,于第四章展开实证分析,选取2012-2018年国内279家企业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有关企业年限、财务特征及公司治理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此同时,以地区、产权作为分类标准,将所选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进一步研究地区及产权异质性对税收政策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二是财务特征及公司治理的相关指标会影响企业所得税优惠激励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效应,主要表现在资产负债率及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两个指标上;三是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效应会因为区域及产权的异质性而有所不同。东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激励效应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民营企业的政策效应优于国有企业。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从政府及企业两个主体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从政府来看,一是实施区域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构建区域创新税收体系,具体包括:适度下放税收自主权,同时实现简政放权;加强政府对税收政策效应的后续监督管理。二是制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包括: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税收支持;增强对初创企业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适度提高研发经费投入的扣除比例;给予人才引进方面的优惠政策。从企业来看,一是降低债务融资的比例,保持稳健型资产结构;二是改善公司治理,降低股权集中度,具体包括:正确看待独立董事所发挥的作用,提高独立董事的任用标准;鼓励普通员工持股,降低股权的集中度,善用股权激励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