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域外成熟制度在我国的尝试,经历了从试点至最终入法的漫长过程,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再次激活。因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使得认罪认罚案件与传统不认罪案件在程序简化、实体从宽上存在显著差异,刑事辩护的重点亦由审判阶段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争议焦点由定罪量刑转向量刑。协商性司法理念的发轫、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中职权主义色彩的淡化、当事人主义因素的加强,使作为辩方的被追诉人在与检察机关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时具有一定基础,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广泛性、低门槛性等特点使被追诉人“讨价还价”能力大幅提升,辩方可在相对平等的前提下与控方进行量刑协商。考察域外法治国家,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制度、大陆法系的认罪协商制度等为构建我国的控辩协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现阶段,我国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进行协商的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存在值班律师定位不清、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委托律师衔接机制不明,对值班律师参与协商的保障不足等原因,使值班律师的辩护职能难以发挥。因此,对值班律师参与协商构建协商机制,应确立控辩协商的原则,即坚持公正兼顾效率、控辩平等及被追诉人利益保障原则,从控辩协商的适用条件、参与主体、证明标准、司法审查及救济措施等方面予以建构,在进行制度构建的同时,亦须建立控辩平等、有效协商的保障制度,确立证据出示义务、明确检察机关的精准量刑责任,逐步建立值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强化值班律师的辩护义务,保障控辩协商机制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