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两大鼻祖之一,它对后世古文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桐城派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散文流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桐城派对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古文理论体系的建立,桐城派诸家,尤其是其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对《史记》的评论篇章不在少数,更有甚者,他们提出自己的古文写作主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史记》作为典范,来印证、支撑他们的观点,有的文学主张更是直接从《史记》中总结而来,可以说《史记》对桐城派古文的影响是深远的,而桐城派古文诸家对《史记》的接受也是相当广泛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对《史记》的研究还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都还是有价值的。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史记》以及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单方面研究有很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研究,只是在个别著述和著作当中被偶尔提及。本文就是想以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为重点,探讨《史记》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价值和目标,以及对研究对象的简单陈述及界定,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第一章从载道的文统、桐城派古文家对《史记》的推崇、师法《史记》以归有光为桥梁三个方面,整体上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与《史记》的关系进行关照,使我们对两者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第二章主要讨论方苞古文理论与《史记》的关系,“义法”是方苞古文理论的基础,也是整个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石。方苞以“义法”、“雅洁”论《史记》,从古文技巧到古文语言都有所涉及,本章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只以义法论文,得其一端而已”。第三章讨论刘大櫆古文理论与《史记》的关系,在刘大櫆的“神气”说的基础上,论述《史记》具有“奇”、“大”、“远”、“疏”、“变”的特征。第四章以姚鼐、曾国藩关于“阳刚阴柔”风格的阐释为基础,讨论《史记》文章的风格,提出《史记》文章具有阳刚之美的三个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