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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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建立起礼乐制度,以礼制维护上下等级秩序,以乐舞教化百姓。《周礼》以为乐能够实现内在的“和同”,有助于人人相亲,因此有利于维护政权统治。春秋战国时期,周道衰微,礼崩乐坏,此时雅乐与郑、卫之声开始产生明显分别。雅乐,雅正中和之音,主要指由周王室创制的乐舞,及其保存的六代乐舞。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涌现大批新声,于是又将周之雅乐称为古乐。雅乐以钟磬等重型乐器演奏,讲究五音协调。郑、卫之声常与雅乐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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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建立起礼乐制度,以礼制维护上下等级秩序,以乐舞教化百姓。《周礼》以为乐能够实现内在的“和同”,有助于人人相亲,因此有利于维护政权统治。春秋战国时期,周道衰微,礼崩乐坏,此时雅乐与郑、卫之声开始产生明显分别。雅乐,雅正中和之音,主要指由周王室创制的乐舞,及其保存的六代乐舞。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涌现大批新声,于是又将周之雅乐称为古乐。雅乐以钟磬等重型乐器演奏,讲究五音协调。郑、卫之声常与雅乐相对举,初指郑国与卫国创作的音乐。儒家斥郑、卫之声为淫声,仅指其音乐而不指其诗。郑、卫之声多以管弦类乐器演奏,五音不调,烦扰心志。儒家认为郑、卫之声无益于施行教化,更有害于政权统治,将之视为乱世亡国之音。受儒家思想文化之影响,后世将不合乐理,五音不调的音乐皆归为郑、卫之声,或称淫声。西汉初年,宗庙祭祀乐中一部分沿用周代雅乐,大部分为叔孙通按照周代雅乐标准创制的祭祀乐。汉武帝时期,雅乐出现新变化,融合了郑、卫之声的音乐特点形成汉代新式雅乐,于郊祀之中演奏。西汉立国以后,郑、卫之声所含括的音乐种类不断增加,影响力相比以往更大,宫廷之中日常筵享皆奏郑、卫之声。随着西汉版图的扩大,各民族、各地区融合不断加深,民族乐舞传入中原并广泛流行。此时,百戏、夷族乐舞、民间音乐发展繁荣,丰富了百姓日常生活。西汉中央乐署机构基本承袭秦代的乐署机构,分为娱神与娱人的乐官。汉初,雅乐与郑、卫之声不相杂,太乐与乐府职责分明,太乐负责在宗庙祭祀之中演奏雅乐,乐府负责日常筵享用乐。西汉以前,太乐为世官制,西汉立国以后,则改为官僚制,有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制度。乐府之中既有长期供职的乐人,也有通过征发而来的乐人。由于汉武帝创制的汉代新式雅乐之中混杂了郑、卫之声的音乐特点,因此只有乐府能够承担演奏汉代新式雅乐的职责。汉代新式雅乐之创制有助于汉武帝实现汉朝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加深各阶层对于汉朝文化的认同感,也有利于解决汉朝立教问题。汉代新式雅乐采集了各地民歌,乐府也因此到各地采风,同时考察吏政得失。乐府在汉武帝时期职能扩大,加之百戏及各类乐舞的流行,乐府机构日渐庞大。汉武帝在位期间,连年发动战争,以致于在其统治后期出现国库空虚的情况。汉宣帝时期政治、经济虽然再一次繁荣,但继位者未能延续这一局面,西汉后期经济一蹶不振。乐府之中蓄养大批乐人,也耗费了大量资金。同时,汉朝中后期儒学发展繁荣,汉朝官吏多为儒生。儒家本就将郑、卫之声视为乱世之音,因此将汉朝中后期权贵僭越、世风奢靡的局面归因于郑、卫之声的流行,认为只有周代雅乐才能承担教化百姓的责任。西汉中后期的皇帝深受儒学影响,于是在节俭与复古的要求之下,汉哀帝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下诏罢黜乐府。汉哀帝罢黜乐府的目的之一是纠正世风,削弱郑、卫之声的流行之势,以周代雅乐助教化,但从罢黜乐府的影响来看,并未真正达成这一目的。罢黜乐府后,汉哀帝没有及时创制能够承担教化又容易在百姓之间流行的音乐,因此郑、卫之声依旧在各个阶层流行。以音乐作为社会教化手段,应当首先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若以儒学统一上层知识阶级的思想,以音乐统一下层民众的思想,那么在创制音乐时应当考虑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下层民众的文化具有通俗性,郑、卫之声大多源于普通百姓的有感而发,更易在民众之中传播。社会教化手段本当以下层民众之文化为基础,融合上层知识阶级之文化,以此才能典雅而又具影响力。雅乐本是西周上层知识阶级创设的音乐,文辞晦涩,音乐典雅,与普通民众喜爱的音乐大相径庭。雅乐这一特性使其难以在民众之间传播开来,郑、卫之声相对更易下沉至民间,因此在雅乐与淫声之争中,雅乐逐渐衰亡。汉代立教问题是西汉中后期亟待解决的事情,统治者们更应当如汉武帝一样,取郑、卫之声之所长,补雅乐之短,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立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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