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最初的试点发展到正式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在确保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刑事诉讼的效率,而证明标准问题又一直是我国法律界的一大难点,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立法和刑事诉讼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分离,正确理解证明标准问题一直是实施认罪认罚制度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理论保障。目前我国法学界主要持的是“证明标准法定说”和“证明标准降低说”两种理论观点。许多学者对于究竟在案件中应当适用何种证明标准莫衷一是。利用文献分析法对两种截然相反理论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分别结合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的实际特点,总结了降低证明标准的利弊,论证得出单一的证明标准已经无法较好地满足我国刑事司法诉讼的需要,提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分层级地适用差别化的证明标准。采用比较分析法得出,认罪认罚案件构建差别化证明标准需要与不同的审判程序相匹配,依据审理程序是否简化而各异。速裁的证明标准只要能够达到“两个基本”,就能进行定罪量刑。简易程序的证明标准也可以适当宽松,可以适当地低于“排除合理怀疑”,并且由于庭审流程减少,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也仅是形式审理,所以还应当彻底摆脱严格证明。适用普通程序案件的主要特征为疑难、复杂、社会影响恶劣,还是要求法官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格证明标准。利用案例分析法分析出保障差别化证明标准的重点就是要重视认罪口供的作用,以及进一步完善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