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技术具有两面性,其技术负外部性对人类影响越来越显著,人工智能失误频发,对人类安全、社会稳定造成威胁。所以,亟需有效手段对人工智能风险进行防范与规避。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进入全球治理视域,世界各国纷纷探寻本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出路。美国和欧盟已走在前列,在人工智能政策中讨论各类人工智能风险对社会经济、法律、伦理等各方面影响。我国政府对人工智能风险治理高度重视,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已对保障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性做了相应部署。2019年《新一代人工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体现我国对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视。但总体来看,我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治理政策设计数量少且较为笼统,还需要进一步合理规划。在人工智能风险治理领域,美、欧的有益实践经验能够为中国的治理之路提供借鉴。本文以2015年—2021年中国、美国、欧盟在国家与联盟层面上出台的17项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在对人工智能风险及治理进行理论梳理基础上,遵循“风险议题（what）、治理主体（who）、政策工具（how）”的逻辑建立三维分析框架,对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在风险议题方面,归纳出目前人工智能引发的3大类风险,包含9类具体风险,对中美欧人工智能政策中涉及的风险议题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中美欧政策中人工智能风险议题分布特点。在治理主体维度,梳理中美欧人工智能治理实践的主要参与主体,得到中美欧治理主体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实践参与度情况。在政策工具维度,按政府主导程度及其他各治理主体参与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类、市场类、引导类与自愿类,包含15个具体政策工具,将中美欧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分类至15个政策工具中,得到中美欧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使用偏好。最后对风险议题与政策工具做二维分析,深入考察各经济体风险治理政策实践特点。透过研究结果,发现在风险议题关注度上,中、美较关注技术风险,欧盟对法律风险关注度较高;在治理主体分布上,政府主导作用在中、美、欧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活动仍比较明显;在政策工具使用上,中、美、欧盟均倚重强制类工具的使用,其中公共服务的支撑作用明显。各经济体强制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均覆盖了所有风险议题治理,政府与强制类政策工具的主导作用在风险治理中的体现比较明显,其他治理主体及政策工具在风险治理实践中的作用有待深挖。将风险议题与政策工具联立分析后,发现各经济体在各类风险议题中政策工具使用呈现多样化,技术风险治理中包含的政策工具数量最丰富;强制类政策工具对各类风险议题的覆盖最为全面。最后,为提升我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布局合理性,促进我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实践发展,本文从树立全面的风险防范意识、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加强人才培养、加强信息公开等方面对我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实践提出政策建议,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