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发展到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号称“永嘉四灵”的文学群体，稍后而起的是“江湖诗派”。这批诗人，与此前活跃在诗坛上的陆、范、尤、杨所谓“中兴四大家”的诗风不同，更与北宋欧、苏等士大夫诗人的社会地位迥异，后人对他们的整体评价不高，系统研究也远远不够。然而，从四灵之初起到江湖诗派之终结，这批诗人活跃于南宋中后期有一百多年时间；参与其中之人数，据考证仅江湖诗派就有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宋一代人数最多的一个诗派，加上前此的四灵及十数追随者应该有一百五、六十之众。仅此两点，就值得今日的文学史家们给予足够的关注了。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陈书良先生对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最富新意的研究成果。作者将此书命名为“江湖”，副标题为“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眼光独特与命意不凡。原来，书良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批诗人的一大特征，与自屈原以来的陶、谢，李、杜，苏、黄等历代被人们所称道的著名诗人不同，他们都是一些够不上士大夫品级的幕僚、庶民，甚至是商人、贩夫、走卒之徒，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诗人，或者说是宋代官僚制度下的“体制外”诗人。然而，正是这批诗人，“撑起了南宋中后期诗国的一片天宇”，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独具特色的一个诗歌流派。面对这样一个异类的群体，难道不会引起读者的好奇探秘之心吗？作者以“江湖”作为书名，本身就颇有些隐喻色彩。按作者所言，这里的江湖，一是指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这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诗人，二是指相对于“庙堂”和“朝廷”而言的荒远之地。这足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在那片烟雨迷茫的江湖之上，荒寒野岭的茅屋之中，有一大批出身寒微，衣衫破败，穷困潦倒，漂泊流浪的农夫、郎中，甚至是走卒、贩客，他们正在用一支支彩笔，饱蘸着天地的苍凉，将内心里不尽的歌笑吟哭书写成一幅幅别具风采的风俗画卷，吸引着我们前去观赏。
　　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这批诗人，没有进入宋代的官僚体制之内。体制内的诗人，自然体会不到体制外诗人的处境，也很难体会到他们的心态。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只研究体制内的诗人，则遗漏了文学史上这一重要的文学群体；如果只用体制内诗人的标准来评判体制外的诗人，自然也言而无当。书良先生此书，紧紧地抓住“体制外”这一点而展开，切入点一变，则全书之面目立刻生新。作者首先以史家之眼光，分析这批体制外诗人的生存条件，偏安于一隅的南宋政治，士风的败坏，重商之风的兴盛，游士干谒的辛酸等等，都是这批诗人得以产生的原因。书良先生认为，甚至连“四灵”之得名，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的诗人自我炒作与自我组团，首先是得力于当时两浙商风的强劲，然后才受益于永嘉派巨子叶适的揄扬。“江湖”诗派之得名，不仅由于书商陈起首刻《江湖集》，更由于他和他的儿子“巧为射利”，一而再、再而三地刊刻了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江湖集》、《江湖小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等。而刊刻这些诗集之所以能够赢利，除了陈起善于进行商业宣传、营销得法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自然是这些诗集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有一大批喜欢和欣赏江湖诗人作品的群体。这说明在南宋中后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审美风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江湖诗派“尘俗”特色得以形成的原因，也是受到当时社会欢迎之所在。从这一角度来讲，“尘俗”不仅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充分理由，而且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江湖诗人的‘尘俗’以其特有的感染力，使人耳目一新，逼人仔细品味俗文化的滋味，让人在那底层世界，得到另一种美的享受”。作者就这样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层层剥笋般地剖析了四灵与江湖诗派，从而让读者对这批诗人有了一个新的评价和认知。
　　书良先生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论从史出，言必有据，颇有乾嘉之风。他沉潜于此项研究多年，挖掘和梳理了很多不易得见的材料，从而显示了此书在学术上的厚重。全书语言精炼、文笔优雅而又不乏深度。每章以诗偈作结，明显受到了陈寅恪《柳如是传》之影响。其诗偈用集句形式，又可见其读书之广，诗学修养之深。
　　我与书良先生多年前结识于中国屈原学会，声气相投，可谓一见如故。后一起参加某些高校的研究生学位答辩，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前年还敦请他进京录制吟诵，让大家得以领略长沙“读书腔”吟诵诗文的独特韵味。书良先生出身江南读书世家，其外祖父刘永湘先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即为湖南大学知名教授，伯外祖刘永济先生更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表兄陈贻焮先生也为古代文学研究界所推重。书良先生幼侍永湘公读书，长成承家学，天性勤奋，卓然成家。每读其书，如亲聆锦心绣口之论，亲沐儒雅君子之风。一月之前，书良先生将书稿掷下，嘱予作序，敢不承命。一来略述我先睹之幸，二来向书良先生此书之出版表示祝贺。