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义利之辨是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及历史个性的表现与确证。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道德风貌总是通过对义利问题、义利关系的认识表现和反映出来。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伦理思维的核心问题,对它的认识不仅关涉到个人价值目标的确立和身心的发展,还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发展起着社会伦理价值导向的作用。从整个古代义利观的发展脉络来看,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观是一个奠基性的论题。但孔孟荀因其所处的时代不同,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而在对义利观的看法上虽然有继承的方面,但更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因时而变。他们针对具体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与取舍,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义利观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孔孟荀思想的著作《论语》、《孟子》和《荀子》的文本研究出发,对孔孟荀的“义”、“利”、“义利观”思想做详尽的阐述,并通过对他们的分析厘清孔孟荀“义论”、“利论”的变迁和他们义利观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差异。孔孟荀三人在义利问题上的倾向大体相同,都重义而不轻利。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孟、荀对孔子的义利思想的取舍各有不同。首先在对“义”的阐发上,孔子的“义”是由仁及礼而义,他的“义”既重内在,又重外在。因而他的“义”的习得即强调内心要合乎仁德,外在又要表现为对礼制的遵循。孟子发挥了孔子“仁”的一面,仁义并称,将孔子“义”的内在价值做了强化,把义的根基追溯到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的先天道德知识和能力,所以他的“义”的习得更强调反身内求的重要性。荀子则高扬礼制,礼义并称,更多的赋予“义”以手段、工具的外在价值的意义。因而他在义的习得上更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对于人的教化作用。他们的“义论”体现了由内在到外在,由自律到他律的变迁。在“利”的阐发上,首先他们都肯定了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天性,但在对待欲望的方式上,孔孟主张“克己”、“寡欲”,而荀子的目标则是“养欲”,这一过程是由克服到满足的过程。其次,他们主张要先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而君之利则要建立在民之利的基础上。这些主要通过他们的“富民”、“制民之产”、“国富裕民”、“下富而上富”等具体主张体现出来。在“义利观”的阐发上,他们都具有重义的基本倾向和关心公利,如孔子主张“见义思利”,孟子主张“去利怀义”,而荀子则主张“以义制利”,他们甚至认为在必要时刻可以杀身以成仁、舍生取义。而义利观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人性论的变迁和践履方式的不同上。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则主张人性本善,他更倾向于从情感的角度理解道德。而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他的人性说涵盖了人性的正反两面,揭露了被忽略的人性的黑暗面,其理论进路则是理性主义的。在践履方式的不同上,孔子主张内外并重,所以他对“利”的制约即强调人的主动向善的作用,又强调要遵循制度。孟子强调“义内”,说明了反身内求、反思的重要性。要保持和扩充善良的本性,用自身就有之“义”对利形成一种统摄性和权威性作用。荀子的“义外”理论则强调了外在教化的重要性,通过外在的礼义和法度来对“利”进行统摄和制约,明确了在外在的道德规范制约下合理的求利方式,从而避免了为无限制逐利而发生动乱的现象,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