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近来一直是研究热点，研究著作和成果也很多。这些研究多注重理学对原始儒家的超越与发展，对于这一时期儒学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则用心较少。本文意在通过考察朱熹的理学构建，呈现出在理学的构建过程中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助于窥豹式的个案考察，进一步强调从文化互动层面考察理学的这一路径。孝宗之前宋朝士大夫中习禅之风甚盛，学者多沉溺于其中而不知其害，连程门一脉也不免沾染不少禅气。通过《牧斋净稿》中朱子诗作可以看出，其对于佛学用力最深应在中举之后之赴任同安这一段时间，而尤以二十二年为盛。在李侗指导下，朱子开始用力于儒家经典，逐渐从佛学的沉迷中走了出来，丙子秋所做《教思堂作示诸同志》“何必栖空山”之语，可以看做朱熹与佛学最后的告别。由《文集》考察可知朱子真正开始批判佛教是在隆兴元年三十四岁时。朱子认为辟佛之关键点在与儒家理论的自身发展。朱子针对当时学者工夫多贪求广博，浮躁之风盛行，接受李侗教诲，提出以“涵养”对治急躁之病。后来针对“涵养”工夫易导致怠惰的毛病，结合己丑之悟新的心性构架，提出“居敬”工夫。从而，在工夫层面成功回应了佛家工夫论的挑战，成功维护住了儒家在收拾人心上的作用。在解决工夫层面的理论回应后，在五十岁后他对佛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社会伦理层面。朱熹所有的理论预设与理学建构要解决现有以儒家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给出合法性的证明。从伦理方面辟佛是朱子在五十岁以后的主要工作。朱子对佛教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大体按照先理论后现实这一顺序，但同时朱熹对佛教的态度又受到个人际遇的影响。在晚年朱熹对佛教自私方面的批评有所转变，六十三岁以后基本没有从自私方面对佛教进行批评。而在庆元党禁后，更常引“禅诗”作为自己寥落晚年生活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