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是清代继浙西词派、阳羡词派与常州词派之后能够领导词坛风会的重要词派,在晚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将清词派别分为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为第一期,常州派为第二期,而将以王鹏运为首的临桂派作为第三期,并称之为当世词学正宗,对其评价很高。临桂词派是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外强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经世思想的迅速流行、慈禧专政及保守和革新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都在词人们的思想和作品中留下投影。粤西文人地方文化意识的自觉、家族师友之间词学风气的传承以及京城宣南地区深厚的士人文化底蕴,对临桂词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王鹏运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也是临桂词派得以形成和壮大的重要因素。　　 临桂词派的组成主要不是依赖于师徒传授的方式,它是一群词人互相倾慕、互相切磋,通过自觉的结社、联吟唱和而形成的团体。他们以同僚、同乡、亲友等关系联系起来,具有较强的社团性和共时性,这一点与现代文学中的派别非常相似。结社集会、酬唱联吟是临桂派词人主要的活动方式。王鹏运在京喜欢举办词社,与词友们互相唱和。从《薇省同声集》的唱和开始,王鹏运先后举办了“咫村词社”和“校梦龛词社”,组织了《庚子秋词》与《春蜇吟》的唱和,他们的游览吟咏场所遍及京城的各处名胜。词籍校勘是他们词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王鹏运、朱祖谋等人以治经学的方式校勘词籍,提高了词的地位,使校词成为专门之学,开创了许多校词的规范。通过共同校勘词籍,密切了词派成员之间的联系,活跃了词学研究的气氛。同时,他们把所校刻的词籍作为学词的范本推荐给他人,为填词者指示门径。临桂派词人并不封闭在词派内部圈子里,他们与外界广泛地酬唱交游,甚至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动迁徙,而流动加入不同的社交圈或唱和群体,这种开放性扩大了词派的影响。　　 在词学理论上,临桂派词人标举“重拙大”之说。“重拙大”理论最初是由王鹏运提出的,况周颐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将它作为《蕙风词话》的核心思想加以阐扬,使之成为具有标志性的范畴。同时,他们注重分辨四声,严格遵守韵律,对词律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创作上,他们以饱蘸血泪之笔去记录、评判清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的兴亡盛衰,能补史书之阙,体现了词史的精神；他们将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文化成果写入词中,开拓了词的题材,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与“诗界革命”的呼应,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新的亮色。　　 临桂词派对晚清及民国以后词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临桂词派的词学理论为广大词人所接受,有的将其纳入自己的词论之中,有的将其作为论词或选词的标准。如赵尊岳将况周颐的理论融入到自己的《填词丛话》之中,提出了“风度”说；唐圭璋、王伯沆二人则以“重拙大”作为标准来选词。临桂派词人的作品成为填词者师法的对象,如近人朱庸斋不但自己学习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作品,而且将其作为学词的范本指导学生创作。其次,临桂派词人喜欢奖掖后进,为清末民初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词学人才。他们的弟子门生以及受其指导教诲者,如赵尊岳、龙榆生、夏承焘、陈匪石、林鸡翔、杨铁夫、刘永济等人都成为近现代词坛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