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对清代苏诗注家王文诰及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展开研究。通过研究力图阐明王文诰在苏诗注释和编年方面的成绩与特点,同时就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与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给出尽可能客观、公允的评价。另外,本文就王文诰对纪昀苏诗评点的引用和辩驳,以及王文诰《编年总案》的成绩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揭示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苏轼研究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简要论述与本论题有关的苏诗注本情况,以及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写作思路等问题。苏诗注本有两个系统:一是分类注,一是编年注。在这两个系统内部和两个系统之间,历来存在着删削、优劣等问题的争论。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主要在查慎行的《苏诗补注》和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的基础上编撰完成的,编年部分主要依据《苏诗补注》,注释部分主要依据《苏文忠公诗合注》。在注释、编年、本事探讨等方面,《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都有不少突过前人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章探讨王文诰的生平、字号以及编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经过,同时对王文诰苏诗注的特点、成绩与意义进行分析。王文诰其人史传皆不载,历来对其生平所知甚少,通过零星记载大致确定其生卒年、字号,及其编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大致过程。王文诰对前代苏诗注多有不满和指瑕,他的苏诗注重在诗意探求、艺术分析和本事求证,突破了前代注家惟重典故、字词的局限,将注释与批评结合起来,开创了苏诗注释的新风貌。　　 第二章探讨王文诰在苏诗编年方面的成绩、特点与得失。王文诰在查慎行和冯应榴苏诗编年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编年有误的篇目进行调整,对不当入集者从正集删除,另补入正集诗多首,使苏诗编年臻于完善。王文诰苏诗编年的特点是务求精细,并善于从本集寻找内证确定编年,对于前代有关编年的意见和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整理。同时,王文诰的苏诗编年也有证据不足失之穿凿、查考不周、编年有误等方面的缺陷。　　 第三章重在讨论王文诰注本与冯应榴注本的关系问题。王文诰注本较冯应榴注本晚出,冯应榴之孙冯宝圻指责王文诰对《苏文忠公诗合注》多行剽窃,笔语侮谩,创新不多,掩盖了其祖父的功劳和成绩。对此,学界多认同冯宝圻的看法。本章通过具体例证仔细分析了王文诰、冯应榴二人在注释理念、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就冯宝圻的指责进行了深入辨析,探讨了王文诰对前注的删改方式、对冯注的明删与暗采以及删削的主要类型和重点,最后指出王文诰对前注删削失当之处。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冯宝圻对王文诰的指责部分成立,但也有很多失实之处,对此问题应该辨正看待,不可一概而论。　　 第四章讨论王文诰对纪昀苏诗评点的引用和辩驳问题。王文诰对纪昀的苏诗评点多有采用,其主要因为是二人对苏诗善于变化、不守故常等特点有着相近的看法,同时都注重对苏诗艺术的阐释和解析。但王文诰对纪昀评点也多有不满和驳难,王文诰反对纪昀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评论苏轼,同时反对纪昀对苏诗用语、用韵方面的指责,还指出纪昀在诗意理解和艺术分析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这一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透视王文诰的诗学宗尚、注释特点及其注释的心态。　　 第五章对王文诰的《编年总案》展开研究。王文诰的《编年总案》可以视为一部扩展了的苏轼年谱,总字数在六十万左右。《编年总案》和前代年谱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多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编撰目的和前谱作者有很大的不同。王文诰力图对苏轼一生行迹、创作、交游等进行详细编年,以企达到对苏轼诗歌和人品、抱负的准确理解。《编年总案》在时事、人物等方面的考订和文、词编年用力甚勤,取得了不少成绩,当然其中疏漏和不足也在所难免,对此应该批判地继承,使其更好地为当代苏轼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