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的激增、城镇化的发展及一系列严重土地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如何集约高效的利用土地资源已经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现有的土地集约的大多存在数据搜集繁琐、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不全的状况。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以陕西省为研究区,结合已有的统计资料,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采用人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1(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简称HANPP)来表征土地集约,并对陕西省2000、2005和2010年HANPP进行分析。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四部分组成：(1)通过对潜在NPP、实际NPP、土地利用损失的NPP及收获NPP的计算分析,最后分别计算陕西省2000、2005、2010年的]HANPP及单位面积的]HANPP。(2)以2010年为例,基于熵值法计算了陕西省的农田集约化水平,并利用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将其与陕西省2010年的HANPP进行耦合,探讨HANPP表征土地集约的可行性。(3)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与土地集约关系密切的三个参数(收获的NPP、HANPP率及土地利用损失的NPP损失率)来分析陕西省土地集约的时空特点及其成因。(4)在分析]HANPP表征土地集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应用熵值法分析这些因素与土地集约的相关性,探讨影响陕西省基于HANPP表征土地集约的主要因素。相关结论如下：(1)从2000年到2010年,陕西省潜在NPP在增加,关中的增幅最大,特别是宝鸡和渭南2010年的增幅最为明显。实际NPP的空间分异规律比潜在NPP明显。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陕南南部、延安中部和宝鸡西部,其他区域较小,这与人类干预强弱相关。2005年实际NPP值最大,2010年略有减少；土地利用损失NPP结果表明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干预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干预增大的区域包括铜川、渭南、汉中和安康,减少的包括榆林、延安、宝鸡、杨凌、西安、咸阳和商洛。2000-2010年,渭南的收获NPP增幅最大,其次西安、咸阳、宝鸡,再次是榆林和安康,最后是杨凌。HANPP率杨凌和咸阳已经超过了100%,渭南也在2010年超过了100%,西安在2010年也高达90%以上,宝鸡和铜川这三期接近在40%-50%之间。榆林这这三期均在30%以上。汉中和安康这三期均在20%以上。商洛和延安这三期几乎均在20%以下。(2)通过基于HANPP的农田集约和基于熵值法的农田集约间的耦合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各市区农田HANPP和农田集约之间的耦合度均在0.9以上。因此,完全可以用农田的HANPP来表征陕西省的农田集约状况。结合相关文献,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HANPP来表征土地集约。同时,陕西省各市区总是vh小于vi,这说明陕西省单位农田HANPP的水平均滞后于农田集约化的水平,这也说明陕西省农田HANPP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3)通过对基于HANPP的陕西省2000、2005和2010年的土地集约状况的分类,和通过用陕西省各市区HANPP率、土地利用损失的NPP损失率及收获的NPP探讨陕西省各市区土地集约的时空特点。可以看出：2000-2005-2010年宝鸡(0.06-0.07-0.08)和咸阳(0.06-0.07-0.08)土地集约在稳步提升。榆林(0.03-0.04-0.04)2000-2005土地集约度在增加,2005-2010未变。杨凌(0.08-0.08-0.11)和渭南(0.05-0.05-0.07)2000-2005土地集约度未变,2005-2010在增加。这两地是陕西省2005-2010年土地集约增加最快的。西安(0.08-0.08-0.08)、汉中(0.07-0.07-0.07)、商洛(0.06-0.06-0.06)、安康(0.06-0.06-0.06)、铜川(0.05-0.05-0.05)和延安(0.04-0.04-0.04)2000-2005-2010年中土地集约度一直未变,但西安和汉中仍然保持在较高的单位面积HANPP。关中的土地集约大于陕南,陕南又大于陕北。(括号中的数字为单位面积HANPP,单位为：万吨碳/平方千米)。(4)从构建的指标体系来看,准则层中对陕西省土地集约影响最大的HANPP因素是可持续性。指标层对陕西省土地集约影响最大的HANPP因素是单位面积上化肥的使用、HANPP/NPPO(潜在NPP率)及GDP/HANPP。这三个指标分别从科技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影响陕西省的土地集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