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最先提出。她指出:“任何文本的构成,仿佛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Kristeva,1980:66)互文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以其动态、多元、开放的特质,为文本理论输入了新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也为翻译理论和实践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拟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小说翻译研究之中。《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被誉为文学价值、社会价值俱高的传世佳作,乃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作者善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深刻透彻的笔法和毫不留情的讽刺,刻画了主人公方鸿渐颠沛困顿、无处可归的人生境遇,并以他为代表,以其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等人生经历演绎“围城”这一主题,即: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围城》的主要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层次上刻画的是:抗战背景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孤独、空虚、彷徨和无助。从语言上看,作者记事抒情、或咏物言志、或借古喻今、或妙喻连篇,常用典化句,互文特征明显。文本之间相互牵连,彼此参照,每个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新织体,交织成了一个具备无限潜力的文本网络,借此构成文本的社会文化体系。作为跨语际、跨文化的翻译,要成功地将中国小说译介到全球,其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有效处理小说翻译中的互文符号,有利于克服语言转换中的障碍,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围城》的英文译本于1979年出版,由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译而成。其英译本初稿由Kelly完成,茅国权负责校译、润色,并写序加注。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国内译界的普遍关注,对其进行研究者甚多。然而,从互文性视角,并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目前尚不多见。作者拟以互文性理论为指导,分析在《围城》英译本中,译者对互文符号的处理方法和翻译策略,研究互文性理论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效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例证,基于宏观互文和微观互文的视角,研究互文性理论对小说翻译、文化传播的影响;二是以计算机软件Word Smith、AntConc和Text Pre-Processing为辅助工具,进行型符、类符、句长、词长、词频的分析,直观地反映互文符号在原文与译文中的表现情况,使研究更具说服力。此外,作者还对《围城》中的同语异译现象做出统计,从中得出原始、客观的数据,进行微观互文的定量分析,研究其翻译策略。本文共分五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问题和文章结构等。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对小说《围城》及其英译研究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框架。对互文性理论的源起、演进和国、内外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三章详尽叙述了小说《围城》及其作者钱锺书和《围城》英译本及其译者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的相关情况。第四章基于宏观互文和微观互文的两个视角,应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围城》英译本的译者如何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最后为本文结论。笔者认为: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互文性理论既可以作为认识论,也可以作为方法论,指导翻译实践。综观《围城》小说的英译本,两位译者之所以能够使全书做到译文衔接自然,风格连贯统一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识别、理解并有效阐释蕴涵在源语文本中的互文符号,恰到好处地将互文性指涉转换为目的语。因此,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既有利于译者突破文化障碍,提高传播效果,又有利于读者理解文化内涵,实现互文符号意义的动态效应。互文性理论为小说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视角,拓宽了新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