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被誉为百经之始和中华文化之源。这部经典之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西方广泛传播。迄今为止,《易经》的英译本已有100余种。其中,卫礼贤/贝恩斯英译本被誉为易学史上的“新约全书”。闵福德译本是最新的权威《易经》译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研究的视角从语言层面转变到了社会和文化层面。吉迪恩·图里结合前人描写翻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翻译规范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社会行为。翻译规范可以分为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本文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比相隔近90年的卫礼贤/贝恩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在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方面各自呈现的特点,并借助前言、注释等书内副文本以及采访、评论等书外副文本探究了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卫/贝译本借助歌德和《圣经》的思想,融入哲学和心理学的视角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易经》进行可接受性翻译,并将其视为可以补足西方文化缺陷、引领德国民众的东方智慧。在中国学在西方学术界热度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闵译本依托不断丰富的考古学和易学研究成果,从历史主义的角度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易经》进行充分性翻译,并将其视作帮助读者了解占卜文化、提高自我修养的手册。研究认为,翻译活动在关注语言因素的同时,需兼顾社会文化因素。本研究为《易经》英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易经》复译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