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及她的著作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重点。时至今日，纵观她的9部小说，不难发现莫里森对美国现实的再现根植于她对非裔美国历史的深刻反思。《宠儿》作为莫里森的代表作，更因其浓厚的历史意识而著称于世。　　尽管《宠儿》中体现的浓厚的历史意识已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探讨小说中的历史元素，如中间通道和蓄奴制，或是莫里森对历史元叙事的质疑，或是她是运用美国黑人文学传统重构历史真实。很少有评论者注意到《宠儿》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的精妙之处是它将历史与反历史合为一体，将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融为一炉，以此凸显她对黑人历史及未来的思考。　　在对待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莫里森与新历史主义学家不谋而合。莫里森拒绝人为地区分历史与虚构，认为艺术家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而新历史主义者也致力于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看来，历史不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成为一种历史叙述，历史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因此它也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　　基于此，本论文拟从新历史的角度，通过分析《宠儿》与历史上的玛格丽特加纳弑婴案的互文关系，旨在论证：一方面，莫里森对传统的历史编纂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历史书写沦为权力的产物，奴隶主在压制“他者”声音及对其身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同时，通过以自我为坐标范式的“主导叙事”（媒体，人种学数据）来构建内殖民史，以论证内殖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莫里森极力再现历史真实。通过反历史性叙述手法的运用（逆转，召唤—回应及奴隶歌唱）、对黑奴身体的重写及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以女性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叙事的策略的运用，解构了西方传统的黑/白、男/女、自我/他者，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否定了历史书写的单极向度，重构了一部包容众多可能性的复调的非裔美国史。而莫里森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观统一于她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她对非裔美国人的命运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