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十九大又提出“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把精准扶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扶贫的重视和打好这场战役的决心,也反映了精准扶贫任务的艰巨和急迫。为了实现脱贫的治理目标,不同治理主体(党政军群校企)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扶贫攻坚战,各种治理举措也层出不穷。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治理主体,通过制度建立、组织嵌入、资源下沉、技术应用等举措,在实践中形成了各种扶贫模式。然而,各种技术的运用和治理举措的实施遭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本应解决问题的举措在实践中却产生了目标替代、形式主义、“重输血、轻造血”“表海”等非预期结果。地方政府对技术治理的关注和重视高于扶贫本身。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无疑迟滞了实现脱贫的步伐,而实然和应然的矛盾使我们反思:在中国语境下,这种现象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在精准扶贫场域下具体表征是什么样的?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有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未来国家顶层设计又将如何规避这种现象的产生?这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现实背后折射出的理论问题都有待进一步阐释和探讨。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并以委托代理理论、行政发包制和控制权理论为视角,聚焦于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为核心表征的治理悖论。基于案例的考察,研究发现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省级扶贫办加压,县级扶贫办加码,而乡镇级扶贫办为应对考察压力而采取技术化应对策略的逻辑线条。上层技术发包、中层技术转包,下级技术承包,使得基层精准扶贫面临数字生产的困局。研究表明:精准扶贫过程试图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造成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因而消解了精准扶贫的目标。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处处留痕的痕迹管理以及强调国家自主性而忽视社会空间的培育。本研究尝试提出“情境—场域—主体”的框架,借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情境约束指向时间与空间两个面向:“给予型国家”的转向、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中国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长期存在,需要国家强化自上而下的信息搜集能力。在空间约束下,庞大的国家规模形成了行政发包制的权力分配格局。此外,控制权为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力分配方式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名实分离”的权威分配格局加之弹性的政府关联,共同导向了一个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数字生产格局。官僚组织和官员个体是分析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两个主体维度。一方面,现代官僚制强调对工具理性的应用。在技术治理的作用下,繁杂的精准扶贫工作高度简化,扶贫脱贫工作最终被压缩成一个数字。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面临着晋升的压力,晋升逻辑趋使地方官员具有更大的动力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生产任务。时空约束、场域推进和主体谋划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的格局侵蚀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首先,时空约束下基层政府技术考量取代人本关怀。其次,场域推进下基层政府扶贫内卷化压倒治理精细化。最后,主体谋划下基层政府自利性对垒公共性。对此,可以从完善扶贫的评估机制、推动各部门的联动机制以及落实脱贫的责任机制对技术治理异化及其造成的公共性困境加以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