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情怀和人性意识问题，从古至今的哲学家、思想家已有诸多的论述。当今，国内外的学者亦将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问题的探讨纳入视野，编辑整理了古人的哲学观点，并多有新见。如[美]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的历史》、商务印书馆《古希腊罗马哲学》、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黄颂杰《论西方哲学的宗教和神学之品性》等著作论文，这些材料充分表现了人类对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这个问题的关注及从古至今人类对这个问题观点的发展演变。 人类对神人问题的关注也表现在文学著作中的神父形象上，以神父的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冲突来反映时代的观点。特别是十九世纪至今，一系列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纠结斗争的神父形象的塑造，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这些神父形象历久弥新，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及《荆棘鸟》中的拉尔夫为代表，分析这些肩负着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圣使命、本人亦为上帝忠诚的子民的“完美的教士”，无法克制自己人性意识的复苏，产生了对世俗女子的人世情爱，从而引发了自身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的纠结斗争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明确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的概念，并回顾二者争论的渊源。在人类社会之初，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类，将强大的自然奉为神明，由此产生了巫术。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原始的野性思维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宗教由多神教走向一神教，人类对自然的感情由敬畏演化为一种宗教情怀。这种宗教情怀是对世俗的超脱和抵制，是对存在于世俗世界之外的另一个永恒世界的崇尚与追求，是一种理性的节制。宗教信仰让人们对主宰人类命运的冥冥力量无限敬畏，它必然会对人性意识产生挑战与压制。人性意识追求人之为人的本能力量，是对个性的张扬，包括对情欲的渴求，对金钱权势的向往等。人性本身是复杂的，不同的人对其诠释亦不尽相同。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对上帝的信仰与对人性的追求便贯穿西方思想的发展。基督教传入欧洲后，一直作为主流思想而存在，是言行与思想的最高准则。中世纪时，宗教对人的控制更加严格。从文艺复兴开始，尤其是19、20世纪以来，政治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在反传统思潮中，西方哲学家开始赋予信仰与人性以新的含义，批判并力图清除哲学的神秘性，成为西方哲学新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势。因而对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的追问，就成为了言述西方哲学所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 其次，神父其实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体。他们是连接神和人的中介。文化学认为，神父是包括了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等在内的特定文化所创造的特殊类型的人。神父，是生活在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中介者。早期神父的出现是宗教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他们修行的目的和途径如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写的那样：在宣道师的指引下，经历了“无知——知罪——悔过——受检——获救”的道路，最终灵魂进入天堂成为圣徒，上帝的神灵也在其身上得到印证。从而，以神的实体和人的异体完成了神人的异变。在这种异变过程中，神父超脱了世俗的生活，将自己奉献给全能的主，传播主的福音。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对上帝的信仰、忏悔和敬畏的情感，并应为此抛弃爱情、肉体上的欲望及其他世俗的要求，而热衷于献身于主的事业。人性既是生物遗传和继承的产物，也是文化传承和塑造的产物。神父虽是特殊的人群，但他们都是凡胎肉体，人类的血液在遭到长期的压抑后必然会物极必反，破禁而出。在这强大的本能力量面前，必然成为人性的俘虏，同时也是他们自身人性力量的释放和显现。再次，克洛德、丁梅斯代尔和拉尔夫都是宗教腐朽教规和社会偏见的牺牲品。克洛德的爱欲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表现出来的方式是扭曲的，变态的。丁梅斯代尔外表上是“完美的教士”，但他身上既有宗教情怀与人性意识的冲突，也有不能和爱人共同受罚的良心折磨；既有对上帝的恐惧，又有意志软弱。虽然最终完成了人性的复归，但他始终不敢承认自己爱得正当。拉尔夫的痛苦主要源于长期对爱情的拒绝和对权力的追求，他以抛弃自我、牺牲情欲达到灵魂净化。但越是拒绝，他的痛苦就越深，离麦琪越远。他们的悲剧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其一是原罪思想的钳制，二是社会压力使然，三是由于他们性格的弱点。 最后，通过克洛德、丁梅斯代尔和拉尔夫进行审美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悲剧进行社会反思：从悲剧的审美角度看，这种在宗教教规与社会压力的双重压迫下，人性的扭曲与挣扎是一种畸形之美，三个神父就是这种纠结的关节点。他们代表了人类在困境面前的处境和抗争，具有普遍意义。此外，本文所选取的三个神父，他们所对抗的不再是简单又明确的敌人——异族或某种单一的敌对力量，他们所要抵抗的是现实、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凝结在一起就是对上帝的信仰。这是一种力量不对称的挣扎，在神父身上体现着一种弱势之美。并且，前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引发下一个时代的矛盾，前一代人的困境累加给下一代人，克洛德、丁梅斯代尔、拉尔夫所表现的是困境的升级，也是宗教情怀和人性意识的矛盾自始至终的纠结。这是一种动态的流动之美。 自从人文主义者但丁首先正式对教会发起冲击后，反宗教的传统就在西方文学中延续下来。《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以长篇小说的篇幅，从宗教对神职人员本身所造成的痛苦方面，集中深刻地揭示了人性被宗教异化后的悲剧。通过克洛德、丁梅斯代尔和拉尔夫隐秘的心理，复杂的情感，描写了他们理性与非理性、灵与肉激烈的斗争。其中所包含的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对个人悲剧命运的展示，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挖掘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根源。 这三个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思想都要以人为本，思想是人的思想，情感是人的情感，脱离了人就无法解答人的问题，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更会走向反面与极端，成为制约人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